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一)
数字人文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数字人文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推广越来越重视。
数字人文学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叉领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和手段，也成为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的重要工具。
数字人文学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基础，运用计算机、互联网、虚拟现实等计算机科学技术手段，对人文学科领域的各类文献、资料、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保护、传播和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和推动力。
一、数字人文学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应用数字人文学不仅能够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和传承，还能够推进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
在欧洲地区，数字人文学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比如利用数字人文学技术进行的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表明，它可以挖掘出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信息，辅助科研人员准确分析文化遗产，发掘出更多文化价值。
数字人文学以其强大的可视化、交互性及运算能力，为研究人文社科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从而推动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
二、数字人文学与文化领域数字化传承的联系数字人文学最初的出发点在于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随着数字人文学的快速发展，它已成为实现文化领域数字化传承的重要手段。
数字人文学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方式，将人类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并提供全球人们追寻文化遗产的途径，使文化遗产得以永久保存。
也提高了用户的观赏体验。
数字人文学已经成功地保护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如恐龙化石、千年尘封的古书等等，使人们不必再亲身前往文化遗产的保护地，享受文化遗产的魅力。
三、数字人文学推进数字化人文社科学科建设数字人文学是数字化人文社科学科的重要科学问题之一。
通过数字人文学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还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学科的理论知识，并加深对人文学科中的各类文献、资料及文化遗产的认识。
数字人文学使人文学科不再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通道，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探讨人类文化与思想的演变历程，拓展学科视野，提高人文社科学科的实际应用能力。
我国古籍数字化理论研究综述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情报探索第１１期（总１４５期）我国古籍数字化理论研究综述水孥产龙（成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７１２０００）摘要以２１世纪以来古籍数字化的理论研究为基础，提出古籍数字化理论研究包括古籍数字化的概念、性质、特征等内部基础理论和技术处理层面的外部理论两个方面，并对这两个方面在２１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爬梳、总结。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理论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６．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８０９５（２００９）１１—００１２－０３１引言我国古籍数字化的实践工作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已起步，经过了近３０年的发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这２０多年来，有关古籍数字化的理论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使得古籍数字化研究工作缺乏整体的理论指导与支持，未能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
因此。
为了推动我国古籍数字化研究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有必要对古籍数字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加以爬梳和整理。
“古籍数字化”这一词组，其重心在“古籍”二字．而“数字化”是对“古籍”的技术处理过程。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古籍数字化属于古籍整理的研究范畴，但又涉及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信息学等多种学科，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特点。
史睿先生在《试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一文中说：“古籍数字化的理论比技术问题更为重要．因为一旦理论发生了偏差。
技术越高明，则解决方案越是难以成功。
”史先生将古籍数字化的理论与技术分开来讲。
但是，笔者以为虽然“数字化”与“古籍”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然而两者对构建古籍数字化的理论框架却是同等重要的。
因此，笔者以为对古籍数字化理论的研究应该包括古籍数字化的概念、性质、特征等内部基础理论架构和技术处理层面的外部理论研究两个方面。
２基础理论研究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到本世纪初期。
古籍数字化研究多侧重于实践层面（包括古籍数字化的现状、成果以及发展趋势等等）的研究与开发。
而有关古籍数字化的概念、性质、特征等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数字人文如何推动古籍文献的数字化
数字人文如何推动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在当今数字化的时代，数字人文这一新兴领域正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古籍文献的数字化注入强大的动力。
古籍文献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知识，然而，由于时间的流逝和保存条件的限制，许多古籍面临着损坏、遗失甚至灭绝的危险。
数字人文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古籍文献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数字人文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将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领域。
通过运用数字化工具和方法，如数据库建设、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等，对人文领域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展示，从而推动人文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过程中，数字人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数字人文为古籍文献的数字化提供了技术支持。
