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翻译及翻译批评中的影响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并为其在中国翻译史上定位，不单单是一个学术史问题。
因为技术问题既不是鲁迅翻译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不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主导方向。
必须看到，翻译作为两种文化符号的转换活动，与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
文化发展的方向规约着翻译的历史，翻译是文化转型的中介和缩影。
所以不站在文化史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翻译的方向，就不足以评价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指示着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的发展方向，是其历史时代翻译主流的代言人。
因此，从探寻近现代翻译史的大致走向及鲁迅翻译和翻译批评的特质入手，对其作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评价，是重新走近鲁迅世界、走近历史，把握中国文化转型进程的重要途径。
一、“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之路：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发展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拉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这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遇，中国人面对强势的西洋文明节节败退。
这个败退的过程是以军事上的失利为开端的，随着历史的展开，中国的精英们逐渐地承认了自己原有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落后，也渐渐承认了西方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先进性。
翻译的发展即是与这一认同的演进过程同步的。
中国人每承认一项自己的不足，赞叹西方文化于此项的先进性时，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翻译引进，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和环节展开的。
因此，功利性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思想起点。
首先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点的。
洋务派兴办兵工厂、造船厂，希望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仅仅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即能以后者保卫前者。
基于此，其时的翻译也是为这一思想所规约的。
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不仅引进和制造近代机器，而且成为近代翻译的重要基地。
当然，翻译的重点在兵工、科技类书，著名的翻译家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等。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的翻译 ，根据文化 翻译 观这个银 勺是应该 译 出的，因为它反 映的 是不 同的文化 ，可 以使 读者理解 银 勺 在 异 国文 化 中 表 现 的是 富 贵 。又如莎士 比亚 的名句 “Ｓｈａｌｌ
２．翻 译 并 非 单 纯 的 语 言 之 间 的 转 换 。实 质 上 是 文 化 交 流 。 既 包 括 文化 内的 交 流 也 包 括 文 化 之 间相 互 交 流 。 她 将 翻 译 宏 观 的分 为 两 大 类 ， 即 文 化 内翻 译 和 文 化 外 翻 译 。
３．翻 译 应 走 出语 义 等 值 的局 限．实 现 文 化 中 的 功 能 等 值 。翻 译 的等值 不 应是 单 一 的，而 应是 多 层 面 的 。 翻 译 不 应 该 只局 限 于 对 原语文本 的描 述 ，而在 于该 文本 在译语 文化 中功能 的等值 。她认 为 ，翻译 只能是对另 一种 符号 的 充 分 解 释 ， 完 全 等 值 是 不 可 能 的。 翻 译 的 最 终 目的是 实 现 文 化 的转 换 。 因此 ，她 不仅 关 注 译 文 读者 ，也 关注原语 文本在 原语文 化 中所 有 的功 能 。
理 论 。传 统 的 翻 译 理 论 把 重 心 置
于语言文字方 面 ，认为翻译就 是
正确 的使用 字典与语法 ，把 一种
语 言 的 意思 转 化 为 另 外 一 种 语
言 。而文化 翻译 更注重于语 言的
主体 即语言 的使 用者人 ，而不 是
传统 的语 言 的客体 。王 宁 曾说 ，
苏 珊 ·巴斯奈 特无 疑是 支 持 这 一翻译理念 的众 多学者 中最杰 出的一位 。她是 英国沃瑞克大 学 比较文学理论和 翻译 研究生 的教 授 。 同 时也 是 一 位 翻 译 家 ，诗 人 ，和文学家 。她对 文化翻译 的 研 究在２０世 纪八 九十年代渐渐 成 熟 。在这期 间她 出版 了大量学 术
谈翻译批评主体及其素质
谈翻译批评主体及其素质翻译批评主体是指进行翻译批评的各方面参与者，包括翻译者、读者、编辑、评论家等。
从翻译批评的目的来看，这些主体的角色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素质要求。
首先，翻译者是翻译批评的主体之一。
翻译者要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能够忠实地传递原文信息，并根据不同的翻译需求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此外，翻译者还应该具备好奇心、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以达到更好的翻译质量。
其次，读者也是翻译批评的重要主体。
读者应该具备一定的阅读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理解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并能够对翻译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反馈。
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和鉴赏能力，以更好地评判翻译质量和对作品质量的影响。
第三，编辑和评论家也是翻译批评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在翻译作品的后期加工和推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编辑需要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审美眼光，能够对翻译作品进行修订和润色，提高其质量和可读性。
评论家则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批评眼光，能够对翻译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和翻译的特点，促进文化交流。
