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学术话语递嬗,解构清世朴学万象——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从理学到朴学》读书报告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读书报告张立方十八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发生突变，即对中华帝国正统的儒学经典充满怀疑。
一批学者运用语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等实证性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儒学遗产众多理论的合理性，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所充斥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从而由义理心性之学转向训诂考据之学。
这种突变与巨大的政治动荡无疑具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一转变延续了二百余年，并取得了至为辉煌、令人叹止的学术成就，就不能仅仅归因于政治的变动了。
其中，必有颇为复杂的学术内在理路和外在背景的巨大作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通过对这种学术的形成、发展诸种内外因素的条分缕析，重现了明清以降中国社会与精神的“面面观”。
一、清代朴学的学术成就提到乾嘉考据学，很多人就会首先指出这个学派的缺点：埋头故纸堆、脱离实际、琐屑细碎等等，但在《从理学到朴学》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考据学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考证，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
他们批评了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倡导实学，建立起了相当数量的藏书楼。
这些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有许多人在学术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如阎若璩主张一个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平其心”而“抑其气”，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经典文献。
姚际恒、段玉裁也认为“心平”是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做学问必须要坚持公正客观的态度。
另一位深受考据学影响的大师——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纠正了重经轻史的偏失，明确地把六经变成史学的研究对象，使经典研究历史化。
对于清代学术研究“专业化”现象，章学诚承认，就个人而言，现代人只能掌握历史积累知识的一小部分，古人则相反，他们因为处在较低的文化水平，倒易于掌握各种知识。
他认识到，只有进行专题性研究才能复兴和延续已佚失的儒学传统。
戴震的社会批判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孟子字义疏证》（戴震认为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对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蕴含着很强的理论冲击力。
论中国学术话语的当代建构——基于历史进程的视角
论中国学术话语的当代建构——基于历史进程的视角
普慧
【期刊名称】《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34)006
【摘要】"学术话语"(Academy discourse)一般是指构成一种知识体系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概念、术语、范畴和文段(text).学术话语的建构历程反映了人类走向理性的过程.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体现了其时思想体系的变化与发展.从中可以看出,一种学术话语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学术话语的对话、交流;学术话语权力不一定以经济的强势为标志,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学术话语的权力.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从概念、术语、范畴、思维方式、理论思辨、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通过涵化和濡化的方式,形成既适用于全球化的学术交际,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总页数】8页(P1-8)
【作者】普慧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西安,71012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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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朴学名词解释
清代朴学名词解释
清代朴学，又被称为“汉学”或“考据学”，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
这种学术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轻义理，因此被称之为“朴学”。
由于朴学采用的是汉儒训诂考订的方法治学，所以又有“汉学”或“考据学”之称。
朴学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他们认为宋明理学过于空谈义理，而忽略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转向了对经典的深入研究。
此外，康乾时期的大兴文字狱也促使学者们转向了考据训诂的研究，以避免政治上的风险。
朴学的代表人物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大昕和戴震等。
这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重视考据、训诂，学风平实、严谨。
