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
4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海边老狗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第一节目录与目录学 1，目录与目录学的定义。 ，目录与目录学的定义。 我国的目录学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 我国的目录学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许 多目录学家在著录图书、 多目录学家在著录图书、编制目录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辨 书籍之真伪得失，考学术之渊源流派。 书籍之真伪得失，考学术之渊源流派。 颜渊问仁，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 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 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 其目’ 子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 礼勿动。 礼勿动。’ 颜渊询问仁，孔子说： 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 颜渊询问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 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 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 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 颜渊说： 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 问具体的内容。 孔子说： 不合乎礼的不去看， 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 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 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 做。”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目录
第一节目录与目录学 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与主要目录学著述。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与主要目录学著述。 元代目录学相对欠发达， 宋史·艺文志》，《文献 艺文志》，《 元代目录学相对欠发达，有《宋史 艺文志》，《文献 通考·经籍考 与钟嗣成《录鬼簿》（ 经籍考》 》（元杂剧专科目 通考 经籍考》与钟嗣成《录鬼簿》（元杂剧专科目 录）。 明清为目录学繁盛时期。明代如《文渊阁书目》、《 》、《内 明清为目录学繁盛时期。明代如《文渊阁书目》、《内 阁藏书目录》，焦竑《国史经籍志》等较为著名，吕天 阁藏书目录》，焦竑《国史经籍志》等较为著名， 》，焦竑 曲品》为明代传奇专科目录。清代目录学最盛， 成《曲品》为明代传奇专科目录。清代目录学最盛， 清史稿·艺文志 载各类目录百余种。数量多且内容、 艺文志》 《清史稿 艺文志》载各类目录百余种。数量多且内容、 体例有开拓。《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为目 体例有开拓。《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为目 录学史上巨著。章学诚《史籍考》、姚振宗《 》、姚振宗 录学史上巨著。章学诚《史籍考》、姚振宗《后汉艺文 》、《隋书经籍志考证》、张之洞 书目答问》 隋书经籍志考证》、张之洞《 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之洞《书目答问》亦为 目录名作。 目录名作。
对传统目录学的全新理解
对传统目录学的全新理解傅荣贤内容提要反省了对传统目录学的一般理解，提出传统目录学是意义内涵表达趋前，知性分析滞后的学术标准与追求。
关键词传统目录学传统目录学是中国古人在文献整序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一门专门学问。
分析现有学术规范可知，下述两个方面误导了人们对传统目录学的正确理解：其一，由于受到西方“甲乙簿录”式的形式主义目录在实践运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而自觉地把形式主义目录学视为传统目录学的最高参照范本，于是以今论古、据外律中，得出一些陈陈相因的错误结论。
诸如，认为传统书目分类是等级谱系式的；郑樵提倡的“书以学类”就是按学科属性分类；用今天的索引理论来解释古代的“箴线”、“韵编”、“通检”等等。
其二，由于受到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影响，而一味重功力轻发挥、重实证轻理论，“有似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
人们一味注重大量材料的堆砌，而缺乏在材料基础上的确切结论，更不用说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建构了。
本文拟在对西方形式主义目录学和乾嘉学派思维模式全面反省的基础上，对传统目录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传统目录学的基本特征传统目录学要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
《汉书·叙传》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
“别九流”就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的层面，“序洪烈”更有一种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思想。
刘向的这种最初的发凡起例式的目录学取向，隐含了后来的目录学理论全息，并规定了后来的理性发展。
例如，《隋志》即以“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为己任。
显然，传统目录学在整序文献的同时，还承载着对大道的知解。
所以，“一掌故令吏足矣”的甲乙簿录从来就不是传统目录学的正宗。
章学诚针对这一情况告诫人们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2]。
传统目录学的这种超越旨向，把自身设定在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本体论层面上：它不仅是“学术之宗”，更是“明道之要”[3]。
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构成了传统目录学的深层意义内涵。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
文章编号:1008-2980(2003)01-0091-0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Ξ门 庭(滨州师范专科学校,山东滨州256604)摘要:中国古典目录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征:一、重文献整理而轻应用;二、重文献描述而少推理;三、重文史而略技工。