最后，翻译批评主体的素质还包括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由于翻译的本质是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传播，翻译批评主体需要具备对不同文化背景和习惯的理解和尊重，不断学习和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角色。
总之，翻译批评主体是多方面的，他们的素质也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虑和培养。
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的作用，加强沟通交流，才能够推动翻译质量的提升，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
从文字翻译到文学翻译——许渊冲的文学翻译艺术观探析
许渊冲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涵盖了从古代经典到现代文学的广泛领域。
以下是对许渊冲的文学翻译艺术观的初步探析：
忠实于原著：许渊冲强调翻译应该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和意境，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表达方式。
他注重在翻译过程中尊重原著的精神，力求将原作的情感、意义和艺术价值传达给读者。
传递文化精髓：许渊冲认为翻译的目标是传递作品所代表的文化精髓和思想内涵。
他注重对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原作的文化意义，并通过翻译传递给读者。
注重语言艺术：许渊冲注重翻译作品的语言艺术性，他认为翻译家应该具备敏锐的语感和良好的写作能力。
他注重选择合适的词汇、句式和节奏，力求在翻译中保持作品的文学美感和语言魅力。
平衡文化与读者需求：许渊冲在翻译中注重平衡原作的文化特点与读者的理解需求。
他认为翻译不仅是将作品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还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使译文更具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重视翻译研究与批评：作为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许渊冲注重翻译研究和批评的重要性。
他提倡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通过对翻译
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讨论，推动翻译领域的发展和提高翻译品质。
需要指出的是，许渊冲的翻译艺术观是多维度的，它涉及到语言、文学、文化和翻译理论等多个层面。
上述观点只是对其艺术观的初步探析，更详细的了解需要深入研究和阅读许渊冲的翻译作品和相关论著。
翻译批评的价值与功能
一些翻译家对翻译理论的理解 董秋思认为加强翻译批评工作其目的在于不但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积极性，也给翻译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的实例 张柏然、姜秋霞在《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中指出建立翻译学的两个必要途径，除了“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以理论为依据调节具体操作”之外，还必须“从翻译本体纵观文化氛围，再从文化外围透视翻译本体，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 弗莱在《批评之路》中强调批评不是文学的附属品，相反，它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并对文学理论的建构起到指导作用。 翻译批评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其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自主理论体系作为依托的翻译批评是非理性的，不仅阻碍翻译及翻译理论的发展，还将导致自身的使命难以完成，自身的价值无法体现。
翻译作为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 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五大本质特征
翻译批评的价值实现途径
翻译批评既是对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也通过实践反作用于翻译理论。纽马克“翻译批评是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翻译批评的价值应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得以实现
翻译批评的功能
▼ 监督功能—由此派生的是对读者的引导功能和对译者的指导功能 ▼ 理论研究
对译者的指导
鲁迅：《再论重译》中指出翻译批评的责任在于“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翻译质量 桂乾元提出的“帮助—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甚至可以帮助译者提高某些基本功”以及“限制” “监督”等都是指向翻译作品的质量 翻译作品的质量是翻译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
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摘要：文化转向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文试从内部诱因和外部推动力两方面探讨文化转向产生的动因，阐述文化转向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对文化转向进行简单的论述，目的是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翻译研究一、引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想交织激荡、“百家争鸣”，呈现出一派多元化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转向”应运而生，为桎梏已久的翻译研究带来曙光。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A 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文化转向”以来，这一理论就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影响至今。
