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演变概述

西方民主政治演变概述汉川高中李克志整编说西方民主政治,得从古典民主政治说起一,苏格拉底苏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弊端是外行治国, 他反对抽签选举官员,认为此法愚不可及：“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方式去雇用一位舵手和建筑师”。

即使掌握在人民大众手里的权力也需要接受某种制约。

苏的殉难直接证明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荒谬。

二，柏拉图其《理想国》基本否定了民主制，但他反对的并非是自由平等原则本身，而是这些原则的滥用。

它是吸收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第三种形式”的混合国家制度。

三，亚里士多德亚对其师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他克服了其师重君主轻民主的偏颇，强调民众的集体智慧。

主张建立一种能使穷人和富人利益兼顾的共和政体。

即中产阶级（重装步兵）掌权的政体。

中产阶级不会像富人只会统治而不会服从，也不像穷人只会服从而不会统治。

他说“人是政治的动物。

”四，波里比乌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前200-前120）。

其《通史》通过对罗马政制的分析，初步提出了国家权力中的分权和制衡原则。

他说罗马政体是典范：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大权力机构并存，它们有各自的职责范围。

执政官是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军队总司令；元老院掌国家财政、外交事务和审理重大案件；人民（大会）在名义上拥有国家最高主权，有权通过或否决所提交的议案、决定战争与和平、批准条约的签定、选举高级行政长官、对判重刑的公民上诉案件进行终审判决、审查高级行政长官的述职等。

它们间是彼此协作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五，罗马的西塞罗（前106-前43）他是波氏的追随者，他坚决维护人民大众的参政权利，但反对把实际决策权交人民大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最高权力赋予人民，实际权力掌握在元老院手中。

”平等的口号下，仍然是实际的不平等。

他的思想有明显的“精英政治”的印记，他拥护的实际是贵族共和制。

远没有摆脱与现代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个人“身份意识。

”他认为“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

六，基督教的突破之功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前提：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意识的觉醒。

其中个人层面的更具基础意义。

个人意识觉醒，基督教有突破之功。

这是因为：希伯来文明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它仰望苍天，渴望灵魂的救赎，以“他世”取向为特征；希腊文明则没有真正的宗教意识，它俯瞰大地，热衷于探索人生奥秘，带有深切的“此世”关怀。

两希文明合流联姻引发的重要后果就是基督教的兴起。

基督教从希腊那里学会了对理性的尊重，通过运用理性来理解上帝可以增进对上帝的信仰。

它还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要素，其中有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

正因为其海纳百川的世界主义胸怀，兼顾贫富的共和主义倾向，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罗马帝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具有其它宗教的关爱——普天下皆兄弟，“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上帝虽然无所不能，但从不剥夺人们的自由，因为他要人们作他的孩子而不是奴仆。

基督教又从希伯来文化中学到他世的取向，有了个人得救的宗教关怀，而希腊文化的此世取向缺乏对个人的真正关心和尊重，亦即缺乏个人自由意识。

古希腊真正关心的，从来就是城邦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

城邦的重要性远高于个人的重要性，个人的价值取向主要取决于他对城邦的贡献，每个个人都必须以城邦公民作为自己的第一身份（其实也是唯一的身份），都必须绝对服从城邦的利益，随时准备为城邦牺牲自己的一切。

个人完全被政治化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可言的。

但基督教的成功传播使人们逐渐产生这样的一些疑虑：此世未必真实，他世未必虚幻；尘世也许只是瞬间，而彼岸才是永恒；城邦的安危固然重要，但个人身后灵魂的居所呢？如果信仰可使灵魂得救，那么又何必将此身仅与城邦捆在一起，当一辈子的“政治动物”？个人就这样多了一重基督教徒的身份，而不再只是“城邦公民”了。

这说明希腊罗马原来的一元化（政治化）的社会生活走向二元化了，即呈现出此世关怀与他世关怀并存的局面。

个人与政治间关系的松动，实际是个人自由意识开始萌生的标志：人们第一次朦胧意识到，一个人一辈子只为城邦这个集体活着未免太亏，个人多少还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基督教破天荒的拓荒之功。

七，文艺复兴的贡献基督教虽有突破之功，但他不是有意而为，有意而为的是漫长岁月的极力压制个性自由，直至文艺复兴，西欧才盼来了个性解放的第二个突破，由此开始了个人自由意识的真正觉醒。

文艺复兴对世界文明的最伟大贡献，是昭示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

它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个人自主自立的强调，二是对私人生活的尊重，三是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

个人主义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为福社会，也能为害社会，关键是要有一个度，并应协调以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

但是，就当时西欧而言，个人主义的危害性显然还没有踪影，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却是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一旦解决，以往一直受到严重抑制的个人创造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才能开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进程。

由此看来，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民主政治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八，但丁——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萌发在中世纪，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族的认同中心——封建王权的权威总也树不起来。

因罗马教会把西欧变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宗教统一体，所有教徒以罗马教会为首要效忠对象，各民族世俗统治者的权威只能是一个附属性的存在，它实际受罗马教廷的干涉和控制，在包括教职任命，王室婚姻等等上不能自主，加之封建割据普遍存在，领主根本不听中央号令。

