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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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观及其对当代中国传媒的启示纪念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观及其对当代中国传媒的启示纪念鲍德里亚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后现代传媒与媒介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它们之 间的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参考内容三
后现代解读:鲍德里亚与蓬皮杜 文化艺术中心
进入21世纪,后现代思潮如火如荼地发展,不断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中,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的理论以及与艺术有关的议题,引发了人们的广 泛。在此背景下,本次演示试图对鲍德里亚和巴黎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 化中心进行后现代解读。
参考内容二
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后现代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后现代传媒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还对文化、社会和 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现代传媒的背景下,媒介现实的构建也成为了学术界 的热门话题。本次演示旨在探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与媒介现实的构建, 以期为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提供参考。
二、媒介现实的构建与消费
媒介现实是指由媒介所构建的、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现实。这 种社会现实并非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是通过媒介的筛选、加工和塑造而来。 在后现代传媒背景下,媒介现实的构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介现实的构建是通过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实现的。例如,新闻媒 体通过报道和评论来传达信息,社交媒体则通过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分享来传播信 息。这些不同的传播渠道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媒介现实。
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往往比真实世界更加真实,这种超真实使得人们对于现实 事物的认知变得模糊。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观对当代中国传媒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传媒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 信息和新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传媒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 次,我们需要认识到传媒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需要不断审视和反思的。

中国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分析——基于CSSCI、CNKI两个主流引文数据库的研究

中国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分析——基于CSSCI、CNKI两个主流引文数据库的研究

2009年第1期第17卷(总65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OU RNAL O F SJ TU (Philo sop hy and Social Sciences)No.1,2009Vol.17SUM ,No.65收稿日期6作者简介徐 剑(6),男,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

中国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分析———基于CSSCI 、CN KI 两个主流引文数据库的研究徐 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200240) 摘 要:本研究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CSSCI 、CN KI 两个数据库被引证的现状,找出了新闻传播学自1978年~2007年30年以来的高被引论文,比较两个数据库的引证特点,并对发现的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等数据进行了分析,找出目前在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学科新兴、外在保守等共性问题。

关键词:引文分析;高被引论文;新闻传播学中图分类号:G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9)01006308一、问题的提出继承性和创新性是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特征,无论是理工医农等技术科学,还是人文艺术政法经管等社会科学,皆是如此。

而引证作为一项重要的科学文献指标,一方面反映了该科学文献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又通过标准量化的科学文献规范为后来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创新扩散的传播便利。

基于此,引文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评价工具迅速发展起来。

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于1955年创立了系统的引文索引理论,[1]1972年他又把引文索引工具引入到期刊评价,[2]从而为客观评价作者、期刊、论文这三个最重要的科学研究要素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研究工具。

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有些学者开始用这一研究工具来分析学科的发展,如徐剑利用CSSCI 的发文数和被引数,设计了一个对作者的学术力量化指标,找出了当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3]肖燕雄运用国内另一范围更大的数据库(CN KI ),对中国新闻传播学论文的引文情况做出了综合分析;[4]段京肃则利用了CSSCI ,对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期刊影响力进行了分析。

新传考研后现代文化名词解释

新传考研后现代文化名词解释

新传考研后现代文化名词解释新传是指新传媒,即新兴的传播媒体形式和平台。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传媒形式逐渐被新传媒所取代。

新传媒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个性化的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的方式,对现代文化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在新传媒时代,传播媒体不再受限于传统的报纸、电视和广播,各种新兴的数字化平台如社交媒体、视频网站、博客等不断涌现。

这些新传媒形式为人们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来源,也促使传统媒体转型升级,不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传播方式。

后现代文化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概念,是对传统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后现代文化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碎片化,拒绝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主张个体化和多样性。

在后现代文化中,传统的权威和规范被质疑和颠覆,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体验和表达,追求自我实现和多元化的文化体验。

新传媒和后现代文化的结合,为当代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

新传媒的出现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速度,推动了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

