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
王韬改革思想研究
王韬改革思想研究
作为晚清知识分子中的特殊群体,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对象。
王韬作为晚清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其改革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改革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韬的特殊人生经历使得他在这个群体中有着区别于其他早期维新人物的独有特征。
从早期的屡试不中,到投书太平天国,从逃亡香港,到游历欧洲和日本,在这过程中,其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逐步向近代改革思想转变,表现出中国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的特殊心路历程。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其改革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韬改革思想包括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经济上提倡发展工商业,民富带动国富,军事上强调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训练适合近代战争的士兵,并建设近代海防,外交上提出保护海外华人,中外联合防俄策略以及以和免战、以战促和的近代外交思想以及改革教育和人才选拔机制,一夫一妻制思想等多个方面。
本文从史学角度出发,力图运用诸多资料对王韬改革思想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适当的评价。
同时对以王韬为典型的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的特征、矛盾心理以及社会贡献进行研究和评价。
从《漫游随录》观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从《漫游随录》观王韬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作者：何联宜来源：《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7年第21期《漫游随录》记载了王韬在香港、新加坡、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游历的所见所闻。
这些新奇的经历使得王韬的思想日趋成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并对中国人民现代化思想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文主要从《漫游随录》一书出发，通过分析书中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的描写，来探讨王韬在游历各国途中现代化思想的转变和形成。
王韬，原名王利宾，字兰瀛。
后因上书太平军逃亡，改名为王韬，字子潜，号仲弢。
王韬17岁便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县学，成了秀才。
后于“墨海书馆”编译期间，不断抨击清政府的弊端，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将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
不料，王韬的上书被清军所获，清政府以其与太平天国互通之嫌下令缉拿并判其死罪。
迫于无奈，王韬只好逃往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逃亡和游历生活。
在逃亡途中，王韬并没有因此厌恶祖国或者苦闷踌躇，他依旧心念国家，叹息着中国生存之危亡。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次的“逃亡”成为了王韬远游的契机和改变人生的转折点。
作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看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足和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
他曾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可见在当时，王韬的思想已经开通于同时代的人了，他认为只要我们借法于西方，便可自强甚至与列强并驾齐驱，屹立于世界。
这些，都是王韬游历各国后，思想开化的结果。
本文主要从《漫游随录》一书出发，通过分析书中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的描写，来探讨王韬在游历各国途中现代化思想的转变和形成。
教育王韬从小便天资过人，广泛学习中国文化。
在《弢园老民自传》中，王韬写道：“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
”正因如此，王韬每到一处新的地方，总会关注该地区的书院或教育现状。
2020年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前詹中学高三历史下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
2020年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前詹中学高三历史下学期期末试题含解析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60分）1. 中共“二大”召开期间，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后，“革命的参加者无产阶级仅能得自由与民主权利，尚不能完全解放。
”这表明当时的中共( )A．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B．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缺乏正确认识C．尚未认清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和动力D．已受到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参考答案：B2. 唐朝节度使冯宿上奏章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板印刷日历，在市上售卖。
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书时，这些印好的日历已满天下皆是。
这说明（）A.雕版印刷术在民间流行B.买卖日历成为普遍现象C.新技术影响了行政管理D.活字印刷技术已经出现参考答案：A试题分析：根据材料关键信息“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的百姓都用刻板印刷日历”、“这些印好的日历已满天下皆是”等，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是雕版印刷术推动的结果，A符合题意，正确；B项“普遍现象”没有依据，仅从几个地区不能得出；C项属于无关项；D项本身不符合史实，活字印刷术在北宋才出现的。
故选A。
3. 中共领导人曾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
”“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一定要联合苏联，要以苏联为首，这样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为此提出的外交方针是A．“一边倒” B．“求同存异”C．“另起炉灶” D．“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参考答案：A4. 春秋时期出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的局面，这说明A. 周王室权威至高无上B. 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C. 大国已取代周天子的地位D. 大国开展争夺霸权的斗争参考答案：D5.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正处于合成一个能够容纳世界整体的共同文明的过程之中。