他们每考证一个义理，都会搜集大量相关材料，旁征博引，锲而不舍，然后得出结论。
朴学的内容涵盖了经学、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史籍考订、方舆地志、天文历算、金石乐律等各个方面。
他们的研究范围广泛，对传统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朴学也存在一些弊端。
在实践中，由于过于重视实证和考据，有时会脱离实际，陷入烦琐细碎的考证之中。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如需更多信息，建议查阅相关文献或咨询历史学家。
文献学之清代朴学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六：清代朴学万献初撰（宋时磊纂集资料）有清一代，是国学全面总结的阶段，三百年学术精博而又深广，分量重而价值高。
清代学术汲取晚明学术游谈心性、空疏误国的惨痛教训，以求真务实的考据之学为主导，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形成质朴实在的学风，因而清代学术被称为“朴学”或“实学”。
汉代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重诂训的实证学风在清代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故清代学术又被称为“汉学”。
梁启超认为：该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1]1644年，清兵入关，中原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进入了异族统治汉族的时代。
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与牵制并举的政策。
一方面，推行汉化政策，沿袭明制，开科取士，重用博儒，网罗天下人才，开馆修明史，校理历代典籍，编纂《四库全书》，使民族矛盾渐趋缓和，满清政权逐步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
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社会舆论，禁锢自由思想，大兴文字狱，杜绝一切对满清统治不利的思想和言行，最大限度地限制汉族知识分子的主观思考。
社会环境的变换，促使传统学术在清代发生重大转向，众多学者只能埋头整理、发掘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考据之风大炽，成为清代国学的主流。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考据之风渐次衍及众多学科。
经学方面，又以汉学为主、宋学为次，以古文经为主、今文经为辅。
顺治、康熙两朝是清代国学初兴时期，也是学术范式的创制时期，“清初三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风气之先。
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遍行，虽在不同地域和师承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支派，但总体精神相似，形成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
道光朝以后，清代国学发展到了第三期，其特征为今文经学的兴起，融合外来新学，以及出土文献的研究。
同时，清代后期也是国学走向衰落的时期。
一、清初学风的转变与朴学范式的建立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纠正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的偏颇，形成晚明长于思辨的学术形态。
第四讲：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以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为中心
第四講：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以艾爾曼《從理學到朴學》為中心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问题在哪里？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一百年來，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典范。
（一）1904年，章太炎《訄书．清儒》（重订本）。
（二）1904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一节。
（三）1907年，皮锡瑞《经学历史》。
（四）1907年，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
近一百年里面，最重要的典范性著作：（一）中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1）、《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1926）、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二）日本：狩野直喜《支那哲学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均为1920年代的京都大学讲义）、森木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东京，文求堂，1930）。
两种典范：（一）“外缘影响”论————从社会背景来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
（二）“每转益进”论————从内在的资源、转化和启迪方面讨论清代学术起源。
————以欧洲文艺复兴作背景的历史脉络，使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史研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艾尔曼的三部著作：《从理学到朴学》。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第一，他相当注意从经学内部的分歧中，看到思想史的变化、差异和冲突。
第二，他相当注意科举制度和文化人的身份、角色，在思想史上的意味。
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族、地域、通信以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这就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它和侯外庐的社会史與思想史，相差很大。