关键词: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目录学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14、15世纪的殷商时期就有了简单的著录图书文献的目录。
《今文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滥觞。
公元前1世纪两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此后,中国古典目录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先有宋代目录学家郑樵“类例可以明学”的图书分类观点,后有清代杰出目录学家章学诚继承了我国历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论,中国古典目录学随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征。
今天,我们应对古代目录学加以深入研究,品评得失,从中引出对完善21世纪富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借鉴和教益。
本文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作一简要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重文献整理而轻应用中国最早的目录活动是为了文献典籍的收藏,所谓“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类之名,皆昭昭可考也”。
分类整理的目的在于“藏”,而不在于应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因见“书缺简脱”,下诏“广开献书之路”,不久“书积如丘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为了更好地“藏书”,汉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经书,刘向等对各种文献典籍进行校勘、缮写、编撰工作,“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然后将其藏于“秘府”。
可见最初将文献典籍进行“条其篇目”编撰叙录的整理,目的是在于收藏而不是应用。
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专著及有关文献
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专著及有关文献《麟台故事》记述中国北宋政府藏书制度的著作。
程俱著。
程俱(1078～1144)，字致道，衢州开化(今浙江衢县)人。
北宋时曾在政府的修史与藏书机构崇文院 (1082年改为秘书省)担任《国朝会要》编修检阅官、著作佐郎等职,先后任职14年。
南宋绍兴元年(1131)重建秘书省，程俱首任秘书少监。
为使秘书省的工作有例可循，他根据自己过去任职时的见闻和当时所存的有关文献，撰成《麟台故事》(“麟台”,是唐代武则天时期掌管政府和皇家所藏典籍的机构的名称，此前曾称秘书省),于绍兴元年七月上呈朝廷，受到朝廷重视，不久即颁布实施，成为南宋时国家藏书事业所遵循的准则。
直至600多年后，清代乾隆皇帝还认为文渊阁的各项制度应参照宋制。
《麟台故事》全书共有5卷12篇，约5万多字。
各篇的篇名是：官联、选任、书籍、校雠、修纂、国史、沿革、省舍、储藏、职掌、恩荣、禄廪。
主要内容为：秘书省三馆和秘阁的历史沿革、职能、官员的设臵、任用、升迁、日常活动等情况；书籍的征集、整理、收藏、校雠、编纂、刊刻、利用等基本工作。
该书虽是追述北宋秘书省的故实，但也反映了作者对国家藏书事业作用的认识，例如他认为“典籍之府，宪章所由”，藏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事关国家的治理。
明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少。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9篇，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清末陆心源得到黄丕烈影录的明代影宋抄本 3卷残本 (6篇)，与《永乐大典》本合并整理成 4卷附《补遗》1卷,约3万多字，收入《十万卷楼丛书》,是该书传世最好的版本。
《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1990)一书中收入了姚伯岳的校点本。
(见彩图南宋程俱著《麟台纪要》)《澹生堂藏书约》中国明代藏书家祁承□所著教育子孙勤奋读书并继承其藏书事业的训勉规约。
作者在前言中自述一生嗜书笃学,训勉子弟善保家风,益增藏书。
正文由《读书训》、《聚书训》、《藏书训略》 3部分组成。
论史志目录的类别及其特点
论史志目录的类别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史志目录的类别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史志目录是中国古代史学家们编写的一种史料，它们汇集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事件，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中国古代史志目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史记》类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志目录，它由司马迁编写，收录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史记》的特点是：一是叙述简洁，把历史事件简明扼要地叙述出来；二是叙述客观，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三是叙述细致，把历史事件的细节都叙述出来；四是叙述全面，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叙述出来。
二、《国志》类
《国志》是中国古代史志目录的一种，它们收录了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国志》的特点是：一是叙述细致，把历史事件的细节都叙述出来；二是叙述客观，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三是叙述全面，把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都叙述出来；四是叙述精确，把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都叙述出来。
三、《纪传》类
《纪传》是中国古代史志目录的一种，它们收录了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纪传》的特点是：一是叙述细致，把历史事件的细节都叙述出来；二是叙述客观，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三是叙述全面，把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都叙述出来；四是叙述精确，把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都叙述出来；五是叙述详尽，把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都叙述出来。
