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立法的历史发展与最新成就

我国民事立法的历史发展与最新成就万一一、绪言近代以来，民法就是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法律之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法对于保障公民和法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自清朝末年的法制改革肇始，我国已有三次大规模的民法典编纂活动，分别是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

当然，仅就新中国的民法典制定情况来看，也已经历了三次，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四次。

1911年底，民法典起草工作完成，形成《大清民律草案》。

该草案包括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共五编1569条。

其中，前三编由日本学者松冈义正、志田钾太郎参与起草，后两编由中国人高种、朱献文等起草。

这一法典大体上仿效德日民法，但未及正式颁行，清王朝就被推翻。

尽管如此，这个草案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方面，它在民国政府的民法典颁行之前实际上得到了施行；另一方面，它也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为后来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打下了不错的基础，而且为我国学习借鉴国外法律知识开启了一扇大门，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一部分。

民国政府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于1925年完成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形成《中华民国民法草案》（又称《第二次民法草案》），但最终未能成为正式法典。

192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1931年正式颁行《中华民国民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

该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共29章1225条。

同时，还颁布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4部商事特别法。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span>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

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则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

在目前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十七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这样，包括民法典在内的旧中国的六法全书都被废除了，《中华民国民法》就仅在我国台湾地区继续有效。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事立法翻开了新的篇章。

本文围绕民法典制定的起起落落，对新中国民事立法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和评述，充分展示取得的成就，并对民法典的编纂略作展望。

二、民事立法的初创时期（1949—1956年）建国之初，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民事立法也受到重视。

《共同纲领》在“总纲”中确立了新中国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1）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2）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3）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4）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根据这些原则，加强民事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是废除封建制度，建立新的土地制度。

比如，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

该法共6章40条，包括总则、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附则。

其基本精神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多余的粮食、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

1950年10月，政务院通过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规定废除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债务。

二是建立新的婚姻制度。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先后通过的《婚姻法》，共8章27条，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附则。

其中，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三是将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法律化。

1954年9月5日，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困难和资本家的愿望。

四是建立商品交换的制度。

1950年10月3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同日贸易部发布《关于认真订立与严格执行合同的决定》。

1950年11月14日，贸易部发布的《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明确了8种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行为。

五是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

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第四十三次政务会议批准公布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同年8月11日，政务院第四十五次会议批准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等。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它对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国体和政体、经济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

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组织起草民法典。

经过2年多的努力，于1956年2月形成民法草案，内容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共四编525条。

该草案以1922年苏俄民法典为蓝本，把亲属法排斥于民法之外，婚姻家庭也被认为不属于民法范畴，没有规定物权而只规定了所有权。

因为政治运动，立法工作中断了，该民法草案未能成为正式的法律。

三、民事立法的挫折时期（1957—1978年）1957年1月，毛泽东专门讲了法制问题，“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法律是上层建筑。

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

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

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

然而，从这一年夏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批判“法律至上”，法律虚无主义抬头，而1958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有了进一步发展。

1958年8月21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

多数人要养成习惯。

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

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受到严重冲击，不仅法制建设出现大滑坡、大倒退，而且人治逐渐占据了上风。

1960年，党和国家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这一背景下，民事立法工作又有了新进展，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

中共中央1961年3月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6月通过《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9月通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国务院1963年颁布《商标管理条例》、《发明奖励条例》、《技术改进条例》等。

1962年，毛泽东同志针对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

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

”同年9月，开始第二次民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于1964年7月形成《民法草案（试拟稿）》。

该草案分为三编，共24章262条。

第一编“总则”分为5章，包括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参与经济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制裁和时效、适用范围。

第二编“财产的所有”分为4章，包括通则、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

第三编“财产的流转”分为15章，包括通则、预算关系、税收关系、信贷关系、借贷关系、储蓄关系、结算关系、物资分配关系、商品购销关系、农副产品收购关系、买卖关系、基本建设工程关系、运输关系、租赁关系、劳动报酬关系。

这个“全新”的体例，是深受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影响的结果，也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表现。

在渊源上说，该条例因袭了法国《民法典》（即第一编“人”，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但从理念上来讲，似乎又与法国《民法典》不甚搭界。

这主要是因为，《民法草案（试拟稿）》的内容将“继承”和“侵权行为”排除在外，却又将预算、税收等财政关系及劳动工资报酬等劳动关系纳入其中。

尽管如此，这次民法起草工作仍因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而中断。

四、民事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1978—2002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应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针对“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的现状，他还明确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

从此，我国的立法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取得明显成效，法制建设成就举世瞩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由有关专家参加的民法起草小组，开始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至1982年5月，先后草拟了4个民法草案。

这就是：1980年的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共六编501条；1981年4月的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共六编426条；1981年7月的民法草案（第三稿），共八编510条；1982年的民法草案（第四稿），共八编465条。

实际上，自1982年以后，我国的民事立法在指导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即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或单行民事法律），在条件具备时再制定民法典。

这是因为，在当时要制定一部民法典的条件还不具备。

一方面，民法（典）本身涉及的面十分广泛、问题非常复杂，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还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说还很不明朗，还缺乏相应的经验；另一方面，民法的理论研究也很不充分。

正如彭真同志在民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民法不是短期间可以制定的，“一方面要搞民法，另一方面要搞单行法，民法和单行法可以同时并进。

单行法各部门都可以搞，还可以先搞条例、规章、制度或其他行政法规。

也可以把民法草案中比较成熟的部分，作为单行法规先提出审议、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