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若干看法

194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若

干看法

卫春回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200135) 【摘要】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自由主义者为主要构成的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颇为关注。他们一方面高度评价苏联的建设成就和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对经济民主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尤其是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而导致的对个人权利和民主政治的损害，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特有的政治理性和价值判断，颇富启迪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者；苏联经济模式；计划经济；经济平等

【作者简介】卫春回，历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7) 04-0095-05

20世纪前半期的苏联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与经济状况时刻在世人的瞩目之下，以自由主义者为主要构成的中国知识界也不例外。40年代自由主义者最向往的制度选择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合而为一，政治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古老话题，而经济民主则是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凸现的一个新内容。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竭力推崇的理想制度，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成为自由主义者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参照。本文主要阐述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对苏联经济状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认识和看法。

一

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中国知识界认知和评价社会主义的重要指标之一。40年代末期，苏联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取得了可观的建设成就，这一点被自由主义者普遍认可。浙江大学法学系教授严仁赓的说法颇有代表性：“资本主义制度耗费了一二百年所取得的成就，她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已赶过半程。若不是这次大战折磨她，说不定她今日已经追上了农工各业最先进的国家了。不独生产事业，其它部门哪一门她没有超速度的进步?我们没有替苏联吹嘘的必要，这本是大家熟知的事实。”[1](pp5-8)

对苏联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状况予以系统和详细介绍的是任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著名教授吴景超，他运用社会学的比较方式，从美苏对比的角度展示苏联的经济建设成就。吴景超认为，从人口方面看，最能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是人口的职业分布情况。苏联经过大规模的工业化，职业分配出现了良好的变化，统计资料表明：“初级职业中人口的百分数，有显著的减少，而其它职业中人口的百分数，亦有显著的加增，这是苏联大规模工业化的最好象征。”[2](pp3-5)关于农业，吴氏认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的建立是苏联农业最有价值的改革，并由此取得了农业技术改良和机械化推广的良好成效。至于工业，始终是苏联建设的重点，建国以来苏联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生产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贸易上，苏联以国营商业为主，集体农民仍保留着自由市场性质的农贸市场，消费物资则采用供给制和价格制结合的方式，保证了人民的基本需求。

吴景超在肯定苏联经济建设成果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他认为，在农业方面，主要问题是农民收入太少，负担过重，租税高达农民所得(包括实物与货币)的35%—40%，“由此可见，苏联农民的负担，是很重的。他

们的牺牲，是促成苏联工业化的主要因素。我们希望苏联工业化的结果，在将来，也可以给苏联的农民分享，像美国的农民，得到美国工业化的好处一样”[3](pp4-7)。就工业言，苏联工人的生产效率始终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产品性质方面美苏差别最大。苏联偏重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比例之高世界罕见：“这种牺牲目前的享受，以加速资本的形成，恐怕只有集权国家里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生产，才办得到。”[4](pp3-7)而美国大部分是用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这种差异，是影响目前两国人民生活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4](pp3-7)。至于消费，总体上看苏联的消费物资仍然短缺，使其商业劳务的质量不如他国，“这种现象，在消费物资不能大量供给之前，是无法改进的”[5](pp6-8)。

吴景超对苏联经济状况的介绍和分析是根据的，他运用了苏联官方以及西方学界的大量数据材料，系统地对苏联经济取得的成绩与问题给予评说，并由此引发了对美苏两国经济制度的思考：“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最时髦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最后也许要引用这一类的研究结果来下公平的判断。”[4](pp5-7)

吴景超的思考反映了4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状态。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给予了颇多的关注与讨论，本人曾有专文对此进行过分析[6]。有相当多的学者对计划经济充满热情，比如著名学者张东荪、政治学者吴恩裕、经济学者陈振汉、负生(笔名)等，他们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为样板的。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苏联取得建设成就的核心所在。

二

在上述学者看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首先体现在生产的高效率。张东荪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他说近百年来欧洲社会主义试验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革命后

能使生产增长的就能站得住；反之，使生产降低则必会被反革命所推翻。“苏联的经过尤为明显：革命之初的战时共产制就因为不能满足增产的要求以至维持不下去了，乃不得不改为新经济政策。如新经济政策永久下去，则革命虽成而社会主义却失败了。幸而有计划经济。可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换言之，即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乃得到新的生路”[7](pp3-5)。张东荪强调，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词，在不同的所有制下都可运用，但只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计划经济才具有进步性，这是苏联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的贡献。苏联的成功即在于使增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7](pp3-5)张东荪还认为，苏联的经验对于落后国家尤为适用。陈振汉也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效率角度提出，在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下，计划当局仍能够根据所谓价格的变数作用(parametric function)把生产资源派分到各种生产事业里去，并能达到与理想的价格制度媲美的效率。从实践看，苏联的计划经济可以证明，做到供求平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pp5-7)。总之，这些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重要建设成就，计划经济功不可没。

当然，有的学者如前面提到的吴景超，在对苏联的计划经济给与肯定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估计这一体制的局限的。吴景超认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局限之一是在生产目的方面存在问题。吴景超引用斯大林193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六项基本任务：“在这六个基本任务中，我们以为最后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提高国防能力的任务，乃是苏联推行计划经济的中心动机。”

[9](pp22-34)显然，提高国防能力的最好手段就是采取计划经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革命的远大抱负，势必使苏联将提高国防能力视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计划经济也会长期存在。换句话说，苏联计划经济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