传统的古籍数字化往往只是将纸质文献扫描成图像文件，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古籍的原貌，但无法实现对文本内容的深入挖掘和利用。
而数字人文技术则可以将古籍文献转化为可编辑、可搜索的电子文本，通过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和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文本识别的准确率。
同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文本进行分词、标注和语义分析，为后续的研究和利用奠定基础。
其次，数字人文促进了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编目。
在过去，古籍的整理和编目工作主要依靠人工完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现错误。
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大量古籍文献的快速分类、编目和索引。
通过建立古籍文献数据库，将古籍的基本信息、版本、作者、内容摘要等进行规范化整理，方便学者和读者进行查询和检索。
此外，还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发现古籍之间的关联和传承关系，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线索。
再者，数字人文推动了古籍文献的知识发现和创新研究。
通过对数字化后的古籍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和数据挖掘，可以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知识和规律。
例如，通过对历史文献中人物关系、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的分析，可以构建历史知识图谱，直观地展示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概述
中医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成果
中医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取得了以下成果：
1、建立了多个中医古籍数字化资源库，涵盖了多种著名的中医典籍，方便 了学术研究和社会公众的查阅。
2、实现了中医古籍资源的快速检索和精准查询，提高了学术研究的效率。
3、通过数字化资源的建设和共享，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增强 了社会对中医药的认识和认可。
2、博物馆
博物馆中的文物和展品也需要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展示。通过数字化技术，博 物馆可以将珍贵文物进行高精度扫描和3D打印，以便更好地保存和展示这些文化 遗产。
3、教育机构
教育机构可以利用古籍数字化技术，让学生和教师更好地了解历史文化。例 如，可以将古籍中的故事和人物融入课程中，增加学生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了解。
3、国际合作加强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合作在古籍数字化领域也将得到加强。各国之 间的合作可以促进古籍资源的共享和技术的交流，进一步提高古籍数字化的水平。
参考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已经成为保护和传承中医古籍的重要趋势。 中医古籍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然而， 由于年代久远、流传版本繁多、保存条件有限等原因，中医古籍面临着损坏和失 传的风险。因此，中医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次演示将介绍中医 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意义、现状、策略及成果，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和借 鉴。
3、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数字化资源建设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中医药的魅力，从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医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的现状
目前，中医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数字化标准不统一：由于缺乏统一的数字化标准，各机构的数字化格式、 标点符号等均有差异，影响了中医古籍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浅谈图书馆古籍的数字化管理
浅谈图书馆古籍的数字化管理浅谈图书馆古籍的数字化管理古籍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传承，是我国极为宝贵的精神和智力财富。
为了更好保护和利用这些财富，很多大型图书馆，都利用了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浅谈图书馆古籍的数字化管理。
将古籍中的语言文字及图形转化成能为计算机所识别的数字符号，以此来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以及古籍全文数据库，即对古籍进行数字化管理。
这也将是今后图书馆古籍管理的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古籍数字化管理的必要性1、古籍数字化管理有利于古籍的保护，解决藏与用的矛盾古籍经过几千年的辗转流传至今，往往具有唯一性并且不可再生，因此在保护古籍方面除了提高古籍的保存技术使其免受损坏外，也应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永久的保存。
另正是由于古籍的唯一性以及不可再生性，因此它们不仅具有罕见的文化价值，而且还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因此图书馆为了避免古籍遭受破坏，往往重藏轻用，造成藏与用的矛盾，不利于古籍文化的传播。
2、古籍进行数字化管理，可使古籍中蕴藏的特有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古籍的目录的分类、编排与检索方法与现代的都不同，如果用传统的手工检索方法来检索古籍，不仅速度慢，而且查全、查准率也较低，很可能会花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来查找一个人或事，或者一段引文。
如果引进数字化管理，便可改进古籍的检索方式。
从而更有利于对古籍中所蕴藏的特有信息资源进行开发，提高了阅读古籍的广度和深度，使古籍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二、古籍数字化管理方法1、古籍书目数据化及古籍全文的数据化(1)古籍书目及古籍全文数据化方法及注意事项古籍数量大，语言繁琐，而且在分类排架和管理上都不同于一般的图书，检索方法也很复杂，很多古籍犹如天书，极大的影响了读者阅读利用古籍文献的积极性。
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古籍书目数据库，便简化了古籍书的检索方法，而且新增了许多检索途经让读者对图书馆内古籍藏书一目了然。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立，便可方便读者更简单的阅读古籍资料，并可快速准确全面的找到所需的资料。
中国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
中国古籍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中国古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这些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价值。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古籍面临着被破坏、流失和易损毁的危险。
