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政治思想探析

　收稿日期:2002-03-18

　第一作者简介:杨健康,女,湖南大学教务处讲师。

谭嗣同政治思想探析

杨健康1　黄　震2

(1.湖南大学教务处,湖南长沙410082;2.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系,北京100081)

摘要:谭嗣同根据政治变法的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求真理,并用传统文化来诠释外来文化。同时,又

用他所理解的外来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使他所建构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色彩。

关键词:谭嗣同;《仁学》;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K 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2)04-0066-04

A Study of the P olitical Thoughts of T an Sitong

Y ANG Jian 2kang HUANG Zhen

Abstract :M otivated by his hope to reform China ’s politics ,T an S itong studies Western theories in the framew ork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ied to refor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his adopted Western theories.As a result ,his political thoughts were a combination of Wester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K ey w ords :T an S itong ;political thoughts ;thought of benev olence

一、入古探今,由中而西的思想觅寻

谭嗣同一生只有短暂的33年,30岁以后才叛逆旧学,加入新学的阵营,正如他自己所说:“三十年之精力,敝于

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参见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店1981年版,下同)。“三十

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出现这种情况与谭嗣同个人生活经历的特殊、接受中西学途径的不同以及甲午战败的割心刺激有着紧密的联系。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仕宦之家,从小熏陶在封建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道德的氛围之中,在《三十世纪》中他说:“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谭嗣同十岁时师从浏阳正直学者欧阳中鹄,受到了声名和气节的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思想由是滋生。后从师于讲经具有乾嘉学派遗风的涂启先老师,受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熏陶,25岁又拜对明末著名思想家王船山学说颇有研究的学者刘人熙为师。受几位老师的影响,他对具有唯物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船山遗书》作了系统的钻研,并以此为中心广泛涉猎清代经学和先秦诸子学说。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他把儒家的“民本”思想、墨子的“兼爱”本义、佛道的牺牲精神以及士大夫传统的忧乐观互相联系、统一起来,构成了《仁学》及其政治思想的中学基础。

谭嗣同后来成为具有鲜明个性的激进主义者,与他“恭俭诚朴”和“倔强自尊”的叛逆个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反复磨炼和社会文化变迁的推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其生母徐氏出身于大家闺秀,从小恪守三从四德,不幸在谭12岁时病故,而谭此时“本不得父欢”,又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因此这使他从中看到了“名教纲常”的虚伪性,并成为他日后批判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契机。谭的二哥“志挺才高,阔达不矜细节”的个性,对谭初萌未形的叛逆性格也有着重要影响。另外他一生喜欢结交崇尚“任侠”的英雄豪杰和具有新文化观念的朋友,崇尚“任侠”成为他后来精神生活的重要一面。他还利用南北省亲、六赴省试的机会,以十年时间广泛游历,所行路程“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谭“察视风土,物色豪杰,”既饱览了祖国名山大川,也看到了祖国土地被外族蹂躏的惨状,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廊犹在,人民复非”的感叹,并表示要趁“膂力方刚之年”作一番事业,这为谭氏后来的维新变法实践增添了勇　

第15卷第4期

2002年12月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JOURNA L OF NING BO UNIVERSITY (LI BERA L ARTS E DITION ) V ol.15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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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豪迈的色彩。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社会思潮的出现,促进新文化的形成;而新的文化则又反过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谭嗣同生活的年代恰恰又是新文化形成时期,即我们常说的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人开始正面接触并客观认知西方文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两种异质文化无论在深层与表层,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歧异。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已失去了活力,无法与西方的工业文明抗衡。当时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主动了解、学习、研究西方文化,并试图通过杂揉中西之优长重圆帝国之梦,以达到强国富民之目的,新学思潮于是脱颖而出。

客观地说,接受并认同“夷狄”之新学,放弃耳濡目染、近乎溶于血液之中的华夏之旧学,对当时的每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的确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谭嗣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他面对新旧文化的猛烈碰撞,迟迟未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是闭着眼睛瞎说:“夷狄之生人生物,晚于华夏不知几千万年之期”,“故夷狄之富,不足以我虚,夷狄之强,不足以我孤,”孔子之道“虽百世如操左券,”可见在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中他犹豫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

谭真正大量接触西学并认为“足征西人致思之精,益叹吾华人之无学”始于1893年北游访学,是年夏他在上海遇见西人傅兰雅,经其介绍,开始努力钻研西方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从物的部分即文化结构的外层开始了与西学的接触,这可以说是谭思想转变的开端,促使他接触西方文化深层结构(即心物部分)的是甲午战争,天朝大国竟被蕞尔岛国打败,作为湘人的谭嗣同倍感耻辱。他说:“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湘人过去曾以守旧闻天下,经过失败的刺激,产生出新的进取精神,立志要为国家民族寻求新出路,作为湘人中的一员的谭嗣同也不例外。他说自己:“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勿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并提出“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口号,毅然走上了学习西方、尽变西法的变法维新的道路,至此谭嗣同完成了从旧学到新学、从中学到西学的思想转变,转变之后的新旧结合、杂揉中西的政治思想则集中体现在他的“仁学”体系中。

二、古今一炉,中西结合的“仁学”体系

“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历代思想家对此多有阐发。春秋末期,孔子第一个把它系统化,并建立了以“仁”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仁”的基本精神在孔子那里是“爱人”。唐代的韩愈则以“博爱”释“仁”,并开始把“仁”说成是一种支配宇宙的永恒法则。而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则折中宋儒诸家,将“仁”变成了一个神秘化、本体化了的最高封建伦理道德范畴。谭氏吸收了理学家以“仁”为支配宇宙的自然法则的内容,但又不囿于前人,将“仁”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概念———“以太”联系起来,对“仁”作了新的解释。

首先,他认为“以太”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接着在“以太”与“仁”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以太是体,仁为用”的观点。他还认为作为“以太”之用的“仁”具有“以太”的“通”的本质属性,所以他说“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也就是说,“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的具体内蕴在他看来则是平等,“通之象为平等”。在谭氏看来整个社会是一个“仁”贯通的平等社会,“平等生万化”,平等乃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离开了平等,社会就会变成毫无生气的一潭死水。如果说先贤以“爱人”释“仁”,那么谭嗣同则以“平等”释“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仁”的古老概念中注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赋予了时代新义,这样就在中西学的结合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由此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中西学结合的“仁学”体系。

谭氏把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释为“仁”,把自己宣传变法维新的学说称之为“仁学”,那么“仁学”中包含有哪些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主张呢?

(一)“仁学”包含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权思想

诚如上述,“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即没有阻塞和隔阂。所谓“上下通”就是打破“在上的”与“在下的”界限;“中外通”就是打破中国和外国的界限;“男女通”就是打破男尊女卑的界限。谭氏认为打破了这些界限,便实现了自由和平等。据此,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须抑制“上权”,提高“民权”,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的等级关系,以实现“上下通”,而批判君权则成为他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核心。

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君民关系极其不平等,谭对此极为不满,为此他阐发了《尚书》的民本论及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剥去几千年来笼罩在圣君头上的光环。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这说明君主并不是什么真龙转世的天子,而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君权也不是什么承天之命,而是民赋之权,谭氏虽然不懂得君主及其权力产生的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但在当时却有力的批判了君权神授的陈腐观念。谭氏认为秦以来的君主把为民办事的权力变成了压迫人民的桎梏,破坏和剥夺了人民的平等权利。他说君主把天下据为己有,“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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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康等:谭嗣同政治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