总之，中国古代史志目录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它们收录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事件，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它们的特点是叙述简洁、客观、细致、全面、精确、详尽，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学科自省
话 ，那， 厶，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角度来审度 ．没有统 的学科名称 ，无疑是与建立学科所需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一
的。这种映乏现代意识的圆囵心态与古人的研究并无实质性
区别，必将无益于学科的发展。 练上，我们建议以 “ 中国古代 目录学 之名称 为准 ，这
也与 《 汉语主题词表》的称谓相一致。冠 以 “ 中国”是为了 强调民族特征 ，是从空间上着眼。冠以 “ 古代”而不是 古 典” 传 ’ 、‘ 或其它修饰词则是从时间上着眼 。古典或传统 等修饰词严格来说并不能限定时 间，而只是 旨在强调个性特 征。 最后 ．： 于中国古 代 目录学 “ ．尽管 中 国古代 目 史” 录学研究的是史 （ 目录理 论史 和实 践史 ） 却并 不完 全 ．但 是 史的研究 所以 ．笔者以为不宜使用 “ 国古代 目录学 中
一
名称都没有 。本文拟从学科 名称 、研究 对象 、研究 内容 和研究 目的诸方 面对作为一门科学的 中国古代 目录学 作一
人们尚未 ｃ 究竟哪个名称更切合实际，而只是在—个或几 个约定俗成的名 目下 ，心照不宣地认同某个领域。如果说这
和古人和谐大度的人史 态 （ 同时也是治学心态）相一致的
容和研究 目的诸 方 面讨 论 丁作 为 一 门科 学的 中
等专著 皆主张 “ 胃 ‘ 目录’ 版本 ’ ‘ 、‘ 、 校勘 ’都只是校仇 学的几个组成部分” 目录不能自成为学 ．但举校仇 ，足以 ，“ 包举无余 。时至今日，这种取消派的观点已经投有市场。此 外 ，另有以书志学、流略之学或书 目学等代替 目录学的 ．笔 者以为皆不可取 ．并主张仍 以 “ 目录学 为统一名称。事实 上 ．这一名称也符台人们的常识性认识并为人们所接受。 再砍，就 中国古代 目录学而言，１￣年 以前出版的专书 ９０ ￣ 皆称 “ 中国目录学”而不冠以 “ 古代 “ 、 古典 或 “ 传统 等宇样。 姗 名达的 《 中国 目录学史》 、容肇祖的 《 中国目 录学大纲》 。余嘉锡的 （ 录学发微》则连 “ ｌ ｆ 中国”二字也省 却了。而 １ １ ９ 年来新夏 的专著则名 为 《 ８ 古典 目录学 浅说》 。 些研究文章又有称为 “ 传统 目录学”的。可见，迄今为止
论中国古典目录学
论中国古典目录学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华文化在薪火相传中不断凝聚力量、发扬光大，在求同存异中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体现，也是时代文化建设的智慧来源。
中国古典目录学，自成为一门学问至1919年，始终履行着指导读书治学，构建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使命，为连接古今的桥梁。
问津古典学问的门径要问津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典目录学则是问津之筦钥。
追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最简单的记事方法，虽然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目录，但被后来民间生活中的账簿记事之类继承了下来，并且高雅的学术殿堂也对此钟情甚深，对目录所具有的提要钩玄本事爱不释手。
《诗》《书》之序，即是雏形。
至刘向奉诏校书，“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洪烈”，撰为《别录》，目录之名自此合二为一。
此后，官私目录，代有著述，也不乏专门之家。
到宋代，始有目录学之名。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编撰达至鼎盛，目录学也发展到顶峰。
直到近代，受西学冲击，中国古典目录学方退出主流学术舞台，至1919年终结。
在此过程中，中国古典目录学家依靠分类体系、书目著录的取舍以及对典籍的提要来完成对各朝各代典籍的品评，介绍作者，讲述学术分合传承，典籍优劣、价值高低，集中体现中国各门古典学术源流及其传承关系，反映当时学者学术批评思想和方法以及学术倾向，完成了中国古典目录学指引读书治学门径，引导学术，领航思想，传承文化的任务，承载了中国古典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
这些功用的总结，是清人完成的。
清人总结中国古典目录学为“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兼具“折衷六艺，宣明大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清人认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
《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
此二语，很是形象。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书籍，是问学先秦文化的门径。
只有明晓了先秦文化，方能继续了解中国秦汉以降文化。
古籍目录及其功用
古籍目录及其功用】小中大作者: admin | 来源: 汉典古籍| 查看: 837次| 打开书架| 选字释义我们的目录学历史悠久。
汉代刘向、刘歆编制《七略》、《别录》，奠定了基础，此后，目录学不断发展，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
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留下的许多目录以及目录学专著，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视为引导我们打开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宝库的一把金钥匙，是逐步了解、利用、掌握这一宝库不可缺少的向导。
所以古人称目录学为读书治学的门径，这无疑是恰当的。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
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
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
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
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
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
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
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
