论《人性的污秽》中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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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性的污秽》中的“黑色幽默”

摘要:本文通过菲利普·罗斯“娱乐和严肃”的创作态度,结合“黑色幽默”中的幽默和荒诞,重点分析了《人性的污秽》中的荒诞性和黑色现实。具体关注于对绯闻的态度,政治正确性的荒诞和人的尊严的丧失。

关键词:荒诞政治和学术政治正确性尊严

菲利普·罗斯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他4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29部小说类作品和两部散文集,几乎囊括了美国文学类所有奖项。他和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莫德,共同成为支撑美国犹太文学这座殿堂的四根主要支柱。[1]

“黑色幽默”是美国60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是一种病态的荒诞的幽默,用喜剧的形式表现社会的丑恶和畸形,形式上具有情节不连贯,时空跳跃,结构松散等特征,代表作有《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罗斯曾在《读我自己的作品及其他》说过“纯粹的娱乐和极度的严肃是我的两个密友,我将带着它们在这个国家行走到最后”[2]这是罗斯的写作态度,这种写作态度很好地体现在《人性的污秽》中。小说中有“黑色幽默”的因素,其中的种族问题,政治正确性问题是主人公无法逃脱的困境,整部小说体现了一种黑色基调。

小说从一开始就充满时代感和荒诞性。总统克林顿的丑闻作为小说背景,同时,雅典娜学院的古典文学教授的丑闻也在此时曝光。两

个最不可能发生道德败坏行为的人,却在1998年的夏天,同时曝出了桃色丑闻。噱头十足的开场,从开篇就以一种娱乐的形式扣入人心。作者不时借他人之口对此进行调侃,如福妮雅说“比尔·克林顿的阴经被吮吸了,这对我车子散架有什么帮助?”[3]莱斯特说“怎么会有老兵睡在街上,而那个逃避服兵役的家伙却睡在白宫里呢?”[4]国家大事,集体利益,并不比车子散架和有个地方睡觉更值得重视,宏大叙事的严肃性在轻松的口吻中被消解,嘲弄。科尔曼的一系列遭遇体现了现实的黑暗和荒诞,他是虚伪的“政治正确性”(即一个公民有义务按照宪法规定,保持一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和立场)的牺牲品,人们在道德上的吹毛求疵,让他在生前和死后都不得安宁。科尔曼凭借自己的学术成就成为雅典娜学院为数不多的犹太教授,第一个犹太院长。他大力改革学员的教育体制,使死气沉沉的学校充满活力。他本可以享受永远的尊荣,但因为“幽灵”一词的使用,他就被冠上种族主义者的恶名,受到校方正式的审讯。有点逻辑思维的人都能判断出种族歧视指控的荒谬性,但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竟然毫无条件地承认了这项罪名。究其原因,这些学院权威人士实质是憎恨科尔曼对学院体制的改革力度。滑稽的是,不论是他曾经提拔过的教授,还是与他共事几十余年的同事,都集体保持沉默。学校本来是学术性的场所,但是在这里,政治性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政治的正确性让众多高级知识分子明哲保身,政治污染学术界,压抑人性中的善良和正义的一面,其间的荒诞不言自明。

要探究罗斯的写作动因,理解雅典娜学院师生的行为逻辑,我们有必要理解一下20世纪美国社会上的大事。60到70年代是“狂乱的年代”,黑人民权斗争激烈;性观念空前开放;青年反叛传统;妇女运动再次迎来高潮,争取性别平等,女性解放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当时社会上甚至流行“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观点。

[5]1965年美国政府从支持到直接派兵参加越南战争,引起美国人民的不满,在校学生更是发起抵抗战争活动,最终激化成政治暴动。科尔曼成为女权主义的靶子。科尔曼教授古典文学时,被学生告发为“贬低女性”,系主任德芬妮·鲁斯就认为科尔曼的观点落后,应该改正授课方式。但科尔曼反驳说“这是对两篇戏剧的误读,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狭隘、偏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不值得纠正。”“这不是‘视角’,这是新近最流行的漱口水。”[6]科尔曼从纯文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但社会上流行的女性主义视角迎合了学生甚至老师的批评趣味。这显然在影射60年代以来的妇女运动,学术问题再次上升到政治问题层面。罗斯通过发生在科尔曼身上的“幽灵”事件和“贬低女性”事件,意在表明政治倾向性侵入学界,知识分子已失去纯洁的学术氛围沃土。

