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

大禹精神在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辛　刚　国新历史主义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欧美文学评论家对文艺复兴的兴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莱特、海登・怀特、英国的路易斯・蒙特鲁斯等。

1982年格林布莱特为《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撰写“导言”时,他就论文中出现的某些共同的东西称之为“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是对20世纪欧美实证性研究以及文本中心论的反拨,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新历史主义理论具有以下特征:1.“跨学科研究”性,即跨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使其具有了多维视野的研究。

2.“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

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揭示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3.“历史意识形态性”,即认为人的文学在文化中具有抗争性作用,而文化变革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新历史主义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学者潜心思考的问题,因而新历史主义在欧美崛起不久,很快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发表的新历史主义论文、专著共有60余篇(部)。

这些研究大体分为翻译介绍、全面评价、影响应用等三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一)翻译与介绍率先向国内学界介绍新历史主义的,是王逢振。

他在1988年所著《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专章介绍了新历史主义。

次年,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和杨正润《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文艺学的重大变革》开始勾画了新历史主义发展轮廓,特别是后者,开拓性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并准确概括了它的特色、贡献及弊病。

1991年,留学哈佛的赵一凡在《读书》杂志上又发表了《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

以上诸文对新历史主义的介绍,很快引起了国内更多学者的关注,新历史主义的译介渐成气候。

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译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该书以维萨主编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基础,同时兼收其他几篇权威的新历史主义文论,成为后来研究新历史主义的主要蓝本。

同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世界文论》杂志社编辑了《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精选了有代表性的五篇代表作加以翻译。

另外,程锡麟、韩加明还翻译了海登・怀特以及蒙特鲁斯的一些重要论文,这些译作为国内学人了解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翻译、介绍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原文翻译太少,特别是作为新历史主义代表作的研究文艺复兴的系列论著,如格林布莱特的S hakas2 pearn Negotiation,可能由于涉及的西方文化面特别宽泛,没有译介过来。

因为新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一种方法,而非一种理论,所以忽视这种具体批评实践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整理解新历史主义要义的。

其次,作为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是基本概念和术语的确定,但从对新历史主义翻译来看,在对一些关键术语的理解上,仍有较大分歧。

如“negotia2 tion”一词有人译为“谈判”或“洽谈”,也有人译为“协合”等等。

(二)全面评价在翻译、介绍新历史主义的同时,我国学者非常注意探讨这一学派学术思想的得失,注意把握其精神实质,从而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1994年,杨正润继1989年那篇具有开拓意义的评价文章后,继续留意新历史主义研究。

他发现,新历史主义批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学同物质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层面:文学的发生和文学的功能。

他的两篇论文《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分别从这两个层面对新历史主义进行剖析,使两者形成对照,将新历史主义理论中的矛盾暴露无遗,角度新颖,见解独到。

同一年度,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发展及启示》不仅回顾了新历史主111《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义批评在美国文坛的发展历程及其传播影响,更难得的是,他第一次具体论述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对建设我国文学批评的意义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国学者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更为深刻地审视新历史主义,特别关注这一学派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与作用。

我国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最突出的特点,以及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以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社会的多个层面,以文化诗学的广阔视野,整体性把握文学。

林继中《文化诗学刍议》一文分析指出,新历史主义开创的文化诗学,其主要贡献在于,它指明了文学问题不单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实体、结构分析和一般性的文学赏析的问题,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对话语的特殊揭露。

要从人类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视角观照文学,全面地对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母体进行修复,探索其生命的奥秘。

张首映则探讨了新历史主义对于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启迪作用。

我国20世纪关于历史和文学史的理解,先有魏源、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新史学”思想,再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我们的历史和文学史写作,苏联模式一度整化过我们的历史和文学史,造成诸多流弊。

80年代“重写文学史”口号日隆,90年代“重评历史”“重构文学史”风气炽盛,明显受到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但应指出的是,“重写文学史”多调整个别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探讨上,还缺乏整体建构模式的反思。

这不能不是十分遗憾的。

新历史主义认为,解构经典不应是具体、零星的重写,而应通过追踪经典的形成过程,根据某个处理方式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这样才会有新的文学史出现。

在关注新历史主义积极作用的同时,我国学者也清醒认识到它的偏颇。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指出,文化诗学研究大而无当,容易脱离文学研究对象的实际。