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
流传至今者，有《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
如宋代郑樵《通志。
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
郑樵《通志。
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
校雠略》）。
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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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2980(2003)01-0091-03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Ξ门 庭(滨州师范专科学校,山东滨州256604)摘要:中国古典目录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征:一、重文献整理而轻应用;二、重文献描述而少推理;三、重文史而略技工。
关键词: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目录学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14、15世纪的殷商时期就有了简单的著录图书文献的目录。
《今文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滥觞。
公元前1世纪两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此后,中国古典目录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先有宋代目录学家郑樵“类例可以明学”的图书分类观点,后有清代杰出目录学家章学诚继承了我国历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论,中国古典目录学随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征。
今天,我们应对古代目录学加以深入研究,品评得失,从中引出对完善21世纪富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借鉴和教益。
本文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作一简要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重文献整理而轻应用中国最早的目录活动是为了文献典籍的收藏,所谓“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类之名,皆昭昭可考也”。
分类整理的目的在于“藏”,而不在于应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因见“书缺简脱”,下诏“广开献书之路”,不久“书积如丘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为了更好地“藏书”,汉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经书,刘向等对各种文献典籍进行校勘、缮写、编撰工作,“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然后将其藏于“秘府”。
可见最初将文献典籍进行“条其篇目”编撰叙录的整理,目的是在于收藏而不是应用。
我们稍加考察,便可发现从汉班固编撰官修正史《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后来历代官修正史《艺文志》的目录整理,都是以一表各代藏书之盛为目的的。
即使在南北朝以后出现的私家藏书目录,也同官家各种图书目录一样,其整理编目的目的也是重在收藏而轻于应用。
正如王心裁博士所说:“古典目录学的重点是在文献整理,由此深化即为学术整理,这不是说古代就完全忽视了文献需求,而是这种需求在文化大背景中隐没了。
”[2]中国古典目录学家多视文献整理为学术整理。
如宋代目录学家郑樵认为:“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
”[3]他详明图书类例的目的是剖析学术源流。
清代章学诚继承了郑樵的观点,把整理文献典籍当作学术研究的“三月聚粮”,视校书编目的目录学为“校雠之学”,认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4],这里明确提出对文献典籍进行校雠编目的整理目的不是重在一般应用,而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刘国钧批评道:“章学诚一流人所提倡的,则以书中所表现的思想作记载的对象,他们注重在学术,而不在书籍本身,他们想用学术的系统来编些书籍,他们忽视了书籍的编制和学术的分野不能完全一致”,“而目录的功能用一言以蔽之,就是便于检查”[5]。
应当说,当时的目录学,即使不是完全忽视文献需求也是相当忽视文献需求的,因为在当第19卷第1期Vol.19,No.1 滨州师专学报Journal of Binzhou Teachers College 2003年3月 Mar.,2003Ξ收稿日期:2002-05-14作者简介:门庭(1975—),男,山东东营人,助理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研究。
时,社会的文献产生、文献传播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充分满足读者的多样性的文献需求。
“我们并非苛求古人,因为当时文献的有效供给不足,整理与保存的任务又十分迫切,制约了人们对文献资源的利用。
”[6]目录学是致用之学,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
但中国古典目录学却忽视了广义的致用,仅将其致用限于反映一朝一代官府或私家藏书作为标榜藏书精美的手段,后来又强调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而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资产阶级政治家梁启超为传播新学,把目录学的应用性概括为四点:一、“浏览诸录,可以周知今古著作之大凡”;二、书籍“散亡代谢,赖有遗录,可识其数”;三、“按图索骥或整流通,或取裁述作”;四、“学术分化发展,辨析流别。
”[7]这就将目录学的应用性从藏书清单转向读者查检图书的工具,开拓了图书目录的应用范围。
“现在人们编制目录主要不再是为了文献整理的目的,而是一切为了使用、一切方便使用。
如何满足特定需求,就成为目录学家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时代变了,观念必须随之发生变化。
”[6]二、重文献描述而少推理我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杨仆就撰成《兵书》书目,而西方最早的个人著作目录是物理学家盖伦在公元2世纪编成。
但是西方的目录学理论却比我国发展得快。
因为中国古典目录学自汉代至清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无意识、无组织的‘自在’阶段,并没有上升到‘自为’的阶段。
期间尽管有郑樵、章学诚两个理论高峰,至清末目录学被尊为学中之学,但也无法使目录学摆脱经验目录的状态,始终停留在对事物的描述,对经验的总结,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