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文化认同,拓展了文化的边界和内涵。

在这样一个变革和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面对新传媒和后现代文化的挑战。

传统的文化模式和价值取向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文化形式和思维方式,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总的来说,新传媒和后现代文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体验,也提出了更多的思考和挑战。

只有积极融入这个多元而开放的文化环境,不断追求个体的独立和多样性,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实现文化的繁荣和进步。

当代中国传媒泛娱乐化下的消费文化

当代中国传媒泛娱乐化下的消费文化

当代中国传媒泛娱乐化下的消费文化孔秋芳当前,社会大众传媒不断发展,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大众传媒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对社会各个领域影响深远,社会大众传媒日趋泛娱乐化。

针对中国当代传媒泛娱乐化现象呈现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人们应该进行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在当代传媒视野下,理性地分析其存在的文化价值与发展方向。

一、中国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促使大众传媒的发展与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分为印刷类和电子类,这类传播媒介都有各自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媒介传播主要是通过印刷传播信息,印刷类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报纸和杂志,信息的获取方式具有选择性和可保留性。

社会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型,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需求,这种以精神消费为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表达自我身份的文化行为,甚至是一种完善自我需求的审美行为。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沉溺于娱乐消费的感官体验之中,带有享乐主义生活态度,人们逐渐发现其消极的一面。

大众传媒不断泛娱乐化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符号消费的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以差异性生产和消费为标志的社会。

正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才会存在如追星等行为,这既能给人以兴奋,也会让人疲惫不堪。

消费娱乐已成为现代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播媒介主要是靠纸质传播,当时中国出现大量文人社团,以及由这些文人社团联合创办的文学刊物。

由于纸质媒介是当时主要的传播媒介,一批批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刊登在纸质刊物上,因此传播的文学作品的质量较高。

但是,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物资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精神进行熏陶与满足就显得微不足道。

即使这样,这些优秀的文人还是会被人所熟知、喜爱和崇拜,这是他们被崇拜的物质条件和先决条件。

大众传播媒介在纸质阅读的群体中收获许多喜爱者和崇拜者,他们会购买喜爱的作家的书籍,这样就逐步实现了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

另外,随着电影业的兴起,一批备受观众喜爱的明星出现,备受广大观众追捧。

新闻专业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新闻娱乐化趋势的思考

新闻专业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新闻娱乐化趋势的思考
新闻娱乐化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报纸周末版热潮的涌现,意味着我国当代媒介新闻娱乐化之发端,但是九十年代年代初期,周末版以及娱乐新闻在媒介中还处于边缘地带,而在时政新闻等中心地带,媒介仍还板着严肃的面孔;九十年代中后期,都市报的诞生,推动我国媒介中的新闻娱乐化现象达到高潮,都市报以“受众是上帝”为理念,以都市新闻、热线新闻等社会新闻的“市民化报道”为发展战略,其“市民报”定位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效益与聚集效应,使这类新生报纸很快成为中国报界的明星;二十一世纪初期,大众媒体娱乐化倾向日剧,“娱乐”现象在更多新闻领域内扩散,这一阶段的媒体在整合媒介元素中特别突出“娱乐”元素的安排,如报纸追求图片的冲击力、充分调动版面视觉刺激力,电视制造综艺娱乐节目的“大众狂欢”以及网络新闻的“快餐文化”,都是以娱乐发挥影响力为前提和基础。具体到媒介新闻报道中,则是新闻娱乐色彩的加重:继续做大社会新闻、明星新闻,且根据内容开始对社会新闻、明星新闻进行细分。
[17]魏颖:《不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忽视的娱乐化趋势》[J],《新闻通讯》,2000年第1期
[18]喻国明:《报纸的定位:大众传播网络的结构性考察—来自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接触大众传媒状况调查的报告》[J],《新闻战线》,2000年7月
[19]徐光春:《新闻舆论工作的“要”与“不要”》[J],《新闻出版报》1998年9月14日
[5]林孜:《报纸娱乐新闻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6]马黎萍:《中国报纸娱乐新闻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7]文硕:《这就是娱乐经济》[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4月版
[8]柯杨:《新闻“故事化”潜藏的危机》[J],《新闻记者》,2004年1月