许多专家学者对文化转向智者见智、各抒己见。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对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进行简述，以期为国内的相關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文化转向”兴起的动因“文化转向”蔚然成风，不仅仅是因为它凭借自身的优势突破了先前理论的禁锢，更离不开文化转向及文化学派外部因素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文化转向”这一趋势是在内外力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内部诱因“文化转向”的内部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学派的一些积极主张，他们大力倡导将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从文本自身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上，反对翻译是一种简单式的语言转换，并且极力改变翻译在文艺学中的附属地位，积极推动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翻译地位的改变西方翻译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文艺学的“附庸”，在这种背景下，翻译仅仅被视为是一门艺术，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再现，甚至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
直到1971年，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对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学科结构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并首次将翻译研究命名为“Translation Studies”，此后，翻译学就开始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的名与实》被视为翻译学科的独立宣言。
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翻译错误
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翻译错误注：以下所找案例均为在不了解文化背景情况下直译出现的错误。
动物：1、白象译为WhiteElephant2、龙译为脱离了绝对的邪恶以及凶猛的野兽，更多的则是一种拥有力量的中立生物。
但基督教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主流，Dragon在主流文化上还是恶魔的代名词。
凶暴的女人亦被称为“dragon”例如：Sheisarealdragon.(她真是一个母夜叉。
)批评希特勒之类恶魔，政治文章还是称之为Dragon。
在中国龙则是尊贵、威严的象征。
封建社会的皇帝经常自称为“真龙天子”。
还有很多关于龙的成语如：龙凤呈祥、生龙活虎。
3、孔雀译为Peacock中国人认为孔雀开屏是喜庆吉祥的象征，所以人们常用孔雀比喻美丽的人或事物。
但是孔雀在西方的身价却一落千丈。
西方人认为孔雀行走时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头冠频频摆动，还不时开屏来炫耀其美丽，这是"骄傲"、"虚荣"的表现。
The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对peacock的骄傲如孔雀4"蝠"crazyasabat发疯havebatsinthebelfry精神失常，行为乖张5、海燕译为Petrel在中国的文化中，海燕是搏击风浪勇敢的象征，但在西方人看了，海燕的出现就预示着暴风雨将要来临。
看见它就联想起“招致灾祸，带来纠纷”。
6、喜鹊译为Magpie在西方文化里，喜鹊的名声不太好。
它寓意着“爱饶舌、爱搬弄是非的人”和“爱储藏零七八碎物品的人”。
这些都属于贬义。
喜鹊由于它单调而又嘹亮的鸣声成为多嘴多舌的象征。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就记载，一位饶舌的妇人变成一只让人歧视的鹊。
但是在中国，喜鹊却象征着好运，人们相信它的叫声表示有好消息和有受欢迎7话中，Owl之说。
owl通8、羊译为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吉祥、温顺、文雅、平和的美质，是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国泰民安的象征。
在中国文化中，“绵羊”和“山羊”都是羊，并没有特殊喻意。
从翻译角度探讨“文化走出去”之说
从翻译角度探讨“文化走出去”之说“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阐释崭新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些说法都是我国政府所提倡的“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另一种表达。
而“翻译”，在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从对外文化交流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有太多的官员、出版界及新闻界人士在谈论“走出去”，而唯独真正帮助文化“走出去”的实践者——翻译家们被集体遗忘。
这也难怪，海德格尔说过“翻译从来都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种运动”，可是它却无处不在，并悄悄改编者世界文化的格局。
人类文明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必须提倡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新人文精神。
没有翻译家们的辛劳，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然而翻译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化究竟“走不走得出去”，也有其自身的必然规律。
我们知道，孔子学院在海外创办已有些时日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口号也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的文化究竟走出去了没有？也许这个问题由2010年所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法兰克福书展会来回答，最有说服力。
“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完美”，这是中国新闻出版总署(GAPP)副署长邬书林本周视察法兰克福国际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中国展台时所作的指示。
对细节的紧张关注很说明问题。
对中国而言，作为主宾国出席全球最大的书展，意义远大于书展本身。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负责组织中国参展活动的柳斌杰表示：“这也是规模盛大的一次文化外交活动。
但是与奥运会一样，这种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并不总是像中国政府所想的那么和谐。
正如中国政治领导人所强调的，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理直气壮地恢复大国地位。
这其中就包括“走出去”的政策。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的同时，中国还力争通过其媒体和文化，将声音传播到全世界。
然而，德国作家、媒体、维权人士和政治家对被中国政府驱逐、监禁或噤声的作家表示出了强烈兴趣，中国政府也致力应对这一难题。
书展开幕的前一个月，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邀请戴晴和现居美国的诗人贝岭等异见作家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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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翻译及翻译批评中的影响一文化和语言文化可以说是近年来频度出现较高的词。
