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石林撒尼人的族群认同

云南石林撒尼人的族群认同【摘要】“阿诗玛”原是彝族撒尼人叙事史诗中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后人的不断改进，“阿诗玛”已然从叙事传说中跳出来，出现在彝族撒尼人的生活中，已然成为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生活的一部分。

在今天的云南石林，我们在电视电影、旅游商品、书本等上面看到“阿诗玛”的身影。

其中，这一系列的“阿诗玛”形象是以电影《阿诗玛》中的“阿诗玛”的形象为雏形的。

因此，本文尝试分析电影《阿诗玛》中“阿诗玛”的形象，探讨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族群认同。

【关键词】云南石林；撒尼人；阿诗玛；族群认同一、族群认同在人类学研究中，族群认同一直都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本文尝试分析20世纪60年代电影《阿诗玛》中“阿诗玛”形象，探讨石林彝族撒尼人的族群认同。

对撒尼人的族群认同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族群认同的定义及相关知识。

“认同”原义是指个体对个体的接纳，最早是心理学术语，后来被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吸收，转为表述个体和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归属。

族群认同则是指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属群体的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族群认同都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在不同群体中的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通过“自己”和“别人”的区分，即是通过接触到与自己的文化所不一样的东西，或者两种相异的文化相互碰撞所产生的认同。

没有任何一个族群认同是可以孤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中，或多或少都会与其他群体有所互动，所以认同孤立存在的。

文化是族群的一重要因素，族群离不开文化。

同样，族群认同也不能离开文化来谈。

族群认同的要素主要有：共同的历史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也是族群认同的要素；关于具体的文化要素我就不在此加为赘述，这些方面已经有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结合本文的需要，主要从族群认同的特性、形式、理论等来论述。

族群认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以情景、利益等为认同的标准。

人们会因不同的情景、利益而出现多种认同的标准。

如，两个云南的苗族人，在国外旅游的时候相遇他们会说，他们是中国人。

如果这两个人在中国相遇，则会说自己是云南人，而在云南相遇的时候，则会认同自己是苗族。

这也就是族群认同的工具论或情景论。

“情境论者或工具论者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境（工具利益）变化的特征。

”[2]二、电影《阿诗玛》中阿诗玛的形象是如何塑造的那么族群认同是如何反映到石林撒尼人的行为上的呢？我们将通过《阿诗玛》电影中阿诗玛形象的分析来看撒尼人的族群认同。

对于电影《阿诗玛》中女性形象的视觉表达是呈现纪实性的。

纪实性表达指的是以真实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为蓝本的电视形象表现。

电影《阿诗玛》是以撒尼人的阿诗玛传说为蓝本改编而成的一部歌舞剧，讲述了阿诗玛与阿黑相爱的故事，及对热布巴拉家抢婚的反抗，最后阿诗玛被阿黑救了出来，但最终还是这个故事却以悲剧告终。

在影片中，阿诗玛，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勤劳勇敢，美丽聪颖，能歌善舞，对爱情大胆的渴望和追求，阿诗玛形象的塑造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影片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现在石林圭山的撒尼人女性的外在形象与阿诗玛大同小异，被人们称为能歌善舞的民族。

本文将要分析的“阿诗玛”形象，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即身体形象和声音形象。

影片中阿诗玛身体形象主要表现在服饰上，服饰是族群文化的载体，可以说，服饰是族群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服饰来区分不同的族群。

撒尼妇女的服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主要有包头（头饰是“三角”绣花包头）、斜襟长衣、披肩、围腰、宽裆裤和绣花鞋。

另一种是圭山的，在阿诗玛的故乡圭山就比较流行这一类型的服饰，周边的撒尼人受到阿诗玛的影响，其服饰变化慢慢向圭山型服饰倾斜，最主要的变化是反映在包头上，头饰是半圆形的绣花“彩虹”包头。

阿寺玛型的服饰现在在圭山已经成会撒尼妇女服饰的标志之一。

我们可以通过撒尼人服饰的变迁，看出撒尼妇女形象的塑造是如何进行的。

声音的形象主要表现在于音乐上，《阿诗玛》整个影片中，只有两句对白，其余的都是音乐。

整个影片的音乐制作者葛炎，强调音乐的民族化。

但在影片中，我们发现影片的音乐是以西方交响乐队配置和创作手法为主，同时吸收和运用民族音乐语言和表现形式为基础改编创作的。

乐队是在交响乐队的基础上加入民乐队。

比如，电影《阿诗玛》中的一段舞蹈，在撒尼的传统舞蹈，《跳月》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编的。

影片《阿诗玛》中使用的乐器是大三弦。

在整个影片我们不难发现有撒尼人的传统音乐和舞蹈出现，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所有的这些传统音乐、舞蹈都是被经过改编了。

加入了一些不是少数民族传统的要素在里面，如西方交响乐、西方乐器等。

无论是从身体形象的塑造，还是从声音的塑造来看，整个影片都在充斥着汉文化的东西，是一部以汉族为视角，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原来少数民族的传统上对少数民族形象的塑造的想像。