所有文明已经、正在或将要受到它的冲击。
王韬与中国近代化
王韬与中国近代化摘要：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王涛不应该被遗忘。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体验西方世界的先行者，也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的觉察到现代化问题的思想家之一。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西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和香港，又曾游历日本和欧洲多国，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深刻感受到中西文明的冲突，他矢志不渝的提倡西学在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外交、军事、文学等诸多方面提出了现代化观点，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近代化。
本文将着重介绍王韬在政治、经济和新闻领域的近代化贡献。
王韬的变法思想王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充满向往,尤其推崇君主立宪制。
他指出“唯君民共治，上下想通，民隐得以上达，君隐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尤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虽然王韬没有实施君主立宪的明确实施方案，而且其理论具有幼稚性，但他能在君主专制的高压下提出议院政治，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王韬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思想家，他的变法思想自然烙下了儒学的印记。
他糅合心学附会变法维新，提出“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
唯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
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
在这些言论中，王韬一再说明促成中华变革自强的是“天心”，而“天心”与“人事”是统一的。
这样王韬就把天，人统一了起来，实则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挥。
在阐明变法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时，王韬有用“大同”之道来解释中国当时所处之世。
他指出“道无平而不陂，事无衰而不胜，屈久必伸，否极泰来，此理之必然也。
凡今“否极泰来”的观念，说明中国应是大同世界的统一者而不是被统一者，以期能唤醒对变法的响应与支持。
王韬在对西学不断深入了解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危局有了清醒的认识，其变法思想也逐渐深化.他深刻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指出，当权的人不能掌握好权力，开发资源，发展经济。
社会上各种积弊众多，影响社会的进步.他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惨痛事实中逐渐认识到，自强求富不仅是辟财源和船坚炮利，更应在于政治上的“治本”，即得民心。
忍听秋雨吟,老尽少年心——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王韬与晚清革命》
忍听秋雨吟,老尽少年心——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杨默1897年5月，在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一生后，在于其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都已预料到的巨变前夜，王韬于暗淡中溘然长逝。
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作为两种文明间的调停者，王韬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一个孤独的开创者，在中华世界即将黎明的黑夜里提灯游荡。
读罢此书，心中是压抑不住的汹涌波涛，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悠然生爱?捧起从图书馆借来的旧的被钉上厚纸板的书,可以想象多少人点灯熬夜读着它,那是最生动的日记。
面对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我看到的是仅在七十年代大洋的另一端对我们中国的研究已经取得的发展,在惊叹于作者见地之深刻,眼光之独到,文义之精辟的同时,其对中国的研究学术水准之高不得不让人产生出一种失落和危机的况味.不知道以中国革命家而闻名的孙中山的恐怕不多，知道对其某些思想有直接影响，为孙写引荐信得以见李鸿章的王韬的却为数甚少。
王韬生在自我抉择和完全的自我欣赏而孤立于世的儒教中国,就贡献看来,他似乎没有孙中山的更加辉煌瞩目,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上他却成为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的知识分子，超越了那个时代整整一大步.有道是: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本书围绕王韬的生平背景,事迹贡献,对晚清改革的影响有详有略的加以叙述,隐含在其中的则是从这个切面反映的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变革,沿海与内陆文化环境的二分法，沿海地区于晚清作为改革启动者甚至发掘近代中国的大命题。
我无意于再赘述王韬的种种不凡经历,而是想把目光投注在他的魄力和思想上。
在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阶段，王韬经历的是由一种文化世界观向民族世界观过渡的艰难历程，他之所以可以对中西方有一个超越时代的冷静客观的平衡把握，在于其真正的虚心，是书生气十足的偏执或神经质的文人所不具有的，内心毫无成见,思想完全解放。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读后感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读后感以前对晚清的印象就是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感觉那就是个黑暗又混乱的时期。
但这本书让我看到，其实晚清也不是一直躺着啥都不干就等着被欺负的。
那五十年里，也有很多人想搞改革，想把国家拉回正轨，就像一群手忙脚乱的厨师，想把一锅快烧焦的菜拯救回来。
先说说那些改革者吧。
像李鸿章啊，感觉他就像一个超级大忙人，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试图给摇摇欲坠的大清注入新的活力。
他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像是一个怀揣着新技术小玩具的孩子，到处跟人说：“看呀，这个洋玩意儿可厉害啦，能让咱大清变强呢！”可是呢，周围的环境太复杂啦，保守派就像一群顽固的老古董，一直对他的新玩意儿挑三拣四，觉得这是违背祖宗之法的。
这就好比一群人在一个破房子里，有人想换个新窗户透透气，其他人却大喊着：“不行，咱祖宗住这房子的时候就没这窗户，不能换！”还有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就像是充满热血的年轻革命者。