民生新闻负面效应如何“正面化”

民生新闻负面效应如何“正面化”

民生新闻负面效应如何“正面化”摘要从2002年元旦第一个“民生”节目——江苏电视台的《南京零距离》节目开始,以“民生”为内容的节目在各个地方的媒体中迅速发展壮大。

但是,人们通常关注更多的是新闻报道的正面效果,而由新闻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传播者操作不当导致的负面效果却往往被忽视。

由于对民生新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以及在新闻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在把握其传播效果,尤其是减少负面效果的影响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民生新闻的负面效果给新闻宣传和受众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危害,需要有相应的对策来引导民生新闻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民生新闻;负面效果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0)21-0006-021 负面效果的产生负面效果的产生与传播者、信息、及受众有密切渊源。

首先,根据英国传播学者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传、受信息的过程可以理解为编码与译码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歪曲’或‘误解’的现象,恰恰是由于交流双方之间缺乏对等性造成的。

”;其次,从受众来看,接受信息要经历一个理解的过程,而影响与制约这一过程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有心理预设、文化背景、动机、情绪、态度等”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观众总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对接触到的信息做出独特的个人解释,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与信息的多义性是相关的。

另外,从传播者来看,信息在采集、编辑、发布过程中必然会渗透某些主观因素,相对于信息原生态来说,这就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失真”,从而产生负面效果。

2 民生新闻的负面影响2.1缺乏正确引导,带来新的不安定“民生新闻”反映百姓的困难和意见,并不是越多越好。

每天大量诸如此类的报道引起的负面效果,就是无意中让老百姓把社会陋习误解为社会的主流,进而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的错误认识和不满情绪,不能真正起到抵制丑恶现象的作用,反而易引发新的不安定因素。

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今日关注》的《蛮汉跳桥,堵路十余里》这条新闻。

“泛娱乐化”批判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泛娱乐化”批判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泛娱乐化”批判的文化社会学转向作者:张爱凤来源:《求是学刊》2009年第02期如果把“娱乐化”现象置放在历史更广阔的时空来看,这并不完全属于一个新出现的审美文化问题。

但晚近以来,“娱乐的代码渗透到新闻、信息、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1](P110)。

目前学界对“泛娱乐化”的批判多集中于新闻传播学领域,批判的对象多为传媒产品,论者多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以精英/大众、严肃/娱乐、高雅/低俗等二元对立的标准对当前的传媒“泛娱乐化”现象进行政治批判或道德批判。

这些论文的措辞充满了情绪化色彩,把“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简单地归结于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对经济利润的追逐,认为“泛娱乐化”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平面、庸俗和浅薄,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道德的滑坡,因此要予以坚决的否定和批判。

这种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一脉相承。

但此类观点容易使批判性的理性分析滑向道德性的优劣判断。

我们主张对当前“泛娱乐化”问题的研究采取文化社会学批判的立场和态度,它不是对当代审美文化问题下简单的是与非的价值判断,而是要对当代审美文化中“泛娱乐化”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从经济、哲学、社会文化、心理等背景进行逐层分析,即将“泛娱乐化”批判从政治、道德批判转向文化社会学批判。

一、市场化——泛娱乐化的经济背景在传统的文化生产——传播模式中,作为话语生产者的知识分子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们是文化的生产者,也是丰富的文化资本的拥有者。

在传统知识经济中以生产决定消费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在审美文化中的中心位置。

知识分子(生产者)的趣味(“崇高”、“雅致”、“深刻”)决定了文化产品的趣味和接受者的趣味。

作为文化产品的接受者,大众的趣味常常隐而不见。

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着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生产传播的文化产品。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艺术及原本生活在象牙塔中的许多事物(如传媒、教育、宗教产品等)走向市场,变成可供买卖的商品。