三、对于艾尔曼的批评：以《从理学到朴学》为例第一个问题，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吗？【A】北京乾隆十九年（1754）——北京，进士考试（甲戌科），秦蕙田主持，成为进士者有朱筠、王鸣盛、王【永＋日】、钱大昕、翟灏、纪昀，《纪晓岚文集》卷十六《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此科最号得人……，皆称汲古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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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清儒的理学批判与经学发展
宋 明理 学 的批 判 、 总结 和反思 的基础之 上 ， 经 过 明 末
“ 本义 ” 取代 “ 理” “ 心” ， 重 构 儒 家经 典 的解 释方 法 。 朴学从此滥觞 。
面对理学空谈 的泛滥 ， 许多有识 之士开始 指责其 空疏 。如焦 批评 时人 ： “ 今子弟饱食 安坐 ， 典籍满前 ，
乃束书不观 ， 游谈无根 ， 能不 自愧？ ” 杨慎感慨 ： “ 宋世
儒者失之专 ， 今世儒者 失之陋 。失之专 者 ， 一 骋意见 ，
两者区别对待方面 ， 学者们 可谓不遗 余力 。以顾炎 武
己治人之实学 ” 。 。 。 在这种背景下 ， 以顾炎武为先驱 ， 对宋 明理学 ， 尤 其是 明代 陆 王心 学 大 胆质 疑 ， 彻 底批 判 ； 以“ 考据”
证字音 、 字义 、 名物 ， 审订文献 、 辨别真伪 、 校勘谬 误等 的学 问。由于 其侧 重考 据 ， 故又称“ 考据 学 ” 。据梁 启超先生归纳 ， 清代朴学 以其 十大特色而 成就一时代
的关 系 。
用 了“ 分 步走 ” 的战略 ：
第 一步 ， 将经学一分 为二 ， 批 陆王心学 ， 树程朱理 学。最早朴学 家采取 这种分 而攻之 的办法 ， 固然一部 分是因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有着天然的差别 ， 但从 根本 上来说 ， 这 主要还 是他们 的一种 斗争策 略。在 对
二、 朴学的形成背景
在专制君主治下 犯大不 敬律 ” 。譬 如 ， 清代刘震 宇 《 佐理万世 治平新 策》 一案 ， 仅 因 冒犯 朱 熹便 遭斩 首
毁书之命运 。有鉴于此 ， 朴学家们在斗争策 略方 面必 须格外小心 ， 以免惹来杀身灭族之祸 。 为完成对理学 的批判 ， 清儒 们可 谓煞 费苦 心 ， 在 战略和 战术上都是小 心翼翼 。今天看来 ， 他 们实际采
朴学的名词解释
朴学的名词解释朴学，是韩国特有的一种哲学流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朴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以及深厚的文化背景。
在当代，朴学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演变为一种人类思考与探索的方式。
1. 哲学的本源朴学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存在和本质。
它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而人的本质则是通过与他人和世界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朴学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2. 知识论的研究朴学的知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知识的生成和传播两个关键环节展开。
它认为知识不是超然于人类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和经验逐渐积累和形成的。
在朴学的视野中，知识是一种主观实践的产物，需要不断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
3. 解构二元对立朴学深刻反思和批判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社会和人的认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它强调要超越对立的观念，去理解和接纳人类多样性和复杂性。
朴学将人的存在和现实界限看作是连续的，破除了对二元对立的过度简化，提出了一种更为综合和全面的思考方式。
4. 朴学与现代科学朴学与现代科学的确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对话。
朴学批判了过度理性主义思维对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强调感性和直观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朴学也认识到现代科学的重要性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
它鼓励将朴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存在和社会现象。
5. 迁移性与开放性朴学提倡的迁移性与开放性理念被视为其核心思想之一。
迁移性强调了知识和思想之间的交流和流动，激发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开放性则主张对不同观点和理论的接纳和尊重，鼓励对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的包容。
这种迁移性和开放性为朴学的跨学科研究和理论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朴学作为一种富有深度和广度的哲学流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和探索方式。
它对人类存在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并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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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汉学名家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所著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①是深入了解清代学术、社会、经济和政治诸方面不可或缺的学术著作。