在google上输入“文化”，按回车，将得到“约有139,000,000项符合文化的查询结果，以下是第1-10项。
（搜索用时0.10 秒）”。
对于文化，Stuart Hall做过这样的描述：“文化现象是热门仔长期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应付身边的各种情况而逐步形成的。
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价值，主要通过一定的社会阶级逐渐发展成形。
”Fisher则提出了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说法“文化是一种共同的行为。
这种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热门的所作所为纳入一定的体系范围，不致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以有利于人们进行合作，去完成单个人所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种行为规范是通过队集体内成员的惩罚与奖励而逐渐强化形成起来的。
”（范东生， 2000:31）根据以上两位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认识，文化是一定社会中人们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基本信仰、价值判断，以及由此生成的思想和行为的结果。
由此可见，不同的人类集体、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共同造就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
（同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人们用于传达其在一定社会生活中需要交流的各种内容的工具。
这些内容可以是描述生产活动的，也可以是对自己思维的表达。
语言的使用是有目的的，是说话人/书写者用于表达自我，传递信息的工具。
它是思维的载体。
那么把生产活动和人的思维感情加起来，投入到特定社会，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社会文化(同上)。
但是文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其自身又有不同层次的分类。
基本上，目前多数人都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表层、中层和内层。
语言是文化的表层之一，价值观是中层，基本判断是文化的内层。
一般来说，价值观和基本判断是一个文化中通过长期的无意识形成的。
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到持有该种观点的人群的行为。
而人们最常见的行为方式就是通过语言表达。
一中特定文化，其深层次的基本判断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在其他文化中无法找到相应的内容，那么要用语言进行表述就有了相当的困难。
这正是我们在翻译中遇到的一大问题（段自力，2003:102）。
二翻译的本质——种跨文化交际一提起翻译，恐怕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一项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纯语言行为。
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因为不可避免的，语言转换是翻译的一项重要工作。
但是，是否仅此而已呢？当代学者一直尝试在前人的基础上给翻译下一个科学的定义。
范仲英在《实用翻译教程》（1994年6月）一书中定义翻译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张今在《文学翻译原理》（1987年9月）一书中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和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道另一种语言中去。
”（周仪、罗平，1999:2）。
国外的学者也一直致力于此。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翻译即交际”。
（谭载喜译《跨语交际》1993年4 月，漓江出版社）。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谭载喜译《奈达论翻译理》198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在这里，奈达用了“最近”这一词来表示尽可能的接近原作，而不可能完全接近原作。
翻译中的大部分困难都来自于原语和译语语言成分在意义上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
即使是对原语和译语都非常熟悉，在翻译时依然还是会觉得某些意义很难用译语准确充分的表述。
奈达在其《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指出，如果译文读者对译文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一致，那么便可认为翻译是成功的（刘欢，2002:120）。
同样，他再次使用了“基本”一词。
在他看来，绝对的等值是不存在的。
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承载文化、思想，描述现象、情感的工具，并不是一套单纯的符号体系，它有着自己的含义，并且，即便所指的对象一致，在不同社会文化中传达的意义也是不尽相同的。
因此，翻译，仅仅处理文字，词汇，语言结构是不够的。
事实上，语言承载了相当大量的文化信息，传递一个民族的信息。
在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时，我们所接触到的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是该语言所承载的特定的文化。
于是，我们也可以说，交流，并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而在于文化层面。
所以，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不同文化上的交际（范东生， 2002:31）。
三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检验跨文化效果翻译批评，从字面看就可知其是针对翻译行为进行的批评。
那么我们既然已知道翻译的本质及其根本任务，对于译文的好坏也就有了一定的标准。
我们说翻译是一种交际，其目的是实现不同文化的交际。
那么其是否成功实现了跨文化的交际，便自然成了其衡量的标准。
（同上）。
翻译批评是基于翻译而存在的。
由于翻译包括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那么翻译批评就自然也划分为两大块：一，是对翻译理论的批评；二，是对翻译实践的批评。
对于翻译理论，首先要做的是对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和评价。
对于国内的翻译理论则要在解读中给予总结、评价。
在国内，翻译理论大致有三大类：一是纯翻译理论，它的学术价值相当高，但是对于指导实践未必有直接作用。
二是经验性翻译理论，这是由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了理论，对实践有较高的指导作用。
三是随感性的翻译理论，虽然其实很难称其为理论，但是对实践极具指导意义。
