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汉族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上人口迁徙与姓氏分布（2）
历史上人口迁徙与姓氏分布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历来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姓氏，没有非常特殊的原因是不会改变的。
但考察今天中国的姓氏分布，就可以发现，人口少的姓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只存在于某些地区，甚至只有一个地方才有。
但人口多的姓却遍布各地，人口最多的几个姓甚至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海外。
不过姓氏刚形成时，一姓一氏只限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间，分布范围不可能很广。
不同的宗族采用同一姓氏的可能性虽然也存在，但毕竟有限。
所以每个氏或姓都有自己的起源地，该姓氏的人口扩展到其他地方主要是迁移的结果。
另一方面，汉族及其祖先华夏诸族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只要有可能，都会记载本家族的起源和迁移过程。
现在的家（族）谱中几乎都有本族的世系表（图），追溯到本族的“始祖”和“始迁祖”。
相比之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加上附会的成分，“始祖”和从他开始的世系往往模糊不清，而从“始迁祖”开始的世系和迁移路线、年代却大多确切可考。
可见一姓一氏人口的范围无不与迁移有关，今天的姓氏分布是历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人口迁移的方式很多，对不同姓氏的影响也不同，下面举最重要的几种：一、分封产生的迁移华夏诸族发祥于中原，大致即今天的河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安徽西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特有的姓氏也集中在这一区域之内。
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国君将本族子弟和贵族、大臣分封到各地，以后大多在当地定居，他们的姓氏也随着分布到各地。
例如，周王姬姓，被分封到各地的周王宗室就将姬姓带到各地。
又如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被封于齐（今山东中部），姜姓也从今陕西扩大到山东。
不少姓的起源都是某国，原来都是地名，分封为国后成为国名，以后又被封君其及后裔采用为姓。
《历史地理》集刊 1-24辑目录
《历史地理》集刊 1－24辑目录本帖最后由猎户座于2011-6-14 13:08 编辑这里是原书链接，维望帮助书友选择下载：/viewthread.php?tid=15821&extra=page%3D2 《历史地理》（创刊号） 1981年11月发刊词侯仁之《禹贡》中的昆仑顾颉刚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黄盛璋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史念海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赵永复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陈桥驿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邹逸麟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张修桂百泉水利的历史研究——兼论卫河的水源纽仲勋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王开发张玉兰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文焕然何业恒浙江省宋至清时期旱涝灾害的研究夏越炯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刘敦愿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魏嵩山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徐俊鸣郭培忠口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札记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谭其骧口《水经注》研究《水经·浊漳水注》一处错简——兼论西汉魏郡邯会侯国地望周振鹤口调查报告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楼兰遗迹考察简报侯灿口纪念《禹贡》笔谈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张天麟“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徐兆奎回忆与希望侯仁之继承和发扬《禹贡》精神郭敬辉回忆《禹贡》杨向奎纪念禹贡学会王树民继承优良传统继续奋发前进唐晓峰“扶桑”讨论综合评述朱方口书籍评介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王文楚邹逸麟评《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摘译）赛明思口补白分湖·风湖·汾湖张舫澜斯文赫定（Sven Hedin）对中国地理测绘史的一点正误一得长芦晒法制盐始于何时孔祥铸六朝人之所谓“北京”葛剑雄宋川峡二路分成四路祝培坤[ 本帖最后由yachenhuix 于2008-2-21 15:23 编辑]《历史地理》（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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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阅读附答案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刘铮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
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
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
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
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
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
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历史地理详解
中国历史地理名词解释1.《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于1689年9月签订的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一个平等的条约。
它规定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至海为界。
根据该条约，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均属中国领土。