艾尔曼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曾撰写有关汉学和中国历史的著作。
艾尔曼在本科阶段学习西方哲学,因对汉语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又自学了汉语。
艾尔曼曾经在汉密尔顿学院、台湾辅仁大学、夏威夷大学等高校有过学习和研修经历,在专业方向选择上,尤其钟爱中国思想文化、科技史及文化交流史,并且有很高的造诣。
在《艾尔曼教授访谈录》②中,他谈到因为对康梁等人产生学术兴趣而产生著述的愿望,学术思想史与哲学密切相关。
以上各点正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他决定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
艾尔曼教授著有《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90》及《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等著作,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刊行于世。
二、各章梗概与评价第一章为概论,勾勒出中华帝国晚期的学术话语革命的社会背景。
西方史学家原本对中国的认识是断裂式的,忽略宋元明清对儒家式微和现代化萌芽的关键作用。
十七八世纪小学家们倡导实证和考据,为了恢复古代理想社会,事实上造成了儒教的衰亡,造就了新时代的话语体系。
第二章为考据学派与公认认识论观点的形成。
作者认为考据学派跻身为主流学术话语不仅是汉族士大夫的主动选择,而且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
该章论述了起源、对学界专业化结构的影响、认识论特点及西方科学作为外部因素的促成作用。
第三章起重点讲述了江南学者的职业化。
从社会研究的角度,重点论述十八世纪的朴学家兼具商人和学者特点,并具备文献考证的学术素养。
当然这种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富庶的江南及学术发展之间的联系。
本章讨论了大概以下几个问题:发起阶层、学术共同体组织机制、学术成员的特点及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
作为对宋朝名著《十三经注疏》的清代延续,1829年刊行的《皇清经解》包罗宏富,是朴学的集大成制作,囊括75位学者的180种著作,共1400卷由阮元收辑而成。
光绪年间,王先谦又辑乾嘉以后经学著作兼乾嘉以前而被阮元《皇清经解》遗漏的经学著作为《皇清经解续编》,清代经学著作基本囊括于此。
该书以是否应用文献考证方法为收录文章的标准。
有趣的是90%的作者都是江南人氏,绝大多数拥有科举功名,不少人家境殷实,比如阎若璩来自盐商世家。
仍有1/3学者靠经学来改变自身地位。
商人后裔和学者构成的实证学派团体利用学术来谋生,是十八世纪职业化学者身份构建的典型特点。
作者采用了约翰·杰克逊对职业的定义,并认为江南经学家大概介乎理想型职业和行业性两者之间,他们的职业是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组成部分。
从康熙帝开始,力图缓和汉族知识分子和朝廷的对立情绪。
他兴办博学鸿词科,延揽汉族士人入仕,还采用资助方式招聘知名学者编纂图书。
十七八世纪由武英殿出版,内务府赞助的书籍就多达150多种。
此外,徐乾学、徐元文等通过编修《大清一统志》的机会招聘学者,优秀学者如阎若璩、顾祖禹和胡渭等都由此脱颖而出。
类似的资助者包括朱筠、毕沅、阮元等。
书院在宋明时期都为心性之学、道德培养和抒发政治上不满的地方。
清代书院如复社、望社和讲经会等则对考据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兴的龙城书院、江阴的紫阳书院和暨阳书院及南京的钟山书院都汇聚了名噪一时的汉学大家。
他们的生活包括讲学、私人研究、幕僚生活等。
第四章讲的是学术、图书馆和出版业。
该章论述了由书商、藏书家及出版家构成的交流网络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者谈到了江南的藏书楼,当时杭州的藏书家对四库馆所做的贡献、出版业的兴盛及图书贸易。
朝廷对出版业的重视及乾嘉时代图书目录分类辑录了佚失文献,确定了考据学派视角下的合理学术类别,并纠正了文献的乖舛之处。
这摘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是深入了解清代社会、文化和学术的海外汉学家的集大成之作。
艾尔曼教授此书中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利用政区和地方史透视朴学的兴衰。
此外,他还采用福柯的“话语”概念,追根溯源,与东汉经学、宋明心性之学进行比照,确立清代朴学的历史定位与承继关系。
种种有关学术话语的“丛聚”概念和“子概念”贯穿全书,勾勒出一幅朴学贯穿的清代的社会长卷,这两种研究范式无疑为研究清代朴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方法。
关键词: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话语新文化史(1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2复旦大学外文学院;3上海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00)汪薇1朱雷2,3———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管窥学术话语递嬗,解构清世朴学万象思想理论研究70--期)是当时清代学术的杰出贡献。
第五章讲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
具体谈到当时通行的札记著作,以跟理学的“语录体”相区别。
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鸣盛的《蛾术编》和王念孙的《读书杂记》等。
在考据话语中,阎若璩采用严密的年代学方法,用近乎计量分析的方式处理前代遗留课题。
而梅文鼎则利用数学的演绎过程研究“理”的内涵,焦循则精通中西天文运算,认为运算逻辑是《周易》数理逻辑的核心内容。
在资料利用和引证方面,体现在有意转向西汉文献、注明出处、考证辨伪及制作图表等。
在考古学和金石学方面清代学者摒弃了明代学者的鉴赏趋好,只记录其流传和发现过程。
大量为古代学者编辑年表和年谱是实证考据的另一体现,如钱大昕编写《疑年录》,王懋竑编写朱子年谱等。
另外,在累积性研究方面,清代学者的“补证”和“辩证”反映出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学术进步。
最明显的是对《尚书》古文经真伪的争辩考证,他们的争论还设计了学术发明优先权。
有趣的是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如戴震学说与日本学者伊藤仁斋有巧合之处。
第六章讲考据运动的终结。
普遍认为内部和外部因素是造成考据运动终结的关键因素。
