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虚静说和美学意义

道家虚静说及其美学意义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哲学中所述“虚静”,不仅道家有所论述,而且儒、法、佛各家都有论及。如《荀子·解蔽》说:“虚壹而静”。《管子·心术》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非子·扬权》说:“执一而静”、“虚以静后”。虚静说是先时期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涉及到人格修养、思维方式以及宇宙论和认识论等。对于后世文艺美学中虚静说的形成,这些认识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中影响更直接、关系更密切的,还当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家虚静说。不过,老庄讲“虚静”,首先是哲学意义上的“虚静”,是在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基础上所讲的“虚静”。因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关注理想人生问题,注重人的修养在实践人生理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儒家讲修身,并把修身扩充到整个社会,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道家也是如此,它把“道”看作整个宇宙的大和谐,其目的也是要实现其“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目标。道家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作为主体的人也必须是和谐的,可是现实社会中的人都被所谓的礼义道德,智慧巧利等等所污染,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修养功夫,以把这些妨碍主体和谐的蔽障统统加以清除,恢复其原始的素朴状态。这种特殊的修养功夫,就是虚静的心态。

一、虚静说的缘起

道家“虚静”的观念,源于老庄哲学,与老子所谓的“道”和庄子所谓的“天”有密切的关系。虚静说的提出,是道家对其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道家认为,“道”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和谐境界,具体表现为无声、无形、无欲、无为,“昏昏默默”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十四章》)。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作为万物之本的“道”,其本质特征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最大的和谐。那么,受“道”支配的人世间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必须是和谐的。只有这样,才能与“道”相合为一,无往而不和谐。但是,在道家看来,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极不“和谐”的。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他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仁义,为学修身等说法,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认为恰恰是这些东西悖乱了人们的心态。因此,老子主:“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这实际是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章》),恢复到原始的无知无欲状态,亦即“婴儿”式的天真无邪状态。但是,事实上人们又不可能返老还童,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精神得到净化,恢复到素朴和谐的心态。所以,老子一再强调说:“载营魄报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十章》)这就是说,只有弃绝一切知识和经验,涤除一切精神上的污染,使其一尘不染,“见素抱朴”,才能“无为而无不为”,达到“道”的和谐境界。故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四十七章》)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上述观点。他认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在庄子看来,“道”往往被微小的成就隐蔽起来,话也往往被漂亮的言辞隐蔽起来,于是就有了儒墨两家的是非之争。如果各以所是而攻其所非,就不如“以本然之明照之”(王先谦注)。所谓“本然之明”,就是“道”的本来面目。而要恢复“道”的本来面目,就必须排除一切隐蔽大“道”的“小成”,亦即局部的、片面的知识和经验。庄子又说:“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虚无怡淡,乃合天德。”(《刻意》)庄子这里所谓的“知”,指人的智慧和知识;所谓的“故”,指事与物,引申为人的经验。他认为,人一旦有了智慧、知识和经验,就有了“成心”;有了“成心”,也就有了是非,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德充符》)。所以说:“多知为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道);若彼知之,则是离之”(《在宥》)。只有“去知与故”,才能够“循天之理”;只有“其神纯粹,才可以“合天德”,与“道”为一。当然,庄子也并非一味反对知识和经验,他反对的只是世俗社会的“一曲”之识。因此,庄子主要有“真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所谓“真人”,即是“才全”之人,他们之所以有“真知”,是因为他们排除了世俗的“知”,一切都顺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冥会自然之“道”的真谛。

庄子又说:“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惑乎?”(《则阳》)成玄英疏曰:“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去小知而大知明。”(《外物》)所谓“以无知知”(《人间世》),“不知而后知之”(《徐无鬼》),都是说明只有去除了世俗之知,才能够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摒弃俗知呢?道家提出了“虚静”的方法。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十六章》)庄子与老子一脉相承。他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又说:“唯道集虚。”(《人间世》)老庄都认为,“道”是万物之根本,而“虚静”则是“道”的根本属性,因此,作为主体的人,也必须具备“虚静”的心态,排除人世间的一切不和谐因素,然后才能与“道”合一。关于这一点,庄子在《庚桑楚》一文中说得较为具体：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这就是说,一切荣辱观念,七情六欲,知识技能,都是悖乱心志、束缚心灵、牵累天德、蔽障大“道”的因素。只有使它们“不荡胸中”,保持绝对的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的境界。因此,老庄特别重视以“虚静”二字来要求人的精神状态。庄子在《知北游》中借老子之口说:“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在庄子看来,只有除去世俗之知,保持虚静,使精神“纯粹而不杂”,才能实现精神世界的无限自由:“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刻意》)