至此，中国东北历史疆域最终确定。
2.《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是，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
该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
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
是研究我国疆域政区必读的文献。
3.《尚方·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之一。
约成书于战国时期。
该书全文1189字，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等四部分。
书中对黄河流域的记载较详。
是我国古代综合性的地理名著，堪称我国地理著作的始祖。
在我国地理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对地理历史学专注产生直接影响。
4.丝绸之路：是指在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往中形成的联系亚、欧、非的路上国际交通线。
是德国人李布霍芬在其所著《中国》一书中提出的。
丝绸之路被人们誉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欧亚大陆的历史纽带”。
丝绸之路在古代中西经济和文化的长期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西北、南方、海上三条干道。
5.京杭大运河：是世界里程最长、工程最大、历史最古老的一条人工运河。
全长1794千米。
北起北京，南达杭州，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分为江南河、邗沟、会通河、通惠河四段。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6.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的一条藏印分界线。
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作为界线，将中国西藏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在印度一边。
1914年背着中国政府签订《西姆拉条约》。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一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因此此线是非法的。
7.闯关东：关东即山海关，是指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兴起的闯关东的事件。
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迁徙与政权更替
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迁徙与政权更替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和多民族迁徙频繁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里，北方的汉族政权相继被五个胡族政权所取代，而且这五个胡族政权之间也发生了多次政权更替。
这种政权更替与民族迁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将探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政权更替，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
一、五胡民族的迁徙和建立政权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游牧民族。
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五胡民族逐渐融入中国，转变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其中一部分逐渐变得汉化，而另一部分则保持了其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些民族不再是单纯的游牧存在，而是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
匈奴的代表性政权是前赵，鲜卑的代表性政权是前燕，羯的代表性政权是前秦，氐的代表性政权是西凉，羌的代表性政权是成汉。
这些政权的建立对五胡民族的迁徙和政权更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族迁徙和政权更替的原因五胡民族的迁徙和政权更替有许多原因。
首先，气候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气候干旱寒冷，导致草原资源不足，使得游牧民族生活的困难增加。
由于草原资源的枯竭，五胡民族迫不得已选择南迁，寻找更好的生存条件。
其次，与北方汉族政权的关系也是迁徙和政权更替的原因之一。
在北方各汉族政权内部，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内乱屡禁不止，导致汉族政权的衰弱和动荡。
五胡民族看到了汉族政权的疲弱，便乘机南下建立自己的政权。
第三，外族侵略的压力也促使了五胡民族的迁徙和政权更替。
当时北方各汉族政权频繁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部的匈奴、鲜卑等族的入侵，使得政权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影响，为五胡民族南下建立政权创造了条件。
三、迁徙和政权更替的影响五胡民族的迁徙和政权更替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北方草原地区的人口大规模南迁，与南方汉族人口相结合，使得北方和南方的民族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这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政权更替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分裂。
历史上的汉族南迁
历史上的汉族南迁中原文明曾经遭受过游牧民族的多次重创，引起几次大规模南迁——西晋末年（311年）的永嘉之乱。
匈奴等游牧民族攻下洛阳，掳走晋怀帝，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
北方士族豪门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
宋代（1125—1127年）的“靖康之耻”，金兵灭亡北宋帝国，掳走宋朝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这次中原文明的大举南迁，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各次。
还有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文明的南迁虽然不是游牧民族引起的，但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发生在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
民族的迁徙造成语言、服饰、文化习俗等等一系列的改变。
比如满清入关，剃发易服，须知“唐装”旗袍并非中原汉人的传统服饰，现在在日本人的传统服装——“吴服”，就是晋室南渡后吴地的服装，才是汉人的正统服装。