新闻评论娱乐化的大众文化原因探析

新闻评论娱乐化的大众文化原因探析

新闻评论娱乐化的大众文化原因探析王雅琴【摘要】中国的新闻评论娱乐化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当下新闻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要探析新闻评论娱乐化的原因需要从当下文化语境的重要方面——大众文化来研究。

大众文化与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不同,它以“大众”为幌子实现了文化的“媚俗”,其产生机制、传播机制和接受机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闻评论的娱乐化。

结合大众文化的理论和新闻评论娱乐化的实践是探析当下新闻评论娱乐化的重要途径。

%News commentary of the entertainment in China is gradually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 ninety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is becoming the noticeable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news culture.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to probe into the reasons of the entertainment in news commentary needs to know mass culture which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Mass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elite culture and dominant culture. It’s pleased the mass. It’s occurrence, 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ntertainment in news commentary. So it is important to combine the theory of mass culture and practice in news commentary of the entertainment.【期刊名称】《红河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3【总页数】3页(P71-73)【关键词】新闻评论娱乐化;大众文化;产生;传播;接受【作者】王雅琴【作者单位】安徽经济管理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系,合肥 2300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1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一切的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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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飞/沈荟【摘要题】传媒观察【正文】在美国,杰梅·凯尔纳(jamie kellner掌管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新的电视网后,提出了以“明星”播报员来拯救cnn的策略,甚至雇佣出演过意大利色情电影《曼哈顿舞女》的安德里亚·汤普森(andrea thompson担任新闻播报员。

前不久,《时代》杂志的主编沃尔特·艾萨克逊(walter issac-ton出任cnn董事长兼ceo一职,而艾萨克逊正是以将好莱坞风格引入《时代》而出名的。

在香港,亚视因启用两名演艺界人士主持电视新闻节目而引发激烈的争议。

而网上更是传来惊人消息说加拿大一网站让男女主持人裸体播报新闻。

一股奇异的新闻娱乐化风潮正席卷世界传媒业。

什么叫新闻的娱乐化?其表现如何?我们认为可作内容与形式两面观:一是在内容上偏向软新闻(西方媒介称之为“大众新闻”或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

其表征是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媒介极端关注辛普森案不是在于反思种族问题和司法问题,而是在于炒作体育明星的凶杀案;媒介关注独立检查官斯塔尔的报告和莱温斯基的一举一动,不是在于反思美国总统的品行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而是在于炒作总统的风流韵事。

二是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衍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1](p.30。

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77年与1997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发现1977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成为传媒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这些报道人们耳熟能详,不必细述。

在平日的节目里,“官兵捉强盗”(警匪新闻、两性关系新闻成了每天新闻节目中不可或缺的题材[2](p.17。

英国itv的名牌新闻节目“十点钟新闻”,在1990年至1995年之间,国际新闻比例从43%下降到15%,软新闻比例则从8.5%增加到17%。

美国三大新闻网1990年一年花在娱乐性新闻上的时间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3] (p.37.《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james fallows 披露,在他统计的1990年至1994年间,约500集哥伦比亚电视网著名时事节目《六十分钟》节目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名人访问、娱乐报道或揭露丑闻,而真正严肃的政治内容不足五分之一[4]。

我国新闻传播界对于新闻娱乐化的评价并不统一,有趣的是搞实践工作的赞成者为多,因此,各种媒介埋头搞娱乐化新闻报道不亦乐乎。

而理论界的学者们则对此痛心疾首,大声呼停。

孰是孰非,容后分析,首先让我们理清新闻的娱乐化何以在当下成为一种业界时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5](p.237对于当前我们切身感受到的媒体娱乐化的现实的把握,自然也应该放进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社会结构这样的框架中才能作出很好的解释。

