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关系理论

概论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关系理论周钢/杨国美作者：周钢，1945年生，首都师大历史系副教授；杨国美，1961年生，烟台师院图书馆馆员关于美国移民、民族与种族关系史学，国内已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1〕。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外学术界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系统评介美国学术界目前流行的几种理论。

外来移民在美国的生活适应问题，还在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的20世纪初，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著名学者罗伯特·帕克1950年曾提出“种族关系循环学说”，认为移民来美之初，会因文化价值差异而同当地人发生摩擦、冲突，但日久天长，也就慢慢发生适应并被主流社会吸纳。

因此，接触、竞争、适应和同化这四部曲，是“进步的和不可避免的”〔2〕。

学者奥立弗·考克斯在1948年出版的《等级、阶级和种族》一书中，把“种族”（Race）一词界定为“依其体貌特征，在与他群的社会交往中，被外人或自己人加以区分的任何群体”〔3〕。

土著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人们按其体貌差别分出了种族上的差别，甚至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当他们首次来美时曾被认为是劣等“种族集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族外通婚的发生，他们的体质特征消失了。

由此可见，基于体质特征所划分的集团，是可变的。

社会学家曾就“种族集团”（racial groups ）和“民族集团”（ethnic groups）作过区别。

按W. 劳埃德·沃纳和利奥·斯洛尔的观点，racial groups 是依据人们的体貌特征予以界定的，而ethnicgroups则是依据人们的文化差异加以区分。

在《美国民族集团的社会系统》中，他们认为一个集团与主导社会之间的文化与体质差异越大，该集团的同化步伐就越慢〔4〕。

米尔顿·戈登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把ethnic group确定为一种内涵广泛的社会集团，彼此间依据种族、宗教或民族本源加以区别，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依据历史背景在美国创造一种族群意识”〔5〕。

在戈登看来，把民族集团与主导社会划分开来的不同特征，可以是体质上的，也可以是文化上的；重要的因素是一种主观的基于共同血缘和我群意识的群体意识。

学者们曾运用有关民族集团构成的两种概念，描述和分析整个美国历史的集团经历。

那些喜欢取一种狭义界定的人们通常认为，非欧裔集团的经历一直是根本不同于或者说是比欧裔集团更糟的。

那些持宽泛界定的人们往往认为，差别只是程度而非种类。

对于移民、民族和种族关系这一广阔领域的关注，在六七十年代因狂热的民权运动和1965年国会修改美国移民法之后移民模式的变更，有了实质性的扩大。

90年代，由于合法及非法移民的涌入，尤其是二战后开始的、而在1965年移民法后明显高涨的此类亚裔及拉美裔移民的涌入，又使学术界及一般民众的关注重新复活。

因为移民的涌入已急剧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及经济面貌，所以论及美国的民族和种族关系及移民适应的成果层出不穷。

在某种程度上，有5 种理论——同化（assimilation）、结构性歧视（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民族一致性（ethnic solidarity）、“民族阶级”（ethclass ）和种族构成（racial formation）——具有相当生命力。

第一、同化对于同化所作的最精细的探讨当属米尔顿·戈登。

此人着力于描述外来移民实际的适应进程，而非指明新集团应当争取什么。

戈登不同于帕克，他承认不同集团之间的各种对抗及各种可能的结局，并归纳出了7种“同化变数”。

其中，戈登之于文化同化（向东道国文化模式转变）与结构同化（大范围地介于东道国种种社会机构之中）之间的区别，尤为重要。

戈登把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予以区分。

他承认文化同化作为一种代间进程对于所有的集团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也看到在不出现重要结构同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完全的文化同化，对于非新教徒和非白人种族集团而言尤其如此。

这种“结构多元性”（structural pluralism），“是理解美国社会民族构成的关键，而文化多元性（cultural pluralism）则是次要的”〔6〕。

在1964年面世的《熔炉之外》一书中，作者内森·格莱泽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支持文化多元性概念，认为居住在纽约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特性。

此后，两位作者为全国城市中出现的民族和种族集团之间日趋严重的紧张局势所惊吓，开始一再强调共同价值体系对于保持正常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性〔7〕。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1987 年出版的《族裔美国》一书中，从传统理论出发，指出凡从低层干起，加倍努力，同化入主流的民族集团，都已经得到经济成功的报答。

他把某些集团未能获得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究于文化差别或缺陷，认为某些文化背景的人们较之其他人更能够也更愿意适应社会〔8〕。

大多数持同化论的学者怀揣着一个理想，认为同单一文化的融汇，对于个人，可保证社会成功和经济上的上向流动，对于东道国社会，则可保证社会安定。

第二、结构性歧视认为美国社会是开放的，可以吸纳任何愿意适应主体社会规范之士的理论，亦即同化理论，因在历史上并不适合少数种族的情况而受到学者们的批判。

在这种批判中，产生了结构性歧视理论。

该理论认为，种族歧视直接植根于社会的组织机构中，包括公司、学校和各级政府机构都无一例外。

罗伯特·布劳纳在其所著的《美国的种族压迫》一书中即持此论。

布劳纳确信美国社会存在着结构性歧视。

他采用“内部殖民主认”（internal colonialism）概念，解释何以某些集团能够成功而其他集团却不能的原因。

布劳纳认为，少数种族（非洲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契卡诺人和亚裔美国人）“都有受压迫的背景，都可据此被认作是潜在的政治统一体”。