为此，数字化保护和利用成为了古籍传承和研究的重要手段。
一、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保护是指将古籍转换成数字形式，通过计算机网络保存和传输，以保护其原貌和价值。
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保护古籍，使其不再遭受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威胁。
数字化保护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保存原版文件的绝大部分内容，包括文字、图像、书籍文件等，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世界分享。
数字化保护为古籍的传承和推广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保障。
中国古籍数字化保护的工作重心在于实现数字化文件的高保真还原。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对古籍进行详细的阅读和解析，同时结合各种影像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化。
数字化保护非常注重古籍的原貌和保真度，必须尽可能地还原原人手抄写的风格、笔画、色彩等要素。
在数字化保护过程中，需要经过多次校对、比对和校验，以保证数字文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数字化利用数字化古籍还原后，就可以在计算机网络中进行数字化利用。
数字化古籍能够为各类文化研究者、学生和普通民众提供更加便捷和快速的古籍查阅和学习途径。
利用数字化古籍，可以远程查阅、学习、研究各种古籍，更好地挖掘中国文化精髓，加强中外文化交流。
数字化利用也能使人们对古籍研究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数字化古籍还原后，还可以开发出各种数字化产品，如软件、APP、数字化评注等，这些产品为古籍的普及和保护带来了新的机会与突破。
数字化产品的出现，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古籍的内容，同时还可以将古籍和现代科技相融合，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古籍文化。
三、数字化保护与利用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数字化保护与利用虽然给中国古籍的传承和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机会，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数字化保护所需的成本很高，涉及到大量设备和技术的投入，还需要人力、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支出。
试论图书馆古籍的管理及其利用9篇
试论图书馆古籍的管理及其利用9篇第1篇示例：古籍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传承和人类智慧。
图书馆是保存、管理和传播古籍的重要场所，对于保护和利用古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图书馆古籍的管理和利用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古籍的管理1.分类整理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数量庞大，多为手抄本或古版本书籍，需要进行分类整理。
首先需要对古籍进行鉴定和编目，确定其所属类别和内容，然后按照专题或年代进行分类整理。
这样有利于古籍的保存、查找和利用。
2.数字化保护古籍多为纸质材料，易受到时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容易产生褪色、虫蛀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图书馆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古籍进行拍摄、扫描和存储，建立数字化古籍库。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对原件的翻阅，还可以减少损坏的风险。
3.保管与维护古籍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图书馆应该加强对古籍的保管和维护工作。
首先要设立专门的古籍阅览室，为读者提供合适的环境和设备，保证古籍在阅读过程中不受损坏。
其次要定期对古籍进行防腐防虫处理，保证其保存时间长久。
二、古籍的利用1.学术研究古籍是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对于学术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图书馆可以通过推出古籍展览、举办讲座等形式，鼓励学者和研究人员利用古籍进行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发展。
2.教育教学古籍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可以为教育教学提供宝贵的素材。
图书馆可以通过开设古籍阅览课程、组织古籍导读活动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和利用古籍，提高他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3.社会传承古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图书馆可以通过展览、讲座等活动，向公众普及古籍知识，提高公众对古籍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古籍的传承和发展。
图书馆古籍的管理和利用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作，图书馆应该加强对古籍的管理和保护工作，促进古籍在学术、教育和社会传承中的应用和发展，推动古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希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让古籍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体现和传承。
浅析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浅析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研究第一篇范文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如何创新与发展，成为了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浅析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一、数字化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影响1. 传播方式的变革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更广。
传统文化原有的传播方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等特点，使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得以迅速推广。
2. 受众需求的多样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传统文化若想获得广泛的认同，必须满足现代人多样化的需求，对自身进行改革和创新。
3. 市场竞争加剧数字化时代，各种文化产品层出不穷，传统文化在市场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如何在众多文化产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关键。
二、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的1. 融入现代元素传统文化创新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融入现代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例如，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推出富有创意的文化产品。
