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三个问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三个问题作者：肖爱民来源：《学理论·上》2014年第11期摘要：2008年在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毁灭性灾难，金融危机现已进入相对平稳期，即后危机时代。

为了深入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有效路径，有必要检视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内容。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策研究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1-0017-02众所周知，2008年美国爆发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向全球扩散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和严重经济衰退，在一些国家甚至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同程度的毁灭性灾难。

目前，危机已趋向缓和，进入相对平稳期即后危机时代，也称后金融危机时代，而“后危机时代，每一份早餐都会有特别的风险与味道”（股神巴菲特语）。

本文着重探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内容。

一、研究意义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国家，如何应对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出现的诸多新变化新特点，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课题。

本研究有如下两方面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有利于正确认识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及其本质，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各国采取了规模和力度空前的金融救助以及经济刺激政策。

在这些强力措施的作用下，国际金融市场趋向稳定，世界经济形势总体有所好转，主要经济体经济开始走出衰退。

但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且数量较多。

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甚至军事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动向。

突出表现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的因素和现象增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显突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和平、发展、合作仍是国际动态的基本趋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1]。

自信源于自知。

只有正确认识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及其本质，只有通过对时代大势、历史发展机遇与挑战的清醒判断和全面把握，才能真正达到自知，从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有利于认清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中的机遇和挑战，吸取危机教训，探寻有效应对路径，促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它不是产生于新兴市场国家或是游离在国际金融体制之外的“边缘”国家，而是起源于和爆发在发达国家的心脏地带。

金融危机的结果是，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话语权，也使世界经济蒙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存在的时代，是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的时代。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与经济的发展态势有着甚为紧密的关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整个格局的变化。

特定国家的政治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经济话语权，而一定条件下，特定国家的政治话语权又会主导其经济话语权[2]。

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多个层面进一步发酵，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世界上的各种重要力量的博弈，以及作为博弈的具体体现的相关重大事件，发挥了促进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非一成不变，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从根本上推动了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认清后危机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中的机遇和挑战，吸取危机教训，探寻有效应对路径，促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早日实现。

二、研究现状1.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已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丰。

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报告》中，详细披露了这场金融危机的背景、过程及根源，阐述了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索罗斯在《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一书中，解读了本次危机的来龙去脉、与历次危机的异同以及对未来的影响，索罗斯认为，我们正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史蒂芬妮·格里菲斯-琼斯主编的《看得见的手：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阐述了市场参与者和管理者的行为、极端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普遍理念是如何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

约翰·莫尔丁、乔纳森·泰珀在《终局：看懂全球债务危机》一书中，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进行了深度解读，并给投资者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投资策略。

《斯蒂格利茨报告：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一书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存在的严重缺陷，自由市场可以产生高效、稳定的经济效益这一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市场会进行自我调节这一观点同样是一种悖论。

理查德·佛罗里达在《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一书中认为危机孕育着转机，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在就业及教育资源的提供、交通设施、出行方式、住房、消费模式等方方面面都进行升级优化，以促进人才、商品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加速经济“新陈代谢”速率，为未来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等等。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外学者多从经济体制运行层面分析危机的成因。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的专家学者对金融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关注主要有五重视角：一是侧重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分析危机的成因（李慎明，2011；等等）；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分析金融危机呈现的新特点（何秉孟，2010；俞可平、王伟光、李慎明，2011；等等）；三是认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新变化（何秉孟，2010；李琮，2013；张宇、蔡万焕，2009；等等）；四是注重从国家利益层面探索危机的影响及对策（成思危，2012；李稻葵，2012；张幼文，2011；等等）；五是多角度分析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张宇、蔡万焕，2012；等等）。

国内专家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成思危的《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社科院、人社部主编的《金融危机分析与对策》，李稻葵的《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乱世中的大国崛起：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世界》，俞可平、王伟光、李慎明的《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李慎明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李慎明、黄蓉生的《“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靳辉明、李崇富的《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何秉孟的《美国经济与金融危机解析》、《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聂运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论文），周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论文），刘仁营、左乐平的《金融危机坐标中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论文），黄华光主编的《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新变化、新调整》，王秋石等的《全球金融危机——成因、应对、思考》，吴国平的《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文学国、高海红、范正青的《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措施与经验》，张幼文等的《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重大主题与发展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的《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秩序重构》，水中梵编著的《后危机时代：新趋势新策略新商机》，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危机的内涵、成因、特点、影响、启示与教训，而且在实践层面联系中国经济现状，比较中外区别，提出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对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三、研究内容国内外专家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寻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有效路径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料和十分有益的启示，但也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表现的新特点有待追踪研究；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深远影响有待深入探究；后危机时代中国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应对路径有待系统研究。

1.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研究。

可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追踪研究：一是经济基础层面，包括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模式、资本运营方式、财富占有形式等方面的新变化新特点；二是上层建筑层面，包括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发展阶段、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新变化新特点。

在此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点的实质。

2.资本主义新变化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每一新变化都会对社会主义中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影响具有双重性。

可围绕如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干涉主义的影响、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等。

3.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路径研究。

面对资本主义诸多新变化新特点及其影响，可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里只初步提出中国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路径体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提升国家经济硬实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信力；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势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力；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军队战斗力；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展现中国外交影响力；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

参考文献：[1]杨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J].红旗文稿，2012（23）：11.[2]丁柏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传播的定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