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_宋诗选注_的文献价值及文献疏失

钱钟书《宋诗选注》的文献价值及文献疏失王兆鹏提　要　本文主要讨论钱钟书《宋诗选注》的文献价值,并提出“钱注宋诗”这一品牌,以与《钱注杜诗》相辉映。

钱注宋诗不仅选源异常丰富,引用、提示的文献特别多,而且注意辑补佚作和考证文献真伪,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但也有不符合文献规范的疏失,诸如校勘异文不交代出处,擅改原文而无版本依据等。

关键词　钱钟书　《宋诗选注》　钱注宋诗　文献价值在杜诗学史上,有千家注杜之说,但书名冠以笺注者姓氏而且得到学界认可的,似乎只有《钱注杜诗》一家。

其实钱谦益笺注的杜甫诗集,最初的书名并不是《钱注杜诗》,而是《杜工部集》,直到20世纪初,才将书名改为《钱注杜诗》①。

此后,人们习惯上称钱氏注本为“钱注杜诗”,这是对钱注本特色和价值的认同肯定②。

援《钱注杜诗》之例,兹将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简称为“钱注宋诗”,以与《钱注杜诗》后先辉映。

钱注宋诗自1958年印行以来,大陆和港台已重印、再版20多次③,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在20,钱注宋诗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种,不仅销量大,而且影响的时间长。

从问世至今,一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好评,直到现在,中国内地仍有不少专题论文来讨论它④,日本还经常举办“钱钟书《宋诗选注》读书会”⑤。

现在①②③④⑤参见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编《橄榄》第八号(1999年12月)《研究会　报》,第210页;第九号(2000年12月)《研究会　报》,第291页。

如马晓斌《〈宋诗选注〉论比喻:钱钟书比喻说研究之二》,《语言研究》1999年增刊;向以鲜《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吕明涛、宋凤娣《钱钟书〈宋诗选注〉注释体例探析》,《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李洲良《钱锺书论宋代诗人:读〈宋诗选注〉札记》,《宁夏大学学报》2001第3期;李洲良《由〈宋诗选注〉看钱锺书的选诗标准》,《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李洲良《诗与史:论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对诗、史关系的阐释》,《学术交流》2001年第5期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北京第1版,至2002年7月已重印18次,累计242325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2002年7月统计。

承该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审宋红女士电告,谨此　谢)。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的繁体字本《钱钟书集》和2002年出版的简体字本《钱钟书集》,也都收录了《宋诗选注》,并单册零卖。

另外港台版本至少有5种: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台湾学海出版社1979年版、木铎出版社1980年版和1987年版、书林出版社1990年版。

关于《钱注杜诗》的特色,可参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合肥:黄山书社,2000。

钱谦益笺注的杜甫诗集,康熙六年(1667)季氏静思堂初刻本题作《杜工部集》二十卷。

清宣统二年(1910),顺德邓氏风雨楼排印本《汇刻钱牧斋五种》据静思堂原刻本重刊,始题作《钱注杜诗》。

此后,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据静思堂原刻本校点)亦题《钱注杜诗》,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时仍之。

的学术界通常都不把普及性的选本当作“学术著作”看待,而钱注宋诗却被海外内外学者“公认为宋诗的最有价值的注本”,“权威性的参考文献”,“别具学术风采的诗学专着”①。

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在我看来,钱注宋诗作为当代选本学一个重要品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其文献价值及相关文献问题。

一、文献价值钱注宋诗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源异常丰富,二是引用、提示的文献特别多,三是注意辑补佚作和考证文献真伪。

今人选注古典诗歌,一般都不太重视“选”。

通常是找几种前贤今人的相关选本,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选”出若干首,便组装拼合成一种“新”选本。

这样的选本,选源既陈旧有限②,又是在前人划定的圈子内重新组合,也就不可能发现、挖掘出新的作品,所选作品虽然也可能是名篇佳作,但缺乏新鲜感和“原创”性,自然也不会有多少学术含量。

钱注宋诗则不依傍前人,而广寻选源,在超量查阅宋代诗学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精心的选择。

20世纪50年代选宋诗,条件远不及现在,那时没有《全宋诗》可资利用,“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③。

早在编著《宋诗选注》之前,钱先生就对宋诗的文献下过相当深的工夫,撰有《宋诗纪事补正》④而在作《宋诗选注》时,又进一步在文献的整理上花了大力气。

最近杨绛先生告诉王水照先生说,钱先生“没有从选本到选本,而是从各类总集、别集中直接选诗,几乎把宋人集子都看完了。

”⑤笔者初步统计,钱注宋诗直接征引过的宋诗总集有11种、宋代诗文别集169种、类书8种、宋人笔记45种、宋人诗话著作20种,方志2种。

这还不包括那些查阅过而没有征引的宋人著作,也不包括已征引的宋以后和宋以前人的著作。

像《永乐大典》和《说郛》这样的“大部头”也都多次征引。

书中征引的宋人别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即使是专门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未必读过。

其中诸如陶弼《邕州小集》、金君卿《金氏文集》、史尧弼《莲峰集》、员兴宗《九华集》、许及之《涉斋集》、赵汝　《野谷诗稿》、陈元晋《渔墅类稿》、华岳《翠微南征录》、裘万顷《竹斋诗集》、罗与之《雪坡小稿》、吴元伦《兰皋集》、陈普《石堂先生遗集》、文　《潜①②③④⑤见王水照《钱钟书先生与宋诗研究》,《文汇报》2002年4月6日;又载《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7期。