他们的想法就像一把火，呼呼地烧起来，想一下子把旧制度全给推翻，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
可他们太着急啦，就像一群厨师想在十分钟内做出满汉全席，结果菜还没做好呢，锅就被掀翻了。
光绪皇帝呢，感觉就像是一个被束缚住手脚的木偶，有心改革，却没有足够的权力。
看着他们的变法，我是又着急又惋惜，就像看着一个人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却因为用力过猛，把稻草扯断了。
晚清的改革为啥这么难呢？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的禁锢。
那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啊，就像一道道紧箍咒，套在人们的头上。
大家都害怕改变，觉得一动就会天翻地覆。
而且朝廷里的利益关系就像一团乱麻，改革就意味着要动某些人的蛋糕，那这些人肯定不愿意啊。
就好比一群人分一块蛋糕，有人想重新切一下，让蛋糕能变得更大更好吃，但是那些已经占了大份的人就会跳起来反对。
再从国际环境来看，晚清就像一个站在一群恶霸中间的小瘦子。
列强们都虎视眈眈，想从这个弱国身上捞点好处。
他们可不想看到晚清强大起来，所以一方面又打压，一方面又诱惑。
晚清二十年读后感
晚清二十年读后感第一篇：晚清二十年读后感传统文化对晚清的影响——浅读《晚清二十年》有人说当你真切的了解到某些事情的真相时，那种心灵的冲击之感就如同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一样。
从《晚清二十年》这本书中了解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述评时，可以说我的整个世界观就被彻底摧毁了，如同公关上说的那句话：公众是无知的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无能无知的，所看到的只是事情他允许我们看到那一部分。
这感觉与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无异。
在迷信教材且思想狭隘的中学时代，总只会将整个大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于经济的落后，总是会将一个个买过之名冠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现在看来这样总是有失公允的，对历史也是极不负责的。
一个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凭一己之力又怎能改变一个名族的命运呢?历史创造了这些被我么不误解的人，而他们也终将被历史所毁灭。
文化，或者说一个名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所在。
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文化底蕴不可谓不厚，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统一，亦是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置身其中的人，清王朝也不例外。
一、闭门造车，错失良机日本，作为一个清王朝曾经的藩属国，千百年来，一直奉中国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来源，一直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
但是到了近代，当中日两国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之时，日本却选择了“脱亚入欧”，积极进行明治维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幕府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并通过各种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而与此同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天朝上国又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呢？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与挑战，以及如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中国也能够较早地作出反应。
在中日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日本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自己明治维新的成果，李鸿章甚至早早地预料到日本的维新将会给中国带来不可预期的影响，认为中国如果依旧裹足不前必将日本推入列强的队伍，从而使日本成为瓜分中国的一份子，而中国，亦将被世界所抛弃。
读完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邓子珣：读完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邓子珣在现代史上，虽然王韬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却与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之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所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十分重要。
王韬的命运与其他同时代的文人相比本来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科考失利，穷困潦倒，抱负难伸，进而转向对传统科举制度的批判；随着西方冲击的深入，他的思想也经历过从技术层面的学习到社会制度的效仿这样的过渡。
然而他不仅生在特殊的时代，还拥有特殊的际遇。
他生活在上海和香港，一直与西方人一起密切工作，曾经去欧洲和日本旅游，这些独特的经历使他有可能成为了近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
而这些都使他能较为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发现变化的必要，同时，对西方文化的熟悉也使他能够发现使变化成为现实的手段。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王韬身上明显的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经纬不明，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
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坚持，又有对于西方事物最大限度上的开放。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王韬早年的流亡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西方人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图景”，使他能够从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世界；而另一方面，王韬在许多地方仍深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之中，这“使他能够在接纳某些极其非传统的观点的同时，而又不经历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
”因此，在王韬的世界观中便清晰的呈现出新图景与旧思维习惯之间那种脆弱的，紧张的平衡状态。
不难发现，王韬的思想和世界观在慢慢的转变。
在他19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中，他对西方文化大体持否定态度，中国只需以“学在四裔”的态度选学诸如轮船、军火武器的有用西学即可。