他指出了造成有色人种同欧裔人种有所区分的3个条件，即强制入境（如奴隶制）、非自由劳工（不能在劳工市场上随意选择职业）和文化摧残（如破坏奴隶家庭、不准华人女子入境、敌视土著宗教、使墨西哥人家庭动荡不安的季节劳工做法）。

虽说欧洲移民肯定也经历过文化冲突，但他们不必面对此种社会机制方面的或法制上的压迫。

布劳纳认为，所有的白人集团普遍得益于对非白种人的种族压迫：“从历史的角度看，有色人种提供了大量的辛苦劳工（和技术技艺），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必需的农业基础和矿业—交通—通讯基础，而欧洲人主要是工作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的产业部门。

”〔9〕埃德娜·博纳西什在《一种民族敌对理论》一书中认为存在着互相竞争的3种利益：商人或雇主、高薪劳工、低薪劳工。

她认为低薪劳工总是被资方用于降低生产成本，并对高薪劳工构成威胁。

博纳西什认为种族主义的温床主要是高薪白人劳工，正是他们在千方百计地维护着自己的经济利益。

她引证美国历史上1882年的排华法，证明他们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使少数种族边缘化并被推向不会威胁高薪劳工的廉价劳工市场的〔10〕。

有些不同意博纳西什论断的学者，提出了分割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及其成员总想保护自身利益。

在马克思学说的框架中，理查德·爱德华兹、戴维·戈登和米歇尔·里奇都认为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创造了一种双面式劳工市场，以图瓦解劳工力量，使之难以组织起来：重要劳工市场上的职业，高薪、干净、安全，有晋升可能；而次要劳工市场的职业则恰好相反。

难怪，第一流劳工市场主要由白人构成，而非白人工人、有色的土著工人、妇女和年轻人，则是厕身二流劳工市场〔11〕。

马里奥·巴雷拉著《西南部的种族与阶级》，批评并揉合上述模式，“从阶级分层的殖民观点”出发，提出一种种族不平等的理论。

他相信契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历史经历可以通过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加上阶级动态说予以很好描述。

他说，契卡诺人已经作为附属性阶级构成部分揉入美国经济之中。

巴雷拉认为阶级是指那些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有着相似关系的一伙人。

他承认契卡诺人厕身于几个阶级但无论是在工人层、小资产阶级层或职业管理阶层，这些人都会发现自己处于较低的等级，“在各阶级中的契卡诺人都承受体制性歧视之苦，尽管各阶级的形式有所区别”；职此之故，契卡诺人理应有一种基于共同经历的集团利益。

不过，巴雷拉承认存在着一些不断转换的政治模式，契卡诺人的阶级利益有时候会压倒种族集团利益，有时候却正好相反〔12〕第三、民族一致性该理论认为，凡试图进入东道国社会而受阻的那些集团，为了在敌意的环境中经济上有所发展，倾向于依靠本民族社团提供的安全和保护，开始其经营活动。

埃德娜·博纳西什提出一种“少数中间人”（middlemanminority）理论，解释那些促使移民集团进入社会角色的强制性因素。

她认为少数中间人是独立的业主，不能投合上层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大众的需要。

在《民族一致性的经济基础：日裔美国人社区的小企业》中，博纳西什和约翰·孟德尔指出：日本人“成了业主……，因为种族歧视使他们在一般经济生活中难以找到发展的机会。

独立的小生产是不取决于白人意志而谋取成功的一条可资替代的道路”。

中间人集团倾向于经济活动，有时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他们典型的归家庭所有的商号可以繁荣起来；但“整体说来，这些少数人士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危险的位置，有可能屈服于敌对行为”〔13〕。

由伊凡·莱特在《美国的族裔企业》中提出的文化理论，认可所谓非洲裔和亚裔美国人面临种族歧视的说法，但却力图解释为什么华裔和日本裔企业成功的比例大而非洲裔比例小的原因。

莱特认为华裔和日本裔移民中，民族传统和有效的亲属网推动了企业成功。

黑人之所以在美国缺乏经营企业的传统，是奴隶制和歧视的长期经历摧残了文化和亲属连系〔14〕。

环境理论，是解释民族一致性的第三种理论，最好的表述者是朴盖敏。

朴盖敏在《族裔商业的兴起：亚特兰大的朝鲜小生意》一书中认为，尽管许多朝鲜移民受过高等教育，在朝鲜时往往操白领职业，但他所了解的多数人在美国却不能找到同样的就职机会。

这种事实加上语言困难，是促使其自谋生计的重要原因；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过某种职业歧视，但只有1/3的人认为歧视是促使其作出决定的主要原因。

简言之，“朝鲜移民对其劳动市场不利形势的理解要比对东道国歧视环境的感受更为重要”。

不同于博纳西什和孟德尔，朴氏认为朝鲜移民通过商业参与经济流动，而且，他们感知到劳动市场的不利，这是决定他们在这个国家开始商业经营的中心因素。

这样，朴氏与莱特也不同，认为朝鲜人的决断是经济的和理性的而非文化的〔15〕。

民族一致性是阿莱詹得罗·波特斯及其同事在研究阿迈密古巴人时最广泛探究的课题。

他们把种族歧视看作驱动力，但不同于博纳西什，他们认为移民愿意选择把进入所谓的“飞地经济”作为通向同化的可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