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亚洲的城市化模式与中国选择

亚洲的城市化模式与中国选择亚洲的城市化模式与中国选择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

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

在中国城市化中，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

在这种趋势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是城市化，这已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了。

但对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认识。

2007年6月，《福布斯》杂志的文章预测到2015年将出现十大超级都市，并预言了5个城市即将“死亡”。

城市亦如人生，人有生老病死，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应该想一想未来城市的“都市梦”与“生死劫”。

亚洲模式：人口高度集中的超级都市《福布斯》文章预言的十大超级都市中，欧美国家只有纽约一个，南美有墨西哥城和巴西的圣保罗，其余七个都在亚洲，中国的上海榜上有名，还有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印尼的雅加达和孟加拉的达卡。

看来在《福布斯》的读者群心目中，超级都市是亚洲特色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因为亚洲占了七席，发展中国家占了八席。

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难免要走超级都市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呢？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人口从总人口占比20-30%上升到60-70%。

在亚洲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通常为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欧美国家，虽然也有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却主要表现为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

城市化的进程起初是“小富进城，大富进京”，后来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但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有前半截，没有后半截，穷人进城者众，富人下乡者少。

原因有三，一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扩大，二是城市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均衡，三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自然选择与市场化的驱动。

城市者，筑城为安，集市为商，多半是先有城后有市，市场的发展又会突破城墙之“围”，推动着城区扩张。

所以，城市化就像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一样，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双向流动来自于人之本性。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后就不出来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里面有机会，二是外面不安全。

在现代社会，安居乐业的机会来自于市场，“安居”者，房市，“乐业”者，就业，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房价必然上升，因为有房则有机会，有房则有安全，房价上升的背后是人们追求安居生活与就业机会，有了安全和就业，就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发财致富，这就形成了现代人的“都市梦”。

从安全的角度看，城乡间的贫富差距是不安全的本源，亚洲国家与欧美相比，欧美多半是农民先富起来，因为伴随着城市的突围，农村的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地价上升驱动着城市化的造富运动，在这个阶段，农民致富并非来源于耕作之苦，而在于“守株待兔”。

相比之下，亚洲经济的发展是从剥夺农民土地开始的，城里人先富，再加上先富者进城，富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化的“富人区效应”把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注入到城市化进程中，对财富的追求演化为房地产之辩。

简单的“安居”需求演变为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不仅加大了城市生活压力，而且扩大了城乡间贫富差距。

所以，人们宁可在城市“蜗居”或“蚁居”，也不留恋农村的广阔天地：世代乡间千日苦，不如城中一间房。

城市盛衰：发展模式改变城市化标准城市化与城乡贫富的差距，同时决定着资本的流动。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如果当时他把城市化也纳入《资本论》的分析，逻辑推论应该包括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并使城市化的模式服从于资本的意志。

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金融和地产是城市化的驱动器，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决定城市的发展。

人口积聚的背后是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但是，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方向会发生变化，因此演化为城市的盛衰。

从主观因素看，城市的盛衰来自于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城市经营者的决策；从客观因素看，城市的盛衰则来自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与人口流动。

下图是中国1949年的十大城市与2009年十大城市的比较，列出十大“衰落”城市作为参考，可看出两个明显趋势：第一，城市化的经济标准变了，以工农业为主导的城市化变成了GDP导向的城市化；第二，资本积聚的重心由北向南漂移，沿海城市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

城市的衰落有各种原因，可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不同角度来寻找解读。

《福布斯》文章列出未来5个“死亡之城”：底特律，将亡于失业及人口外流；旧金山，将亡于大地震；那不勒斯，将亡于每百年一次的火山爆发；威尼斯，将陷入灭顶之灾；墨西哥城，将亡于地面沉降及缺水。

抛开人类所不可抗拒的天灾，最主要的经济因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生活方式，二是水土资源。

GDP导向的城市化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代表着资本创造的生活标准，甚至可以说是投资人的文化。

而水土资源是城市的本源，一方水土一方人，所以现代城市的规划高度关注人均平原面积和人均天然淡水。

全球化的时代，是各国经济日益转变为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各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GDP导向的城市化之所以向沿海城市漂移，是因为海洋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纽带。