一、永嘉南渡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
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元帝司马睿率中原汉族臣民南渡，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任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协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
唐刘知几《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后用以借指唐"安史之乱"后，中原士庶避乱南奔之事。
也指北宋末，宋高宗渡江，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中原士庶南迁之事。
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衣冠”在本体上指的是衣服和帽子，泛指的是人用来遮体的一切物件，其深层次的意义是所谓的汉民族建立起来的文化和文明。
孔夫子曾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没有管仲，我们就被蛮夷化了。
因为中古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是披发（散乱着头发）左衽（与汉族的右衽相对）．汉族地区的服装是左前衣襟向右拉掩住右襟，而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是右前衣襟向左拉掩住左襟，但是这种规范不能绝对化。
中国古代移民的方向及原因
一中国古代移民的方向及原因（一）从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迁往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
在古代，中原地区的经济发达，在全国占有主导地位。
伴随着每一次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就开始向边远地区迁移，他们中大部分迁向南方，但也有少部分向北方迁去，比较有影响的有唐末和元初。
前者在安史之乱后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在唐朝的北部边境的居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北迁，这些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契丹族的封建化，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后者是从南宋到元朝初期，中原人大量迁徙边疆，这次迁徙，形成了我国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另一种情况，为了巩固边疆，封建政府有组织地移民边地。
最有代表性的是秦朝蒙恬打败匈奴迁30万户到河套地区。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既巩固了西北边疆，也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技术，促进了河套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明初,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也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从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迁往人口稀少的江南地区。
在中国古大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的重心所在。
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
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多，此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
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络绎不绝于道。
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民南迁，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相伯仲，其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离不开具体的生存空间，都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地域，并随着其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西部是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及其相邻的帕米尔高原，西北部和北部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草原，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是山高谷深的滇西岭谷地带，覆盖着难以通行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雨林，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山区面积宽广，地势差异明显，气候多样，自然环境各具特色，因而不仅有适合各民族先民生存和居住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容纳各民族迁徙和回旋的广袤空间。
数千年来，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内，少数民族从周边地区向中原大规模内迁，汉民族从中原腹心地带向周边地区大量辐射的人口流动从未停止过。
正是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得以形成。
本文试图从宏观上梳理我国民族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以求客观认识我国今天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客观认识我国历史上民族互动的真实面貌。
一、先秦时期中国的民族分布情形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古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迄今为止，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迹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在今陕西、北京、湖北、安徽、山西、辽宁、广东等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和遗址。
大量考古学成果证明，处于黄河流域中部地带的河南、陕西、河北、山西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华夏民族集团及其文化最初形成的阶段，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则分别属于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的原始文化。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按地区及文化遗物来推测，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