”[6]对此,中国现代目录学家姚名达指出:“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快之进步。
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后人之所加于向、歆者,较之向、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究属戋戋有限,与二千年之长时间比照,惭愧抑不胜矣。
”[8]那么,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了二千年为什么“始终停留在对事物的描述、对经验的总结”这一层面上,而缺乏深入的推理,“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令人惭愧不胜”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全面的考察,这里仅提几点粗浅的看法:第一,中国古典目录学家的思维方式侧重于以扣合具象化事物作为对象,而较少繁重推理。
目录学家“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对文献典籍进行辨伪、校勘、部次、著录时,很少从理论角度展开发挥。
中国古典目录学这一特征就其思维方式的民族渊源来说,是与形象思维分不开的。
我们民族的文化观点的形成和论证的开展个性直观色彩较浓,多带有形象化的论证,少繁重推理。
但因具像生动,为读者提供了审美画面的可感性。
而西方目录学家却比较侧重抽象化的论证,以思辨为主的色彩是他们的民族特色。
当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已。
第二,对于目录学“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聚精会神以贯注之”。
[8]因此,中国古典目录学在理论研究方面未能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姚名达通过对校撰《四库全书》及《总目提要》的人员情况提出如下观点:“此中校书撰录之事为旷代一逢,古任其职者亦由一时文臣滥竽充数,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聚精会神以贯注之。
私家目录亦不过聊便稽检而已,更无出奇制胜之必要。
”“故严格论之,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
”[8]第三,目录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较晚,直至清代的章学诚还否认目录学的存在:“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
”[9]所以章氏欲以“校雠学包举之”。
因为古代的书目工作和校雠学、版本学、学术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长期以来,目录学与其相近学科的关系模糊不清,目录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至今尚未分明。
因此影响了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
正如谢德雄所说:“目录学理论始终未能形成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甚至连目录学本身的名字称谓在古代目录学理论中都始终没有明白的确定下来。
”[10]由于中国古典目录学既没有精于此学的专家“聚精会神以贯之”的研究,又没有较早的独立成科,这就很难使其理论体系完整化、科学化了。
第四,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史上,有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和目录家目录学四大流派。
史家目录学家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代表观点;读书家目录学的观点是将目录之学视为读书入门的途径;藏书家目录学的观点是视目录学为访书、藏书、校书的工具;目录学家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百宋千元”版刻的一门学问。
[10]各家各引一端,独立发展,这也很难使中国古典目录学形成准确、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三、重文史而略技工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向是重文史而轻技工29 滨州师专学报 第19卷的。
这种思想源于儒家。
富有正统儒家思想的韩愈在《师说》中写道:“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汉武帝为巩固其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采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儒家学说来维护等级制度。
汉成帝命刘向等人编校的书籍也是以儒家经传等文史书目为主。
现以刘向之子刘歆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书目《七略》为例,来说明中国古典目录重文史而略技工的问题。
《七略》先是辑略,它分别说明六略种目的意义与学术源流,为“六略”之总最。
以下是“六艺略”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及学习六经的书目。
“诸子略”指哲学、政治、法律等书,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因而列为第二。
“诗赋略”指杂赋、诗歌等。
“兵书略”收军事书籍。
“数术略”是天文、历法、占卜、星相的书。
“方技略”是有关医药、卫生的书。
从编制的六类书目看,基本都是文史类书目。
后来开官修目录正式先例的《汉书・艺文志》,“因七略之辞”,更是以文史书目为主了。
至于第一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隋书・经籍志》,单从类目名称上看,也是以文史书目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的类目名称和各部收书的内容直接影响了后世公私家书目分类体系。
清代的“汇众书为一书”最巨大的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也是以文史为中心,以经史子集为类名的。
正如梁启超所说:“经史子集为甲乙丙丁四部,遂成千余年簿录不刊之程式。
”[7]清朝乾嘉时期,随着穷经考据之风日盛,中国古典目录学也进入了繁盛时期,大批学者开始目录学研究,目录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越来越大,出现了一大批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
但我们粗略考察这些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除了金石目录、书画目录、进书目录、版本目录外,其余还是经部目录、史部目录、史志目录等文史类书目。
总之,中国古典目录学两千年来是围绕着文史或接近文史性质的书目的轨迹发展的,这就形成了重文史而轻技工的传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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