2. 利用数字技术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
例如，将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各类文化应用软件，让传统文化在数字世界中焕发新的生机。
3. 强化人才培养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培训，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传统文化传承者，是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4. 深化跨界合作传统文化可以与其他领域的优秀资源进行整合，实现跨界合作。
例如，与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互联网产业等领域的企业合作，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
三、结语第二篇范文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究竟该如何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呢？本文将运用3W1H （What、Why、Who、How）模型和BROKE（Background、Reason、Outlook、Key point、Example）模型，以全新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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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一)【提要】本文从人文研究角度出发讨论古籍数字化意义及解决方案，强调了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史文认为古籍数字化能为人文研究提供便捷、准确的查询工具，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传统古籍整理工作进行变革，要求建立数据库统一的规范，包括分类法、著录格式都要有一定的修改，以建立国家标准，并使古籍数据库与数字图书馆的其他数据库保持整体的统一性。
文章对计算机技术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分析了人文研究对计算机技术的要求，计算机技术为古籍数字化准备的条件，并讨论了两者的有效结合。
【关键词】人文学术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中国古籍数字化解决方案、图书馆自动化中国古籍的数字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跨学科课题，本来应由专家来解决，绝非学识浅陋如不佞者所应妄言的。
但是，计算机产业界的专家对于计算机技术在人文学术研究上的应用缺少了解和兴趣，而学术界的专家都忙于各自的名山事业，两方面又无良好的沟通，所以创获甚少。
此前虽有学术机构曾进行过类似课题的研究，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旧的思路和成果已很难跟上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1]。
鉴于目前中国古籍数字化问题的日益紧迫和相关专题研究的相对滞后，笔者不揣谫陋，撰此小文，以期引起有关专家就例如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对人文学术研究提出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如何规划、评估古籍（以至一切图书文献）的数字化方案等问题的深入讨论。
一、古籍数字化——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世界文化具有巨大贡献。
古代典籍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面对蕴藏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的文化思想，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如何履践，不免令人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胡适之先生认为传统的经史研究存在范围太狭窄，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等积弊，故以清代三百年间第一流人才的心思精力，都用在经学的范围内，却只取得了一点点的成果，关键是缺少对古籍的系统整理，又不注重学术成果的积累，两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大多是一堆流水烂帐，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粤若稽古”、“关关雎鸠”说起，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2]。
针对清儒治学方法的缺陷，胡适之先生着重提出，必须系统地整理古籍，包括索引式、结帐式和专史式的整理。
此后，学界编纂了多种引得、通检、索引、汇编等工具书，部分完成了索引式整理的目标，拜前辈学者之赐，我们查阅古籍不知享受了多少便利。
但是我们也发现，中国古籍汗牛充栋，经过系统整理的毕竟只是少数，方便的检索工具也还嫌太少，离胡适之先生的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
即使是已有索引的古籍，我们用来解决具体问题时仍会感觉到种种不便。
至于结帐式的整理，则尚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而在未有结帐式整理之前，所作的专史研究，其完整性、可靠性都值得怀疑。
刘家和先生在《〈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中说道：“记得从前有一位学术前辈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这已很不容易。
而现在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以求有所新发现’，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Kuhn,1922—1996）的一篇文章《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中的传统和创新》（TheEssentialTension：TraditionandInnovationinScientificResearch）。
他说，科学的发现，既需要发散思维，即对于传统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思维，又必须有向心思维，即深入传统的思维。
这是因为，没有前一思维，就会限于传统而失去创新的可能；没有后一种思维，就不能深知传统中的问题与病因所在，就不知到底为何需要突破，应该从何突破，即使突破也破不到点子上，何来创新？所以他概括地说：‘成功的科学家常常必须同时扮演传统主义者和离经叛道者的角色。
’库恩讲的是科学发展的要求，其实对于史学的发展来说，这几乎是同样适用的。
这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要有微观与宏观、传统与创新两极之间的张力。
”3]确如刘家和先生所说，经常保持这种张力是推动学术创新的要素，如果认真反省一下就不难发现，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我们有时忽视对古籍文本的深入解读，导致研究结论发生偏差；有时又被前人的成说所左右，不能有所推进。
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自主、自立，促进中外学术的对话，我们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中华元典以至全部古代典籍的深入解读，以求在此基础之上作出更大的学术突破。