因此,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一是新闻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受众的心理角度;二是新闻产品生产者的欲求(市场角度;三是社会体系承认——包括官方意志和公共舆论的承认(意识形态与准意识形态角度。

一、消费者的需求中国的新闻业自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传统新闻事业体制下的新闻受众转眼间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

别以为受众和消费者只是概念的不同,实质上,在这两个不同概念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与喜好倾向,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两种不同的传播理念。

当今的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多元化的,人们渴望获得周围世界变动的信息,从而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人们的需求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味浓厚的信息,他们还需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人们除了对各类信息的获取外,还希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新闻传媒能为他们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分析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5](p.275两位伟人写这话是在150年以前,但却好像是特意为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写下的。

那些曾经作为媒介受众的人们就是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几乎毫无准备地变成了另一种身份——信息消费者。

在这样的一个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社会里,受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今天的需求取向又如何呢?其实,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人们都需要经过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洗礼。

原已建立的价值体系瓦解了,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沉沦、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等等。

……我们还处于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或许我们要以很大的耐心来随这一空白时期,因为这未必是困扰人类最大的和惟一的危险。

”[6](pp.1-2尼采不是也发出类似的叫声:“上帝死了!”确实,虽然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多年了,但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还带有厚重的传统思想烙印,而新的观念又不停地向我们涌来。

对于失落、迷茫的芸芸众生来说,大众传媒成了最重要的线索。

但当人们对媒体过多地关注时,又开始产生一种晕眩感。

因为媒体同样也找不着北,媒体上提供了大量参照信息,试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变化多端的世界,但参照系太多也就最终失去了参照的意义。

“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

作出决策成为难题,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

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

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墒定律’。

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

”[7](p.155于是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了。

结果呢?有人写道:“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

感官与大脑脱离,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听觉的刺激,以及各种变着花样的刺激。

”[8](p.68虽然也有人说:“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个体进入新的异化过程。

”[9](p.64在这样的一个焦虑、迷茫的情境下,谁还对这样的警告在意?谁还会对深度的文字感兴趣呢?娱乐性的信息和娱乐化的新闻因为能满足人们的一时快感而流行于世,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生产者的欲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传媒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自由的伸展扩张的机会。

但迄今为止,传媒体系仍全部是隶属于国家/地方政府的重要的文化机构建制,作为权力的媒介而出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化角色;而履行经典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责与在事实上激烈竞争之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与利润,是传媒与文化市场必须扮演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是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市场份额。

传媒发现路并不那么好选择。

具体到传媒组织就涉及编辑权与经营权问题。

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来形容这一点(注: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时代-生活”集团因规模迅速扩张而带来的管理混乱问题,鲁斯设立了发行人与主编制。

对于时代集团内的任何一本杂志,前者负责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是国家;而后者全权处理编辑事务,为教堂。

两个部门之间隔着一堵无形却厚实的墙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美国新闻界,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国家是世俗的。

但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风向开始转型。

里根政策与华尔街投机共同创造出的浮夸风气,渗透到了当时社会每一个角落。

那些鲁斯时代的老一代出版人正在消失,教堂的崇高地位正在迅速坍塌。

mba正在成为新闻业的新老板,这些人把出版物理解为与汽车、化妆品、洗发水毫无区别的商品。

他们对利润、广告商及商业数字和图表的关心,远远大于编辑理想和杰出的新闻作品。

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再加剧。

不管是时代集团、《洛杉矶时报》、《纽约客》这样的老牌出版物,还是《连线》、《快速公司》这样的新生物,“国家”都正在吞没着“教堂”,编辑们被要求与广告人员一样为公司创造直接利润。

新闻的娱乐化就自然而然成了媒体经营者的新宠,因为经营者们发现娱乐化的内容以及娱乐化的表现方式更有市场。

日本著名传播学家竹内郁郎曾言,大多数传媒信息的90%为娱乐信息。

而威尔伯·施拉姆也看到了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得惊人。

他说:“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的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

……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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