”[1] 这些文化遗址的分布，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也是我们探寻中国早期民族分布格局的源头。
我国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故事及华夏与蛮夷戎狄民族集团情况的记载，据此可以推知中国早期的民族分布情形。
《史记•五帝本纪》言及帝尧统治时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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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汉族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汉族源于北方的华夏族，而南方远古时代是越、巴、蜀、楚等土著民族的家园。
今天的汉族南方部分的形成，是古代北方汉族人民不断南下并与南方土著民族相融合的结果。
但是，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在各区域的表现形式如何，这些重要问题却很少有人涉及。
本文试图在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唐后期五代和宋代靖康之乱以后等三次北方移民南迁浪潮和南方汉族形成的关系作点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三次北方人口南迁时的移民分布特点古代北方汉族人民较具规模的南下，始于秦统一全国之后，元代以来已较为少见。
因此，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对汉族南方部分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距迁出地远近、迁移路线走向以及迁入地的经济文化基础等原因，移民在南方各地区的分布极不均衡，数量相差很大。
加之迁入时迁入地原先的人口基数不同，移民在各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差别极大。
各次移民的主要分布状况是：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移民浪潮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以江南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
第二位是安徽，安置移民的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
另外，今江陵、松滋一带和武昌、黄梅一带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陕西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四川的成都东北和川陕交通线附近及彭山县，也设有若干侨县。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此次移民浪潮的边缘大致在今四川盆地的中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浙江中部，在此线以南就只有很少量分散的移民了①。
依据谭其骧先生的意见，可以将侨州、郡、县的人口视为南渡人口的约数②。
《宋书·州郡志》记载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侨郡人口较多的州，州内人口总数和侨郡人口分别是：南徐州（相当今江苏镇江、常州、无锡一带）41.8万、22.2万；南兖州（相当今江苏的江淮地区）12.5万、3.8万;南豫州（相当今安徽江淮地区和江南大部，及河南的淮河以南）15万、12.6万；雍州（相当今湖北襄樊、谷城一带和河南的南阳地区）15.8万、8.2万;秦州（相当今陕西汉中一带）5.1万、5.1万③。
因此在上述州，侨郡人口或是当地人口的基本部分（秦州，100%），或是人口的主要部分（南徐州、南豫州和雍州,分别占53%、84%和52%），或占三分之一左右（南兖州,占30%）。
上述移民密集分布区大体在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汉水－长江下游南岸平原以北。
①以上据《中国移民史》魏晋南北朝卷，葛剑雄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侨郡、县的确定据《宋书·州郡志》和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各州人口数据郡数合计。
凡一郡下只有部分县属侨县者，据县占郡内县数比率推算。
唐后期五代各区域的移民数量，大致以今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上海市、浙江省北部、四川盆地和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最多，其次是江西北半部和今苏、皖两省的江淮地区、今湖北省的长江以北和河南的南部地区，福建则是唐末移民的重要迁入区。
如以移民的分布状况和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来划分，可分出三大区域:（一）、密集型区域，即移民在大部分府州成了人口的主体部分。
今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和直到入海口的长江干流以北，都属于移民的密集分布区。
（二）、点状型区域，即同一区域中一些府州有较多的移民，一些府州则移民较少，因而未能密集成片而呈点状分布。
这一区域在大巴山和长江干流以南，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以北。
在少数府州，移民在人口中占了一定的比重。
（三）、稀疏型区域，即全区域移民总数不多，除了极个别地方移民未能对当地人口构成产生影响。
此区域在点状型区域之南。
①宋代靖康之乱以后的南迁规模远远超过唐后期五代，仅绍兴和约签订之前便大约有五百万人，南方大部分府州军的绝大部分县都有数量不等的移民分布。
各地区的移民数量以今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上海市和浙江省最多，江西、湖南、湖北、苏皖两省的江淮地区、四川、陕西南部和福建次之，今广东和广西最少。
按移民的分布状况和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来区分，仍然分成三大区域，与唐后期五代的移民潮相比，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长江南岸地区加入密集型区域，其余大体相同。
在今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不含恩施地区），湖南省的洞庭湖西部平原，以杭州、南京、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两宋之际当地人口严重下降和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北方移民也已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
②据上所述，三次南迁浪潮时北方人口在南方的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位于秦岭－淮河以南，大巴山－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在各次北方人口南迁潮中，绝大部分府州往往都是移民密集型区域。