考据运动的凋敝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该运动的逐步没落。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
”是自然规则,十八世纪末考据运动达到巅峰。
戴震认为学界重视考据忽视义理或哲理。
常州公羊学学派也强调重视《春秋》包含的哲学义理。
阮元称赞清代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不专为汉宋签注之学,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③。
今文学家对阮元重视宋儒“性与天道”的激赏都是有利证据。
1830年后,士大夫面对内外交困,转向公羊学和理学,更加重视现实诉求。
常州学派的今文学家力图扭转汉学的琐碎考辨,有利于推动十七世纪经世学说的复兴。
魏源致力于经世之学,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在此基础上讨论小学问题。
他的传世名著《海国图志》即体现了考据性实证地理研究,也是出于经世目的的地缘政治学著作。
方东树对考证学派的朴学特质进行了批判,崇尚实学。
这一点两个学派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禁烟的存废问题上。
同时,宋明理学的复兴趋势同样是造成考据衰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使江南考据学派共同体衰落的直接原因,比如科举考试废弛、藏书散轶、学校解散。
尽管经过同济中兴,汉宋之争嗣后为中西学之争所取代。
西方的入侵同样导致学术共同体凋敝,如:《皇清经解》、《永乐大典》仅存抄本遭到破坏。
三尧作者对晚清学术话语体系解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话语,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
清代的“乾嘉学派”的朴学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先代学术的继承与批判。
束书不观,乃至游谈无根的确是理学学者的通病。
顾炎武曾说:“舍经学无理学”,这是晚清学者反求古经、潜心考证之学的重要原因。
有清之时朴学繁荣一时,风头一时无两。
艾尔曼的著作在这点处理得很好,作者的切入点在清代的经济社会状况,采用考镜源流的方式,剖析了东汉经学,主要是宋明心性之学与清代朴学的承继关系。
在章节安排上,如第一章第三节(理学的解体),第二章第一、二节(考据学的出现和明亡的冲击),第四章概论部分(p113页)印刷术对宋代经学复兴作用的论述和第五章第五节(学术发明权的讨论),优先权这一话题就是对新的学术发展方向,对于此后的学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根本否认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不承认在历史研究中存在所谓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史学考据的研究泛化为文学表述的行为。
艾尔曼针对为了保存历史叙事的连贯而牺牲史实浓墨重彩专于诠释的做法。
“要确定以史实为基础的重新理解的框架,应该分别考察“动机”和“后果“,处理好事实叙述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④(张旭曙袁20027)。
这番话为艾尔曼所做的努力做出了很好的注解。
显然,作者重视哲学框架(framework in philosophy)的作用,提出朴学是一种古典背景的形而上学向“知识主义”的转变,从心性和道德修养向实证学风的变化。
艾尔曼采取了融合学术史和社会史,采用了所谓“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看待考据学。
虽然经济社会背景是他花费笔墨颇多的地方,但他的关注焦点并不是仅仅囿于思想史,在晚清社会经济背景下,考察长江下游学术共同体的演进过程及关联的社会经济等内外因素。
彰显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学研究方式的发展。
贯穿全书的是理学到朴学的发展的思路,包括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模式、学术话语和学术职业化等“丛聚”概念,继而牵涉出具有“下义”意义的一系列“子概念”:出版、藏书、学术发明权、书院等。
“话语”的概念很容易看出借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艾尔曼将其无缝嫁接到晚清学术体系的研究中是极为合适的。
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话语背后的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共生关系,通过文本解构背后的话语准则,以及社会和政治是如何通过话语编码的。
晚清朴学自有其兴起、繁盛、衰败的历史周期,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遗留下的文本,自然成了解构背后权力关系的最好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史料搜集上翔实而多样,有不少甚至是稀见文献,搜辑之功极强。
除了学术著作的序跋之外,艾尔曼还搜集了一些信札⑤。
诸如:段玉裁给同行的可称作“论学尺牍”,归庄给同乡顾炎武的属于“友朋书札”,极具文献学意义。
不仅如此,通过书后目录看出作者参考了世界各国的汉学史料来探讨中国十七八世纪末期的学术话语,这都是作者严谨学风的体现。
朴学始于清初,最早创始者当属顾炎武、阎若璩和胡渭等人。
盛极一时的朴学人物代表有段玉裁、王念孙、戴震等学者。
及至晚清没落时期,遭受西学的极大冲击,最终走向衰亡,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等。
梁启超⑥分别将三个时期命名为启蒙期运动、全盛期运动和蜕分期运动,精确地概括出朴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然而,就朴学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而言,学界有一些不同声音。
如曹鑫⑦认为:以考据为特色的朴学固然是十七八世纪的学术宠儿,清廷还是尊崇理学,并奉之为正轨的。
毫无疑问,朴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对理学形成很大冲击。
他还认为清廷纂修《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是保存文献,可能还有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并非只是为了发展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