在罗斯纯粹娱乐的背景材料下,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极度的严肃”的思想,种族歧视问题就是其一。“幽灵”事件是场闹剧,科尔曼本身就是一个犹太身份的黑人。科尔曼改变种族身份并不是因为黑人本身的问题,作为黑人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他受的教育是古典优秀英语文学的精华,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拳击、田径都很

厉害,他比很多白人都优秀。直到科尔曼进入为黑人开办的霍华德大学,在校外买热狗遭拒,被骂为“黑鬼”,他决心逃离黑人境遇。恰逢父亲猝死,科尔曼立马进入纽约大学,并在1944年的参军登记表上勾上“白人”选项,种族被改写。他的第一任女友斯蒂娜在得知他是黑人后离开,坚定了科尔曼消除黑人身份的决心。他娶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犹太女人艾丽斯为妻,头发比黑人盘结的头发更像黑人,这正是科尔曼理想的妻子类型,既不会对他有过分的宗教要求,还可以为以后生出黑人后代找借口。科尔曼断绝与母亲和家人的关系,黑人历史被他彻底删除。但命运再次开起玩笑,这个曾经受歧视的人现在被打上种族歧视的标签。

法律并没有给黑人地位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科尔曼决定隐瞒黑人身份是在四十年代,种族歧视还很严重。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种族隔离制度被取消,但种族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被称为“幽灵”的黑人学生,担心科尔曼会动用其影响力打击她,不敢到学校上课。这隐喻了黑人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并没有从心理上消除被歧视的阴影,他们仍然是需要被保护的弱势群体。一直充当黑人学生保护者的白人德芬妮主任,扮演种族平等的高尚白人,在她的征男友启事中,她差点没直接加进“唯有白人需要申请”[7]。从她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一直充当黑人解放者的白人,虽然表面上维护黑人的权利,但骨子里并不接受他们。黑人解放的不彻底性在这里凸显出来。

和清洁女工福妮雅的性丑闻更是对科尔曼的致命一击,人的尊严被

践踏无遗。第一章取名“人人皆知”是一个讽刺,“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一个受凌辱、没文化、比你小一半的女人。”[8]事实上,除了科尔曼和福妮雅的关系是事实外,“剥削”,“没文化”都不是真相。律师告说“两年后,他依然不能权衡什么符合以及什么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9]孩子们听说父亲的丑闻,根本不关心真相,就毅然通知科尔曼要和他断绝父子联系。其中不乏宿命论的成分,但这实际上说明了人们吹毛求疵的道德观扼杀自然人性。

人们的理性是盲目的。福妮雅从十岁就遭到继父的骚扰,14岁被指奸,母亲不维护她,她逃离家园,但生活的魔爪让她陷入堕落的泥潭,她嫁给有精神疾病的莱斯特又遭到家暴,孩子也意外被烧死。她在雅典娜学院的工作是出卖肉体获得的。只有科尔曼不把福妮雅当作性欲发泄对象。那些指责、议论科尔曼用权力凌辱女性的白人,根本不相信科尔曼和福妮雅的感情,仅凭绯闻就给他定罪;律师从个人发展利益出发,否定二人的关系;孩子们从道德和社会影响出发,坚决反对父亲的行径。这显然是理性在压抑人性。

真正有污点的是那些冷漠的人们。汽车事故后,谣言重伤科尔曼。德芬妮还污蔑他闯进自己的办公室。死者的家人拒绝找出真相,福妮雅的母亲反对为女儿找出真凶;科尔曼的儿子为恢复父亲的名誉,避讳查出真相。那些制造事端,事后想掩盖丑行的人们,他们虚伪的正义、道德才是他们身上真正的污点。科尔曼死后,参加他葬礼的人才超出想象,基本上是他的同事,这些人的出席,实际是对自己泯灭良知的默认。校方代表的致辞,代表人们的集体忏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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