国内前两种理论不多，多的是第三类，但是对这类理论的总结评价很缺乏。
所以，国内的理论一直未形成颇具影响力的系列的理论。
这些都是翻译批评缺乏引起的（郑延国， 2005:44）。
正如海明威所说，好的批评对于作品是有利的，好的翻译批评对翻译实践也是有促进的。
一部译作之所以好，之所以成功，其原因何在？不同的译本为什么会有矛盾冲突？一部译作不好，其失败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翻译批评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对于翻译有着重要的作用。
译文的成功首先在语言上要在译语读者中容易接受，甚至表达要“漂亮”，也就是说，要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度和他们的语言习惯等。
不管是所谓归化还是异化，度的问题相当重要。
一味的强调异化或者归化是没有意义的。
两者相结合，互相补充才能更好的翻译，将原文的表层语言及深层文化尽可能多的传递到译入语中。
那么再深入，就是要将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递出来。
如果一味追求语言上的美而将其内在的涵义舍去，或者扭曲了，那么这样的译文，不管其文笔多优美，都是失败的翻译。
因为这与翻译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相违背了。
只有译作达到了跨文化的效果，我们才能说这是一部合格的译作。
因此，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是检验翻译的跨文化效果如何（范东生，2002:31）。
四译者与文化——译者主体性与接受美学上述一直在强调了语言承载了文化。
在进行“用一种语言形式吧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
虽然译者一直在极力的用“最切近的最自然的语言”再现原文，但是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其中的差异，毫无疑问是由于文化所引起的。
语言符号上的不对等或缺失，可以通过语汇的丰富逐渐弥补，比如借鉴外来词，创造新词。
这一现象在目前的科技领域及其明显。
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对等引起的翻译问题就不是这么单纯的解决了。
翻译是通过译者进行的交际活动，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李静滢，2001:90）。
在处理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时，其主体性就显现出来。
这种主体性是无法避免的。
译者的翻译目的、语言修养、审美体验、个人经历都不同，这些都会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反映出来。
但是在翻译中选用这个词还是那个词，并非是由译者决定的，而是由译入语的文化所决定。
一个人身上无可避免的会留有本人所处社会文化的烙印。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而又特殊，他兼有双重的文化身份。
译者是原文文本和译语读者之间的桥梁。
从原文作者到译语读者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原文作者——原语文本——译者（作为读者）——翻译的过程——译语文本——译语读者。
这整个过程中，译者要跨语言，跨文化，首先，译者的身份不是翻译者，而是原文本的读者。
但是他与一般的读者在身份地位和作用上又有着很大的区别。
之前在结构主义下，受到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影响，在翻译中是以文本，即原文文本为中心的。
当时人们认为，原文有确定的意义，因而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刘云虹，2002:55）。
译者是服务于原作者的，其地位也是低于原作者的。
正如法国翻译实践家、理论家贝尔曼所说翻译一直处于“被遮掩、被压制、被排斥的状态和仆人状态”。
我们感受一下。
当我们阅读原作者的文章时，原作者有绝对的权威性。
尽管读者未必理解或认同作者的观点或表述，但是在与自身观点不一致时，人们会自觉地向作者靠拢或者说，不会去质疑作者。
但是对于译作，人们的态度完全不同。
人们对于相左的观点，首先是质疑译者，认为是译者造成了其阅读、理解上的困难，甚至是译作观点与自身观点的不一。
读者自己可以有创造性的解读，但是，同样作为读者的译者就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
他甚至要低于普通的读者。
到了20世纪，开始了向语言学的转向，作为认知论最重要的解释哲学大行其道，于是，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肯定，地位得到了提高。
加之根据研究，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人为随意性、意义由各符号之间的相互差异所决定等观点，颠覆了过去很稳定的“意义”。
原来确定的、权威的意义，“由于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语言结构自身逻辑的作用，就变成了一种极不稳定能指符号的滑动”。
（盛宁， 1997:86）。
所以，意义不是一目了然，而需要依靠阐释才能获得。
权威的、唯一的意义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刘云虹，2002:55）。
由于译者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文化烙印会在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中不自觉的显露出来，在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运用，结构的安排，具体翻译技巧和总体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能有所体现。
各译者译本的不同，更多的是因为译者承载的文化的不同。
在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理解原文本时，他所做的不是去把握事实他，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
加达默尔认为理解有其普遍性、历史性和创造性。
理解的历史性表明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定时期的理解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而有一定的偏见。
五结论翻译在一项语言转换活动，在此期间，更肩负着，传递语言中所承载的文化这一任务。
由此，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检验其跨文化的效果如何。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自身受到了生长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在翻译中体现了其主体性。
他面临的是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双重考验。
重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原语和译入语双方的社会文化，对于译者正确的把握原语文化，预测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并据此制定合理的翻译策略，采用适合的翻译技巧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