因为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审视文学和专门的文学研究,在思维方式有相同的一面,两者都是综合理论思维,不同的是各有专职,如果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取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专门研究,是很困难的。

文学批评可以采用文化批评的方法,但应保持其独立品格。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进一步分析了新历史主义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时间空间化的危险,也就是将历史任意解读,这就瓦解了历史的观念和作品的观念,使人们进入历史或作品时,不再注意历史或作品本身,而仅仅注意作品隐含的意义结构。

第二,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

新历史主义凡事都要放到政治上去加以衡量,有将历史简单化、政治化和强烈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第三,在语言与历史的关系上,新历史主义将历史深度让位于语言模式的平面分析,会使读者的感受性变成反历史的焦虑,一种反清晰的、多重复杂的破碎感。

从上述学者的评价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的每一理论都好似一把双刃剑,都有正面的影响与负面的效应。

如何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是我国文学批评界接受时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三)影响与应用新历史主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影响到当代文学及电影的创作;而以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解读文学和文学史文本,在90年代也渐露端倪。

1993年,传兵的《新历史主义走向文学和电影》,以及1997年程蓉的文章,指出新历史主义首先影响了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的历史观。

莫言、周梅森、苏童在其作品中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嘲弄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显示了“历史文本化”的趋势。

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刻意消解“正史”,复原丰富的历史真相,把此后的生命体验引入历史,借以表达自己多元价值关怀等方面,与历史主义明显保持着某种默契。

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李勇的《新历史主义对近现代的通俗文学研究的启示》认为,以往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中没有地位,主要是历史观点问题———认为文学应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的历史。

多元的新历史主义史观鼓励文学史的广泛包容性。

这种对文学史观、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宏观反思很有意义。

青年评论家韩毓海的两篇论文也很好地把握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精髓。

李清的《权力话语中的阿Q———〈阿Q正传〉的新历史主义阅读实践》则以中国的文学作品印证了新历史主义关于文学文本是“力量的场所,正统力量与反对势力相冲突的场合”的观点。

另外还有学者以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和“抑制”作用来分析当代小说《一地鸡毛》的灰色官僚体制,剖析“老照片现象”,也令人耳目一新。

总的来看,十多年来国内学者发表的新历史主义论文主要偏重对其理论自身的剖析与评价,应用(下转第87页)211信息综览　济秩序的维护者和市场法律的执行者,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即是最大的诚信。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要加大诚信制度建设的力度和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为全社会树立诚信的榜样。

其次,要建立诚信信息披露制度。

诚信信息披露制度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避免信息不对称给人们造成的经济损失。

诚信信息披露要体现及时性、公正性和有偿性。

及时性在于提供当前有效、准确的诚信信息;公正性在于信息披露实事求是,面对公众一视同仁;有偿性在于适当收取服务费,补充诚信征集成本和制约随意性咨询行为。

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根据不同类型的信息在不同范围内披露,还要注意商业保密和个人隐私的保护。

再次,要建立诚信法律制度。

诚信是一个道德问题,但作为一种制度,却要法律加以保障。

目前,美国的相应法律法规有17项,如;诚实租界法、公平结账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计划法、公平债务催收法、信用卡发行法、电子资金转账法、统一消费者信用准则、统一事业法则等。

我国诚信管理制度也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做到诚信管理有法可依,并维护诚信管理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正性。

如诚信管理的使用范围、诚信管理相关机构、诚信管理信息披露、诚信管理的有偿服务、诚信管理的处罚范围等都应有具体法规。

在诚信问题上将道德制约与法律制约结合起来。

最后,营造诚信社会的文化环境。

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往往吃亏,而失信者往往以极小成本获取极大利益。

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是以极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失信的亚文化氛围,即诚信不再为人们所追求,败德行为成为时尚,诚信危机腐蚀社会。

因而,建立诚信管理制度还须形成一种诚信的社会文化氛围。

总之,我们要营造的是市场公平的诚信社会,诚信机制是个人和社会最好的利益保护机制。

此外,还有必要开辟失信者退出市场的通道,以及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遵循国际经济活动的诚信原则的同时还要加强信用风险的防范。

(责任编辑:沈敏)(上接第112页)分析的文章还不算多。

目前判断新历史主义能否在中国扎根,恐怕为时尚早。

我们真正对其消化、吸收、应用,大概还须一段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