这使得西欧历史上缺乏君主专制主义的强劲传统。

对现代民主政治有相当意义。

但也阻碍民主政治的必要背景——统一民族国家的诞生，从而延缓社会转型的进程。

尽管强大的王权将来注定要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否定物，但为了政治民主化的最后成功，首先还须肯定它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为了最终实现民族的自由，首先必须实现王权的自由：而认识到王权自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实际上也是民族自由意识觉醒的开始。

导致民族觉醒的根本动因是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工商业的主要从业者，一般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市场，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他们进行国际商业竞争的坚强后盾。

为此，他们很自然地充当各国国王强化王权、实现国家统一的同盟者。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但丁（1265--1321）他的名著《论君主制》的中心论点是：实现人的尘世幸福的前提是和平，但没有国家统一作保障和平是不可设想的，而要国家统一，权力就必须集中到君主手中。

这样，他就从人的尘世幸福这一人文主义的理想出发，首先明确提出了国家必须统一，王权必须强化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

九，马尔西略的的世俗政权独立论继但丁之后，帕多瓦的马尔西略（约275--1342）就世俗政权对于教权的独立性问题做出了更系统的论证。

他在《和平的保卫者》中说，教会认定教会是一种能够行使任何“强制性权力”的机构，是对教会性质的误读，是对基督教义的背叛。

在他看来，教会不仅没有对任何人实施强制的权力，而且在财产上也受尘世统治者的支配。

非但教权不能干预俗权，相反，教会的人事权也须由俗权定夺。

他的理论对教权至上做出了毁灭性的批判。

马尔西略还明确宣布了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他认为，国家权威含立法权和执行权两部分。

立法权高于执行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执行权（政府）只是立法机关者的代理人和执行者。

立法者就是全体公民。

马尔西略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先导。

十，马基雅维利（1469--1527）提出了一套功利主义的国家理论一，他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说国家的目的就是限制人的贪欲，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二，一个国家选择那种政体，要依据国情，像意大利充满内忧外患，还是以君主制为好，应由铁腕人物的君主一统天下，建立秩序；三，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应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品性，无须有道德上的顾虑。

这种世俗化的政治观已经是一种真正现代的政治观了。

十一，马丁.路德的政治观他鼓吹“唯信称义”、俗权至上、“君权神授因而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的思想，从而在理论上为西欧绝对君主制铺平了道路——无怪乎有人感叹：“假如没有路德，就根本不会有路易十四。

”十二，加尔文教对路德教非主流成分的发展他们宣称：如果统治者是暴君或压迫者，那他们就不是上帝任命的，因此我们在拒绝和反抗这样的统治者时，并不是在反抗上帝的意志。

后来，加尔文教就演变成一种反对专制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但加尔文教始终也没悟出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即现代国家必须是世俗化的国家，政治社会必须只为世俗政治的目的而存在。

十三，法国的让.博丹（1530——1596）的现代国家理论历史需要更完善的主权国家观念。

胡格诺战争长达36年，给法国造成巨大破坏。

引起博丹等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深思，他们认识到：为了民族国家利益、国家强盛，必须坚决淡化在国家问题上的宗教情感，以世俗王权为中心实现国家的统一。

国君必须摆脱任何特定宗教信仰的义务，决不应为宗教事务进行战争。

在西欧，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权力世俗化的主张，由此也成为首次出现的真正的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

博丹和马基雅维利都是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用神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克服了宗教改革派政治伦理特有的宗教意识。

但马氏是以国家利益的角度，博氏是以法学的角度来看君主绝对权力的，故博氏学说更受资产阶级欢迎。

从15——18世纪这四百多年是西欧国家绝对君主制的成长期，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群在这时期形成。

它意味着现代国际社会的诞生，现代民主政治创制试验进入了它的实质性阶段。

就现代民主政治而言民族与民族间的矛盾最具首要意义，因为绝对君主制的固有弊端就是通过这种矛盾最先暴露出来的，由此引发了限制和反对绝对王权的一些最初的改制思考和革命实践，而后来的各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创制和试验只不过是这些思考和实践的逻辑发展。

十四，格老秀斯的《战争和平法》17——18世纪是绝对王权国家间战争最频繁的年代，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最惨烈，激发了有关自然法的一些创造性的思考。

这种思考不仅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际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同时也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一块极重要的理论基石。

在格看来人类有普遍适用的伦理法则——理性和良知（这是斯多噶派的自然法理论），要约束国家间的战争暴行，除了以人类社会普遍有效的自然法为理论依据外，别无它途。

他依据传统自然法，又吸收了神学自然法（尊重神圣法则、人类自爱自重法则、家庭法则、社会道德法则、承认自由平等法则等等）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从而实现了自然法理论的现代化，之后又强化了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他说，自然法是人类理性或本性的体现，是判断社会是非曲直的标准，是真正的理性的命令，此法万世不易。

他将自然法则归纳为五点：第一，不得侵犯他人财产；第二，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应归还原主；第三，应当赔偿由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损失；第四，应当守信守约；第五，违法犯罪应当受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