按,据刘永翔先生考查,钱注宋诗所选篇目绝大多数都见于《宋诗钞》、《宋诗钞补》、《宋诗纪事》和《宋百家诗存》四书,钱先生并没有“费心力去搜求沧海遗珠”(刘永翔《读〈宋诗选注〉》,《钱钟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2000),与杨绛先生所说“从各类总集、别集中直接选诗”有些出入。

参《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第1—24页;杨绛《记〈宋诗纪事补正〉》,《读书》2001年12月号。

《宋诗选注・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1页。

本文所引《宋诗选注》,俱据此本。

后文一般括注页码,不另出注。

“选源”,是同门学兄萧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编选者所依据的文献范围和来源。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第152页。

王水照、内山精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文史知识》1989年第5期,第23页;又载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编《橄榄》第四号(1991)《钱钟书〈宋诗选注〉の　み方———王水照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に闻く》,第220页、第218页。

山集》、俞德邻《佩韦斋文集》和周南《山房后稿》等,老实说,笔者本人至今既未翻阅过,也很少见有人引用过。

这么大的文献查阅、引用量,似乎不是在编“宋诗选”,而仿佛是要编“全宋诗”。

编一个中小型的选本,却寻找利用这么大的选源,恐怕是前无古人的。

宋代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自称是据宋敏求(次道)“家藏唐诗百馀编”“择其精者”而成,自豪得了不得,宣称“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①。

明人杨慎编选《词林万选》,也号称是从“家藏”“唐宋五百家词”中选出②。

然就选源的文献量而言,这两种选本都无法与钱注宋诗相比。

钱注宋诗的文献价值,在现当代的宋诗选本乃至整个古典诗歌的选本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书中引用的文献,如果整理出来,既可作为宋诗研究的基本书目,也可用作研究宋诗的资料指南。

钱先生在注解中,还常常用“附带一提”(第371页)的方式,有意识地提示、指点某一问题的资料线索。

如第297页注陆游《书愤》诗的“楼船夜雪瓜州渡”,涉及到采石矶大捷,钱先生在括注里说“宋诗里关于这个战役的最详细的记载是员兴宗《九华集》卷二《歌两淮》”。

要研究宋诗与战争,研究宋诗反映采石矶大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按照注中的提示去查阅员兴宗的《歌两淮》。

又如第462页汪元量小传里告诉我们,在宋代遗民写亡国的诗歌里,以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和俞德邻《京口遣怀》一百韵算规模最大。

要了解宋末亡国的“诗史”记录和遗民对待亡国的态度,我们又可以据此去读俞德邻的长诗,并且可以拿来跟汪元量的《湖州歌》做个比较,看彼此在思想态度和艺术表现上有什么不同。

又比如第10页王禹　《寒食》诗的注解里,钱先生特意引录日本斋　谦《拙堂文话》卷八的统计,说《清明上河图》里一共画了1643个人物和208头动物。

《拙堂文话》是古代日本人的著作,经查有日本文政十三年(1830)古香书屋印本(台湾文津出版社1978年有影印本)。

别说一般读者,就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家,知道这本书的恐怕不多,更别说找来阅读了。

不是钱先生的征引,我们就很难见到也不可能利用《拙堂文话》里这则资料。

钱先生有时则是专门开列专题书目,以便读者进一步研讨。

如第63页关于曾巩会不会做诗的争论,注解中开列了宋明清三代11种讨论这一问题的书名篇目: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十二《与曾端伯书》、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刘《隐居通议》卷七、杨慎《升庵外集》卷七十八、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五、王士祯《池北偶炎》卷十四、何焯《义门读书记・元丰类稿》卷一、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姚莹《后湘诗集》卷九《论诗绝句》、杨希闵《乡诗摭谭》卷三。

如果我们按照注中提供的这些资料目录去阅读,可以整理出一篇关于曾巩“会不会作诗”之争的论文。

另如第51页评论李觏《哀老妇》时涉及到宋代妇女改嫁的问题,注解中列引了6家清人讨论宋代妇女改嫁问题的资料。

如果读了这些资料,对于我们认识李清照的“改嫁”问题将大有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钱先生不可能在一个简短的注解里将所有的专题资料全部列出,利用钱注宋诗提供的资料时,还应注意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

比如,曾巩能否做《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卷首《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第1页。

①②见《词林万选》卷首任良　序,明末毛氏汲古阁刻《词苑英华》本。

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百《词林万选提要》已辨其浮夸不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832页),因为唐宋词集压根没有“五百馀家”。

诗的问题,除了上述列举的资料外,陆九渊《象山集》卷十七《与沈宰》①、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作诗当以学》②、赵与时《宾退录》卷六③、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四十一《书愧斋唱和诗序后》、杨慎《升庵集》卷五十五《曾子固诗》、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七《王慎中》、谢　《江西通志》卷一四三载何乔新《书元丰类稿后》等书中也有记载④。

而南宋陈思《海棠谱》卷上所载,更是一个常被人引用的著名故事:“刘渊材谓人曰:‘平生死无恨,所恨者五事耳。

’人问其故,渊材欲说,敛目不言,久之,曰:‘吾论不入时听,恐尔曹轻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