电影《阿诗玛》是由撒尼人“阿诗玛”传说改编而来的，整个影片的制作没有一个演员是撒尼人。

导演刘琼是汉族，女一号杨丽坤是白族，而男一号包斯尔则是蒙古族，整个影片都是用汉语来表述的。

汉民族对作为“他者”的撒尼人的生活和文化等都是一种猎奇的心态。

在父权制社会结构关系这种观看欲望诱导出的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人物的观看。

因此，电影《阿诗玛》并不是作为撒尼人的自我表达，而是主流（汉族）对边缘（少数民族）的再构造。

三、撒尼人对阿诗玛形象的趋同既然是汉族对通过对撒尼人的主观想像来对撒尼女性形象进行塑造，那么为什么撒尼人为什么会认同于汉族对其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时在影片之后又对汉族所塑造的形象的趋同。

在“阿诗玛”女性在形象传播的过程中，主要的视觉形象传播途径便是电影、电视和图片。

通过画面、语言、音乐等手段将关于撒尼人女性的理解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这一过程就是撒尼人女性形象表达和塑造。

这种女性形象的视觉表达在社会中得到人们的认可，并通过大人传媒的途径向更多的人传播，包括撒尼人自身。

撒尼人根据“片中的我”来进行一种符合自己利益或什么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的体系。

声、像的结合对人冲击、影响是远远大于文字，电影、电视、图像是族群形象传播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电影、图像、电视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媒介和工具，它是传播文化的最有效的工具。

它传播的速度是无法想像的。

人们通过观看图片、影片，看到被塑造的形象，并以此为模板进行模仿。

如，我们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也都知道鲁迅的改变主要是因为在上课时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描述的是一个中国人被绑在中间，而许多中国人站在周围，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却对此麻木不仁，神情呆滞的观看。

因此鲁迅认为医学并不能救国，像照片中的人一样，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但只是一些没有认识的国民，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他觉得第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精神，而不是体魄。

从鲁迅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之所以有这样的震惊和困惑，主要是通过电影媒介的夸张和扩大的过程达到的效果。

它使得景观更为壮观，强调了已技术化了的视觉的意义。

鲁迅的反应不是简单地集中于将要被处死的中国人，而且还集中于那些被动的观看者。

鲁迅把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和旁观者所处的位置。

鲁迅用一次电影经验来解释他自己为何走上创造的道路 [3]。

同样，撒尼人自己在观看电影《阿诗玛》时，通过影片，通过“看”与“被看”在他们心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关于撒尼人女性形象的标准。

就像福柯说：“‘被看见’这一现象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与权力/知识诱导人们去看的东西相关的——它取决于人们‘被规定去看见’这一点。

”[4]电影、电视、图片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现代的电影、电视、图片传播媒介的普及打破了以往各族群相互不交往或很少交往、相互隔离的格局，因为电影、电视等的出来，使得各族群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更多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族群整合的速度。

人们从广播、电影、电视、图片等传播媒介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他者”与“自我”的区别，汉族能过对“他者”的塑造，在少数民族的脑海中形成了被塑造“他者”的形象，再由此慢慢地向“他者”的形象的趋同。

也因此使得其族群认同意识更加强烈。

在电影《阿诗玛》中，对阿诗玛形象的塑造主要是有两个来源：一是汉族强势文化对其形象塑造的影响；二是以汉族男性为视角来塑造的。

在塑造的过程中，撒尼人对自身的形象并不是一直都是被动接受的，它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进行选择的。

除了电影、电视和图片作为传播媒介影响了撒尼人对“阿诗玛”女性形象的认同外，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是造成撒尼人对这一形象趋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电影《阿诗玛》是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

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创作时期，在这一时期，是对政治的宣传，艺术是从属于政治，政治是第一位。

因此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时期的电影强调的是教化与宣传功能，是对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是服务于执政党的。

因此，这是一时期的电影，包括《阿诗玛》的创作都会受到这一时期的思想、政策的影响，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宣传和形象塑造的方式，而对于撒尼人来说，他们只能被动接受这一形象，在各种原因下，对这一形象的认同也有利于他们。

所以，经过电影媒介的传播之后，撒尼人关于女性形象的认同也慢慢的发生改变，并向这一形象趋同。

同时，“阿诗玛”形象塑造对石林地区的撒尼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最终她们放弃原来传统服饰的样式，转而对“阿诗玛”形象的趋同。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撒尼人的族群认同在变化。

从传统的形象慢慢地变成了“阿诗玛”形象，并以此形象来区别与其他地区的撒尼人，或其他民族。

也以此形象来进入族群认同，区分哪些是石林圭山的撒尼人，哪些不是。

这是撒尼人主观上族群认同意识的强化的表现。

注释：[1]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中的一个女性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阿诗玛”翻拍成电影《阿诗玛》，由白族杨丽坤扮演，电影之后杨丽坤的“阿诗玛”形象在石林开始盛行。

2006年，彝族撒尼语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参考文献】[1]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17.[2]吴桂琴.“阿诗玛”与撒尼文化——石林小圭山村山鹰文艺队文化再现的视觉人类学分析[d].昆明：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3]周蕾著，孙绍宜译.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m].台北：远流出版社，2001：23.[4][英]斯图尔特·霍尔著，徐亮，陆兴华译.表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4.作者简介：吴桂琴（1985—），女，苗族，贵州凯里人，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