由此可见,道家提出“虚静”说,完全是从体“道”的角度出发,要求先要扫清通往大“道”的一切障碍。在此基础上,再进而以主体的“虚静”心态,去领悟“道”的“虚静”境界,亦即“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从而“以天合天”(《达生》)。不仅如此,道家提出“虚静”说,既是作为一种“合天”的途径,也是当作道家理想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先讲“道”讲“天”,

而后接着讲人生。正如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言:“中国哲人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更不止此,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谈人生。”(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版,第165页)

二、虚静说的扩展

《庄子·天道》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又说:“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其实,老庄“虚无为本”的思想正是“虚静”观念的基础。

老子主:“致虚极,守静笃”。这里的“虚”是对心而言,“静”是对外物而言。因此,虚,则精神洁净;静外,则无知无欲。如此这般之后,精神就会不受任何干扰,保持纯净,犹如一尘不染的大镜子,然后就可以直接照见大“道”了。这也即是老子又一说法:“涤除玄鉴”。庄子同样也把“圣人之心”比作镜子。他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庄子和老子一样,认为并非任何精神都可以遇“道”,只有绝对净化了的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庄子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道”无所不在,它存在于百物之中,要精神之镜不反映万物是不可能的。因此,庄子主:“圣人之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成玄英疏曰:“夫物有去来而镜无迎送,来者即照,必不隐藏。亦犹圣智虚凝,无幽不烛。”(《庄子集释》)很显然,精神这面“镜子”,可以物来即照,但对“物之粗”,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物之精”,要无所用心,“心无所知”(《人间世》)。既不产生感觉印象,也不形成是非判断,不在“镜面”上留下任何痕迹,仍然保持一尘不染。如此一来,精神这面“镜子”就可以“无幽不烛”,从而直照“不期精粗”的大“道”了。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呢?庄子主,以虚静来养神。他说:“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简言之,这就是虚怀若谷,清静专一,顺应自然。养神,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受到各种矛盾和喜怒哀乐的精神困扰。养神与养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更强调人的精神状态,需要达到“无己”和“物我两忘”的境界。由此不难看到,以虚静来养神,固然包含超脱于现实世界的意思,但精神世界的自由,首先是“惟神是守”(《刻意》),是“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于天”(《养生主》)。单纯强调超越、超脱、超然,不抓住虚静之本,就仍然会“滞于物”,而难以“胜物而不伤”。

虚静是为了养神,养神又是为了修养身心而与“道”合一。这样,养神实际上是作为“虚静”与体“道”之间的中介环节而存在的。虚静以养神,其实是精神的净化过程。对此,庄子提出了“心斋”和“坐忘”,他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所谓“心斋”,就是外则不染尘垢,则五脏清虚。在庄子看来,“凡外重者拙”(《达生》),留心于外物就会使心蒙蔽,所以必须进入“心斋”而摒除一切杂念。而且庄子认为,要使精神保持“纯粹而不杂”,不仅需要排除外来的干扰和污染,还要肃清心已有的世俗污点,忘掉名利、事功,甚至连自己的形体也要忘掉。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坐忘”。