第二，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在东晋南朝和南宋时加入移民密集型区域，在这两次移民潮中北方移民都是当地人口的主体部分。
第三，位于大巴山－长江南岸平原以南，云贵高原－南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属于点状型区域，移民未在人口中占主体地位。
第四，位于南岭以南的今广东、广西地区，在各次南迁潮中，移民数量都比较有限，属于移民稀疏型区域。
第五，拥有今云南、贵州两省和湖北、湖南、广西、四川毗邻地区的云贵高原，在各次南迁潮中几乎没有移民迁入，属于移民空白区域。
近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调查了我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gm、km分布，测定了9560例个体的gm因子，根据gm单体形频率计算遗传距离并绘制了系统树，从而得出中华民族起源于古代两个不同群体的假说。
这两个群体大致以北纬三十度为界，其北属于北方型，其南属于南方型，双方的gm表型的分布明显不同。
而且，居住在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同一个集群，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同一个集群，南方和北方汉族的差异远远大过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①以上据《中国移民史》隋唐五代卷，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以上据《中国移民史》宋辽金元卷，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第四章第五节，吴松弟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原因是南方和北方两大集群的起源不一样①。
这一假说和上述移民史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北纬三十度线约经过今浙江杭州以南、安徽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省界、湖北的长江南岸平原以及四川的中部。
如果除去四川的北部（说明见下），北纬三十度线以北的南方区域相当于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及长江南岸平原，与本文所说的移民密集型区域大体一致。
这并非偶然，因为今日的人口分布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人口迁移的结果，而靖康乱后的人口南迁是北方人口的最末一次大规模南下。
这不免使我们想到，是否是北方移民迁入时在各区域人口所占比重的不同，使民族融合和汉族形成发展的形式出现差异，从而影响到人体免疫球蛋白的差异呢？为此，需要分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讨论北方移民和汉族形成发展的关系。
云贵高原在三次移民潮时属移民空白区，来自南方地区的汉族移民明清以来始大举迁入，不属于讨论范围。
二南方北部地区的人群更替和汉族的形成与发展此处所说的南方北部，指大巴山－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和汉水流域。
关于南方的非汉民族，《汉书》有西南夷、两粤等周边民族列传。
西南夷指夜郎、莫、邛都、徙、白马之类，分布在巴、蜀的外围，大约在今云南、贵州及四川盆地周围。
两粤指南粤和东粤，分布今广东、广西、福建与浙江的南部。
《后汉书》有《南蛮西南夷列传》，南蛮指武陵蛮、越裳、巴郡南郡蛮、板循*蛮等，除了越裳蛮在今越南一带，其余都在今湘、鄂两省的西部和四川东部山区，最西直到巴郡的阆中（今四川阆中市）。
据此，南方北部由于经历了自先秦开始的华夏族的逐步南迁和民族融合，绝大多数地区在汉代就已是汉族的生活区域。
不过，由于南北朝时一些非汉民族迁入，隋代江淮地区的西部“多杂蛮左”②。
此后，经过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在江淮已找不到非汉民族成员的痕迹（不计新迁入的个别移民）。
因此，本区早期汉族形成于汉代以前，与三次北方移民南迁潮并无多大关系。
但是，此后我国处于南北分裂时期的残酷战争和移民迁入导致的数次人口更迭，却使北方移民对后期汉族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区是我国南方和北方两大地域的联接地带，一旦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即成为分裂政权军事对抗的地区和基本战场所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南宋和金、南宋和蒙（元）的对峙时期无不如此。
大战来临时，当地人口数量严重减少，或死于战争，或被迫迁入长江以南避难，只有小部分的人留居本地。
同时，北方移民向南迁移首先要进入本区，一些移民遂在此定居下来，最终结果是新迁入的北方移民取代了原先居住于此的人民而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
因此，三次人口南迁浪潮为大规模人口更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汉族人口的主要来源。
早在三国和两晋时南方北部便发生过几次人口更迭。
《宋书·州郡志》说淮南郡（三国魏初相当今安徽江淮地区的东部）的沿革：“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
吴平，民各还本，故复①赵桐茂、陈琦等《中国人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形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说》，《遗传学报》18卷2期，1991年。
②《隋书》卷31《地理志》。
立焉。
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阳之于湖县为淮南境。
”三国对立长达半个世纪以上，所谓“吴平，民各还本”并非指原居民迁回家乡，而是外来移民迁入。
类似的人口迁移并非仅仅发生在淮南郡，而是遍及江淮地区，上举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南豫州、南兖州、雍州和秦州均有侨州郡县，即是证明。
四州总人口共48.4万，侨郡人口为29.7万，占61%。
由于自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以来，几次实行土断，将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并省没有实土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①，大明八年的侨郡人口主要反映其前不久的北方移民南迁结果，而此前一个半世纪共发生四次北方人民南迁②，因此有理由认为北方籍人民已成为江淮人口的主体部分。
这种新迁入的移民代替原先的土著居民的状况，在唐末和宋代再次重演。
唐末淮南战乱频仍，“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
杨行密控制淮南以后，采取种种措施，“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③。
“招抚流散”即移民迁入是战后淮南人口恢复的主要原因。
汉水流域在安史乱时受到战争的破坏，“户口流失大半”④。
由于“浮客相与来”，人口数量始得到恢复⑤。
今湖北长江以北地区可以江陵府（治今江陵县）为例。
《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江陵府属荆南节度使）井邑，十倍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