在政治上，中国成为权威的终极源泉。
并且，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道”）被看作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可以直接同文明划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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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驰：在中国发现历史
——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有感
张欣驰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开宗明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以言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的歪曲诠释，甚嚣尘上的“西方中心”历史观便如是。
然而，《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的作者柯文却以“从中国发现历史”来统摄全书，并且摒弃了机械的历史宏大叙事，转而深入具体历史情境、人物，以一种充满温情的方式，来剖析近代中国激变的脉络。
王韬，这个从来都是出现在历史教科书小字部分的人物，用柯文的话来说，王韬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却能够使人了解近代史这幅画面是如何构成的。
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都是“不明所以”的，只有当后人对之进行重构，才爬梳出一条历史的主线。
然而我们往往易把历史草草地塞入一个框架，简单粗暴地划分几个时间点、套上几个模式，而这种诠释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学家主观价值判断。
柯文企图打破的便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所构建的历史发展模式。
书的标题“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似乎针对的便是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
“传统”与“现代性”被机械地分置于二元对立的历时性进程的两端，而两者的共时存在却多少被忽略。
我想用“堕距”来概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
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到真正打开人们的“心门”接受现代化进程，其中有着很长一段堕距的存在，而在这段堕距中，“传统”与“现代性”怡然自得地并存着。
甚至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个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完结。
从地理维度来审视这段堕距，柯文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视为沿岸和内陆互动的结果。
首先与西方碰撞的沿海口岸诞生了一批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就
像王韬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扮演了广泛文化变革中开拓者的角色，而使其合法化者的角色则在经过地理堕距后，落到了内陆。
虽然两者的区分并非绝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和“现代”分别在内地和沿岸共生着，并共同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接力。
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不仅王韬等首先“开眼看世界”的一批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堕距。
甚至在王韬自己身上，也能明显地看到堕距的存在。
在这本传记性叙述的开首，柯文便给了王韬这样的标签，“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扮演了一系列使人惊讶的外在角色，而且还过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情感和社会生活。
”王韬的思想并不成体系，甚至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传统”与“现代性”在他各个时期的世界观中微妙地并存着。
在他对于西方的初步评价中，虽然对于西方列强的长处已有清醒认识，很大程度上先行于同时代的人，但仍不能摆脱当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窠臼，采西法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战胜西方，别无其他合理性。
甚至在王韬认识到了眼前挑战的本质与深度时，他仍在许多地方转向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
柯文将之称为“过去的浸润所带来的安全感”。
柯文在书中给予反思的第二个模式是费正清影响颇深的“冲击—回应模式”，即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是一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单向度的过程。
柯文自己在序言中如是说，“此书的最大阙失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
”如果能重新构思此书，他会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内倾性变革。
”
王韬被林语堂称作“中国记者之父”，他所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
”然而，在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把近代的外报作为促进近代中国报刊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不否认近代外报在近代新闻事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倘若我们将之认定为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因素，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冲击——回应模式”之中，而忽略了中国新闻传播自身的内生性因素。
对此，龙应台在《维新旧梦录》里的一个比喻可谓恰当，“树种在土壤里，离地面最远的一片叶子也含着土壤的成
分。
”近代外报的确起着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的作用，但只有在中国本土找到一个“受容面”附着的基础上才能最终生效。
这个“受容面”便是中国强大的儒家文化传统，从柯文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始终徘徊于儒家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报人王韬，仅从报纸名字《循环日报》来看，明显地包含着他传统的循环史观。
且与近代外报以商业目的为主不同，以王韬的《循环日报》为代表的一系列近代早期报刊倚重的则是“自强”的政治目的，刊发的文章也多以政论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趋势与走向。
由是观之，其实柯文这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叙事模式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