从《庄子》一书来看,“坐忘”实际上包含了三个过程。这就是“无名”、“无功”、“无

已”。《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圣人”、“神人”、“至人”之名,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庄子》一书中这类名称,尚有“大人”、“直人”、“全人”等,均指得“道”之人。对于这些称谓,我们可不必细加分辨。值得注意的倒是“无名”、“无功”、“无己”。因为,这三个层次,既是虚静说的扩展,也是庄子按照他的“道枢”的要求提出来的。至于何谓“道枢”,《齐物论》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即在矛盾对立的双方中,人为地去掉一方,使每一方都“莫得其偶”,失去对立面,这就是“道”枢。如果掌握了这个“道”之枢纽,就可以“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了。以下就对上述三个层次分而论之。“无名”之所谓“名”,当指“虚名”而言。庄子所说“名者,实之宾也”,可做其证。按照他的说法,“无名”就是不“以天下为事”(《逍遥游》),亦即不求为天下的虚名。这是庄子为解决个体与社会这对矛盾而提出的主。在庄子看来,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而一味求名,就会和别人发生矛盾,这是相当危险的。“德荡乎名,智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智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因此,争名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庄子认为,“道溢乎名,名溢暴。”(《外物》)儒家的一整套道德仁义之所以行之过度,就是因为尚名好胜,这不仅行不通,而且会使人互相残杀!足见名之不足为。因此,庄子主“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达生》)

这即是说,离弃社会,不为虚名,不“以天下为事”,就可以与社会和谐,接近大“道”了。但是,只是与社会和谐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天合天”。庄子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大宗师》)对庄子来说,所谓“畸人”,是离弃社会的人,但同时也是合于自然的人,自然的小人是人间的君子,而人间的君子却是自然的小人。要达到更大的“和谐”,不仅要“畸于人”,而且还要“侔于天”,即“无功”。

“无功”,就是无所事事,亦即无为。用庄子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以物为事”(《逍遥游》),一切顺任自然。这是庄子为解决人与自然这对矛盾而提出的主。他认为,取消了物的一方,人就可以免于“物累”,获得比“无名”更大的和谐自由。因此,庄子主:“无为谋府,无为事任。”(《应帝王》)“无以人灭天”(《秋水》),“不与物交,淡之至也”(《刻意》)。假如一切依乎天理,顺乎自然,把外物只当作客观存在,而不去“以物为事”,外物就不会牵累于人,而与人和谐相处了。庄子在《天地》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来说明他的观点:子贡劝“为圃者”为槔挈水,“为圃者”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人如果“以物为事”,就会精神不专一,不仅为物所累,而且会不载于“道”。因为“道”是自然无为的,所以体“道”之人也应该无为。藐姑射山上的神人,“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逍遥游》),正说明了“神人无功”的道理。“其神凝,是说神人精神专一,不留心于外物。正由于他不“以物为事”,才使万物各得其所,不为所害,因此谷物年年丰收,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结果。庄子说:“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无物物”(《在宥》)。即在表明,占有万物,就不可再对物有所作为;占有万物而不对物有所作为,才能使物发挥物的作用。这也就是老子说的:“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所以,庄子强调的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脱境界,注重人在“自得”中“与道同出”(《山木》)。

神人居处在藐姑射山上,不食五谷,当然是离弃社会。他不留心于外物,也算是超脱了自然界。

“无人非,无物累”(《天道》),显然达到了人生的较高层次。但是,由于他还有着“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躯体,所以仍然要“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方能“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也就是说,神人仍然是“有所待”的。如果要达到绝对的和谐与“逍遥”,还必须“无己”。

所谓“无己”,就是忘掉自身的形体,使精神得到彻底的解脱和无限的自由。庄子的这一思想,包括两方面的容。一方面是来自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庄子像老子一样,认为人之所以有喜怒哀乐,祸福生死,都是由于形体的连累。另一方面则来自他自己的形神二元论。他说:“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知北游》)把精神和形体当作是互不相属的两个实体。因此,如果能在“无名”、“无功”的基础上“无己”,那么就可以消除精神的对立面,彻底解决主观与客观这对矛盾,这显然是庄子最后的解决办法。做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守其一,以处其和”(《在宥》),使精神“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逍遥游》),无往而不“逍遥”了。

关于“无己”,《齐物论》一文有具体实例加以说明:“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偶。”“丧其偶”,用南郭子綦的话说就是“吾丧我”,亦即忘记了自己的形体。这与《大宗师》中所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的“坐忘”,是完全一致的。

依庄子的说法,“道”是“有情有信”的,是客观存在,但又是“无为无形”的,它无所作为,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庄子说:“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天地》)意思是说,世俗之人是“有形者”,“道”是“无形无状”的,世俗之人与“道”难以“皆存”。因此,要想达到“道”的和谐境界,就必须“离形去智”。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就是这个道理。庄子又说:“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成玄英疏曰:“凡天下难忘者,己也。而己尚能忘,则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者,故冥会自然之道也。”一个“忘”字,包含了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在“无名”、“无功”和“无己”各层面中,忘我无己最难做到,但也才可能做到与天合,进入人生最高境界。那么能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时,也就达到了“物我兼忘”的地步,就可以“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刻意》),无往而不“和谐”了。

