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

浅论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

摘要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利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政治无道德”的思想，把政治与神学相脱离，从神学中解放了政治学，对欧洲很多君主的执政起到影响。它以其平实的语言、惊世骇俗的观点，论述了为君之道，成为欧洲历代君主、政治家的“最高指南”，人类历史上最精辟、最独到的“政治原则”，后世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非道德政治观《君主论》

引言

马基雅维利从人性为恶入手，分析了仁爱与吝啬，仁爱与恐惧，守信与失信等等一系列关系。以《君主论》开启了政治理论的新篇章，政治摆脱了道德，而权术堂而皇之地以赤裸裸的姿态助政治作为披荆斩棘。马基雅维利决然背弃古典哲学认为政治必须服从于道德德性这一基本命题，而主张让德性服从于政治。这一命题的转向硬生生摧毁了一切关于政治的幻像，撕碎了弥漫在政治界上空的温情纱雾，取而代之以强取豪夺、生死相残的残忍和血腥。

人性的脆弱被毫无保留地呈现，人类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像个奴仆一样卑微地匍匐，再无高贵可言。

一、马基雅维利其人

研究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首先得看他生活的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与其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社会存在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社会意识的内容归根到底源于社会存在。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既由他生活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又与他个人个人所处的具体社会生活环境、受到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意识往往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同，所形成的思想和感情就不同。其次，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1527年）是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奠基人之一。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利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是一名律师，学识渊博，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关系密切。马基雅维利从小聪明过人，勤奋好学，据说能过目成诵，所以父亲非常喜爱他，不惜巨额花费培养他。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保罗·达·罗西格列奥和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都曾经是他的老师。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年代，由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

利经济发展迟缓，政治上处于封建割据、领土分裂的境地；而此时欧洲的法国、英国及西班牙等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些强国趁机而入，使得整个意大利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中。

1494年，法国入侵佛罗伦萨，当时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不战而降，马基雅维利便参加了反对美第奇家族的起义，并与1498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掌管军事外交的“十人委员会”秘书。

创建国民军是马基雅维利毕生努力的最大的事业之一。同时也是《君主论》探讨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在他任职期间，佛罗伦萨多次想要依靠雇佣军和外国援军，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但都由于遭到背叛而功败垂成，这使马基雅维利更加坚信军事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505年，他写了《论佛罗伦萨臣民军队组织化》，他的主张遭到一些贵族们的反对，但是获得索德里尼的重视。1512年，佛罗伦萨国民防卫军在普拉托被西班牙等国结成的神圣联盟的军队击溃，梅迪奇家族借机通过贿赂，回到佛罗伦萨。1512年9月1日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宣告辞职后出走，共和国因此瓦解，梅迪奇家族的首领回到佛罗伦萨，君主制复辟。马基雅维利选择留在佛罗伦萨迎接梅迪奇家族，并且企求继续为祖国效命，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军军令局”和国民军被解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罢免一切职务，并被驱逐出佛罗伦萨一年，后来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终于在1513年出狱。

1525年法军战败，查理五世大军不可一世。马基雅维利在罗马又提出建立国民军和加强防御以对抗帝国入侵的建议。在形势危急中，1526年他被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为新设的“城防五人委员会”的首长，负责加强佛罗伦萨城防工作。1527年5月8日出现德意志和西班牙军队进行的“罗马洗劫”——史称文艺复兴时期终结。佛罗伦萨人民趁机起义，再度驱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复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又向共和国新政府谋求职位，遭到拒绝后在极度失望与痛苦中忧病而逝。

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

马基雅维利一生著作很多，涉及政治、历史、军事、文学艺术各个方面。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是《君主论》、《李维史论》，其他重要的著作还有《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等。《君主论》完成于1513年，侧重讨论君主国的问题，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君主国家的研究和思考，提出君主如何治国才能使意大利强盛的问题；《李维史论》于《君主论》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探讨国家强盛的原因，为意大利的强生提供借鉴。

三、非道德政治观的主要内容

（一）产生的时代背景

古希腊和罗马国家都是作为一种自然生长的产物，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共同体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人们对城邦忠诚的理由是相信他只有作为城邦的一员才能实现其作为人的本质；而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因为国家为人们提供了教会这“两把剑”分享着人们的忠诚。对于新兴的民族国家来说情况又有所不同。它一方面向教

会发出了挑战，要求人们全部的忠诚，另一方面还要求世俗权力的垄断性。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国家有一种向古代希腊罗马国家回归的趋势。但是，与作为自然生长的产物的古代国家情形不同，近代民族国家的成员不论在宗教还是在世俗的权力关系中都还未能完全摆脱中世纪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地位与权力，就成为摆在政治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意大利当时的情况来说，社会风气普遍堕落。当时忠诚与老实等于是无用的代名词；武力和欺骗是成功的诀窍；挥霍与骄奢淫逸已经不足为奇；公开的图谋私利不需要任何掩饰，成功即有理成为公式；残忍手段和谋杀行为成为政界的常策。马基雅维利最痛恨的是意大利的分崩离析，向往的是英国和法国的强大。马基雅维利对教会的痛恶溢于言表，尤其是对于教会由于追求自身利益而危害意大利的各种阴谋更是深恶痛绝。他一针见血的指出：“教会自身既然已经无力统治整个意大利，便也不允许其他的权力做到这一点。这便是意大利始终不能处于一个统一的领导力量下，而是一直被一些君王所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而且由于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纷争不已，各方在争斗中无所不用其极，道德、真正的宗教以及和平都已经成为根本谈不上的事情。

（二）马基雅维利“超越道德”政治观

从古希腊以来，政治与道德问题一直联系在一起，国家被看作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善业的组织。《君主论》作为马基雅维利的在政治学上的代表作，大概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引起争论最多的已一部著作。但它在历史上通过最先把政治与道德明确区分开来而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学诞生的象征。

1.人性恶基础上的权力政治观

马基雅维利认为，权力是国家的核心和政治目的。他反对古代思想家把道德的良善作为政治追求的目的，指出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统治权，政治就是权力，统治者应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

马基雅维利作为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在其政治学著作中虽然没有像后来的思想家格老斯秀、霍布斯等改造、革新自然法理论，但是他却将基督教的自然法理论弃置一边，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马基雅维利把人性作为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指出国家并非上帝创造，而是人自己为了共同福利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人是国家的目的和对象，人是国家命运的操纵者。他认为人性中虽有善的一面，但更有恶的成分，且就基本性质而言，“人性是恶劣的”，“关于人类，一般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由于人性是恶的，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而世界上的财富却是及其有限的，如果听凭人性的恶不断膨胀和扩张，势必造成一种相互残杀的状态和局面，从而影响人类的发展。所以为了避免人类陷入永久性的残杀，更好地保护自己，人类就要自愿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