有人看不起古籍点校或是索引、目录、汇编的编纂，可又有谁能说自己的名山事业从未受惠于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或是《二十史朔闰表》、《中国历史地图集》、《十三经索引》、《二十四史人名索引》这样经典的点校本或检索工具呢？人文学术研究是个人的事业，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而人类知识的积累又绝非一个人所能把握的，如果我们不能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而是将有限的时间、精力都花费在浩繁、琐碎的翻检工作之中，那么还谈何学术进步呢？为此，我们需要有经过认真梳理的、反映全部前人研究成果的古籍文本供学术界使用，需要有便捷、高效、准确的查询工具为人文学术研究服务。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重要的人文学术研究基础工程，不仅需要全体学术研究者和计算机专家的勤奋和努力，更需要现代化技术的支持。
我们认为，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进行深入的古籍整理工作，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势在必行，它必将大幅度地提高我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效率，定会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从艰苦而繁琐的爬梳、翻检工作中解放出来，用于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对此我们充满了希望。
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实际上也是全部中文文献数字化事业的一个复杂特例，它所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果必能广泛地应用于后者，而中文文献的数字化又是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简称NKI）的一部分4]，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此外，积极建设网上中文资源库，打破某些国家或某种语言对网络资源的垄断，这将有利于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树立中国人的学术自信心和自尊心。
二、古籍数字化的理论思考当前，衡量个人电脑的性能标准已不再是中央处理芯片（CPU）的时钟频率，而是看它的整体可用性如何。
软件亦是如此，应用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上。
由于缺乏利益驱动，计算机软件在传统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还远未提到中国计算机产业界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目前，台湾中央研究院已建立起十余个重要的古籍资料库，并逐渐开放于网络5]。
近期日本出版了一本《电脑中国学》（东京好文出版社，1998年11月），书中探讨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中国研究的问题，并且提供了大量与中国研究有关的网址，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台湾学术机构的。
本来应由最具人才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大陆学术界完成的事业，却被台湾学术界抢先了一步，不能不说又是一重遗憾。
最近，大陆出版界推出了几种大型的电子版古籍6]，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然而此类电子读物大多难以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计算机产业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计算机技术在传统人文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研究，对中国古籍及其研究方法也缺乏必要的了解。
同时，文史研究者不能勇敢地迎接数字化时代对人文学术研究提出的挑战与机遇，积极地参与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文学术研究向计算机提出怎样的要求，当代计算机技术又为古籍数字化准备了哪些条件，两者究竟如何契合。
笔者认为，古籍数字化的理论问题比技术问题更为重要，因为一旦理论发生了偏差，技术越高明，则解决方案越是难以成功。
而此种理论是基于对人文学术研究一般过程和计算机数据处理基本原理的认识之上的，所以只有学术界与计算机产业界的密切合作，才能达成尽善尽美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人文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古代典籍一方面是古代先贤完整地表述思想体系的“撰述”，另一方面又可看作是保存古代历史断片的“记注”7]。
研究先贤的思想，固然要尊重其“撰述”的完整性及其内部的逻辑，将其还原于它的时代语境之中，作“同情之了解”；而研究历史则如艺术家一般，将零星的断片（即史料）小心地补缀成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无论何种研究，每当我们将零星的断片按照一定规则重新排列、组合以后，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我们由此发现了那些材料在原有脉络（context）之中难于发现的字面之外的第二甚至第三重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内在关联，我们对这些含义和关联作进一步的分析或综合，总会有新的发现及解释，这就是人文学术研究的一般过程。
其具体操作过程往往是突破文献的原有结构，将原文献划分为若干基本单位，提取其中指向内部含义的关键词，依照它们的属性进行排序、筛选、统计和分类，比较相关文献中的关键词，寻求他们之间的相关性。
这一过程在手工查阅纸本文献的时代，需要学者具有深湛的功力，否则很难得到完美的解决，因为纸本古籍大多缺少必要的索引，而纸本检索工具既不能随读者的要求提供多种排检方式，又无法按照读者的要求产生再生资源，可用性有限；此外，研究者对文献本身的认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逐步清晰起来的，其工作初期往往难以明确提出与自己的研究题目完全切合的全部关键词，而是要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模糊查询或渐进式查询，这更是纸本检索工具所不能解决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传统的点校本古籍为数字化古籍提供了基本样式，纸本检索工具为数字化古籍的查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尤其是《前四史》的点校，可称古籍整理的优秀范本，它吸收了此前的全部前人校勘的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古籍文本。
洪煨莲先生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编纂的引得丛书、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等，都是嘉惠士林的工具书。
引得丛书的语词逐字索引堪称同类索引的典范，《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严格的规范控制使读者获益匪浅，《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具备的古今地名对照、地名方位查询等检索功能，绝非其他类别的工具书可以替代。
数字化古籍一方面应继承纸本古籍及检索工具的优点，一方面又要克服其原有缺陷，淋漓尽致地发挥电子媒体的优势。
鉴于中国古籍中知识发现的复杂性及其广阔的应用前景，笔者认为古籍数字化事业对计算机产业界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无论是系统、软件在中文环境下的易用性，还是信息产业的运营和服务的水平，都须经过古籍数字化事业的检验才是真正的合格。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计算机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但还是有必要检讨一下其为古籍数字化所作的技术准备。
首先，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信息资源的共享成为可能。
几年前网络通信还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如今信息高速公路已经修到我们每个人的家门口，将世界连接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