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名”、“无功”、“无己”都是由老、庄的“虚静”说派生出来的。其根本在于“忘”,目的是要排除一切干扰,保持精神的绝对纯净,实现精神的“逍遥游”。但这只是庄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追求精神超脱的产物,它只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忘却矛盾,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庄子所谓的“无己”,实际上还是有己。因为他不可能完全回避现实,仍然要“与世俗处”而“与物相刃相靡”。因此,他就在追求超脱的同时,极力强调“无用之用”和“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对现实而言的。用庄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大宗师》)。意思是说,只要无是无非,一切顺其自然,消除一切对立面,这样精神和现实,主观与客观就都可以趋于和谐,两方面都可以行得通了。

三虚静说的美学意义

老庄为了体“道”,追求虚静的心态。于是,老子主“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庄子主“去

智与故”、“多知为败”。但是,由于他们只强调“见素抱朴”、“无知无欲”的心态,否定认识的先决条件,这就走向了神秘主义的迷宫。

不过,假如我们只看到老庄“虚静”说的消极面,还是很不够的。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致命弱点,确是否定了正常的认识条件,把“虚静”与知识对立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虚静”说是讲人格修养,它首先描绘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最高境界,肯定了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自由是体“道”悟“道”的重要条件。毫无疑问,这一点是老庄“虚静”说中最根本的容。而且,“虚静”说中同时又包含着深刻的美学原理,不仅对于后代文艺美学的虚静理论有过直接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也可给以某种理论启示。

首先,老庄的“虚静”心态揭示了一种审美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审美关系中首先是审美主体能够保持心灵与精神的自由,这样也就能够澄怀观物,体悟到美的对象和美的真谛。在庄子看来:“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道,万物之本,也是美之本;朴素之美,顺任天地之道,也就是最高境界的美。“唯道集虚”,当然美也就在虚静之中。体道悟道,实际上也是一种体悟美的活动。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这里所谓“复”,即“复其根”。既然万物之“根”是“道”,那么“观复”亦即观“道”。观“道”,其实也就是观天地之美。对于“道”的观照,老庄特别要求的则是“致虚极,守静笃”的人生态度,强调具备“虚静”中的和谐心态,“虚静”的核心,在于“虚”。“虚”,不是“虚幻”,而是人们思维过程中排除一切外干扰,使人的精神超脱于外物与现实的各种束缚,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纯粹,进入无功利的自由的审美境界。现代审美心理学的成果表明,如果人们心理上没有某种审美知觉的产生,那么这时候就难以形成审美关系,也就不会出现审美观照。老庄强调“虚静”以观“道”体“道”,正是把握住了审美主体顺任自然时的审美愉快。对于这一点,庄子说得尤为详细。《天道》篇云: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以水静为喻,说明“水静犹明”,如果精神静下来,也能象镜子一样,照见天地万物之本。同样,审美主体要是以“虚静”的心态去观照大“道”,乘物以游心,澄怀以观物,那么就会发现“大美”、“天地之美”,体会到“至美至乐”。很显然,观“道”其实就是审美观照:观天地之大美,以天合天。作为观“道”的必要条件,“虚静”的心态事实上也是一种宁神静观,一种超越现实的自由,一种感受至美至乐的审美心态。

因此,在老庄的“虚静”论中特别强调虚以待物。庄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意在通过“心斋”而得“道”。一方面,他们要求清除“前识”与“成心”,主通过“心斋”、“坐忘”,“忘我”,“忘物”,“知止”“弃智”,避免先入为主的弊端,摆脱功利的束缚。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道”的直接观照上,从而使心灵获得一种审美知觉力,达到精神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实现对“道”的全面而正确的体察。另一方面,力求以“虚静”之心态,制止人的思维活动的惯性力,恢复人的朴素本性,进而“以天合天”。心灵和精神愈自由,愈能感受到美,享受到美,也就愈能“合天”悟道。显而易见,以“心斋”、“坐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