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各国不同地区的比较区位优势，虽然还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但现代城市的一方水土已经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择水而居，江河之淡水融入海洋之咸水，城市化的趋势随“两水”而变，现代城市的在水一方是江海相望，咸水淡水，所以现代风水学说：江海合流，卧虎藏龙。

江海合流的区位经济优势提高了少数城市土地的稀缺性。

人口流动伴随着货币流动，资本的积聚与集中的规律，在江海合流之处演化为现代金融中心，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效应会通过土地的稀缺性创造高房价，并通过高房价调节人口与货币的流动。

比较一下全球房价最高的十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或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或是人口密集的超级都市，并且几乎都位于江海合流之地，所以要在城市高房价的背后，看到现代经济的三个流动性：人口，货币与水资源。

非均衡发展：二元社会的“三流”生活还记得在80年代中期，我曾经以西部开发为主题写过一篇报告，标题是：西部开发是不可能的！报告的标题凸显当初少年轻狂之武断，所以不为决策者欣赏。

还记得，报告从新疆的“坎儿井”谈起，主要以水资源的稀缺性来论证西部开发的经济约束，最后建议政府在西部开发中重点考虑人口迁徙，而非鼓励人口流入，所以要有计划的安排人口流出，才能及时化解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危机。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本积聚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漂移，除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淡水资源分布。

中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占全球6%，排名第5-6位，但人均淡水资源却非常低，全球排名在110名之外。

且中国的淡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80%以上的淡水资源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

所以，城市化由北向南漂移的趋势，与中国淡水资源的分布呈正相关性，这并非巧合，而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

缺水地区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是不会自然生成超级都市的。

所以说，北京天津地区的经济繁荣得益于“两调”：南水北调与宏观调控；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得益于“两水”：货币之水与天然之水。

水土资源的稀缺，共同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难以避免的趋势可通俗地描述为“二元社会，三流生活”。

所谓二元社会，就是沿海与内地的非均衡发展；所谓“三流”生活，就是人流-水流-资金流。

国泰君安研究所的所长李迅雷先生在《寻找中国下一个崛起的区域》一文中，通过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性。

数据说明：从1993年至今，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单位固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差距很大，东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产出效应远高于东北及中西部地区，因此，尽管有大量投资，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GDP总体占比相对下降，东部地区的GDP总体占比还是从50.2%上升到55.3%。

此外，两类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东北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居民存款总额的差距从不到1万亿上升到2.1万亿。

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看中国的城市化，再加上中国水土资源的稀缺，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

在这个基本趋势之下，人口与货币的流动仍将继续偏向于江海合流之地，无论是从人居环境还是从投资环境看，江海合流的比较区位优势都会逐渐提升。

因此，过去二十年城市房价同涨同跌的趋势将会终止，以往的一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房价级差区间会逐渐改变。

换句话说，未来城市房价的走势将开始分化，在少数中心城市房价平稳上升的同时，比较区位优势较弱的地区，城市房价将开始稳中走跌，极个别的国际化都市如上海北京等地，房价仍有可能突发性上涨。

此外，以省市及人口划分的行政边界将与跨省市的同城化趋势发生冲突，人口的流动性将日益明显，而管理城市流动人口的能力将挑战中国城市经营者的智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城市运转压力空前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快速膨胀趋势，城市资源承载和运行保障压力不断加大。

“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已被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长郭金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人口调控管理”，“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

首都北京调控人口规模箭在弦上，市民瞩目，全国关注。

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201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政协常委会相继组织专题调研组调研北京人口规模问题，并就此提出专题报告《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相关人士了解到，依据这两个专项调研，北京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具有四大表现。

一是常住总人口已突破2020年的控制目标。

相关调研数据表明，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人的控制目标。

二是流动人口总量估算已超过1000万。

北京快速增长的主要是流动人口“十一五”前四年流动人口增量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万人，年均增长37.9万，占常住人口增加总量的69.9%。

如果将驻京部队、在社会上散居未登记的和短期从外地来京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就医疗养的流动人口估算在内，北京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超过1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