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信用危机后的反思与希望

汕头：信用危机后的反思与希望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景象：在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区，从政府部门的大政方针到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从学术界到实业界，大家都在关心和议论同一个话题，一个沉重而又让当地人无法逃避的话题，信用重建。

４月初，汕头信用网开始试运行，据承担汕头信息网的建设工作的金中华通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汕头信用网在试运行第一天的点击次数就高达１０万多人次。

汕头信用问题的受关注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而从当地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从当地广播电视一轮又一轮的专题讨论中，从街头闹市引人注目的公益广告牌中，你很容易发现信用重建问题在汕头已经被放在怎样的位置上。

就是出门打的、坐人力三轮车，司机和拉车的师傅也会很自然地跟你聊起昔日生意的红火和当前生意的冷清，进而跟你就信用问题谈一点他的个人意见。

汕头到底怎么了？从广州天河城汽车站出发，大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５个多小时，终于来到那个在１８５８年被恩格斯称为“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素享“楼船万国”、“百载商埠”美誉，而近期却因信用问题而被卷入非议漩涡的海滨城市——汕头。

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也是国家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特别关照”的地方。

２０００年８月，国务院工作组进驻汕头的潮阳和揭阳的普宁，一个特大的系列逃税骗税案的盖子开始被揭开：据不完全统计，潮阳、普宁１０００多家出口企业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８．８万本，虚开税额高达２２３亿元，涉嫌骗税４２亿元。

在此之前，汕头一部分地区的假币、假冒伪劣商品、诈骗走私和地下六合彩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潮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

国家税务总局有一位官员曾对潮阳籍香港知名人士陈有庆先生说，你们潮阳虚开增值税发票波及１３个省，影响了半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现在人家都不敢跟你们潮汕人做生意了。

信用的缺失带来的是当地经济的萎缩。

全国有１８个地区向所属企业发出通知，提出不和汕头做生意，而在一些地方，商家甚至以“此地无潮货”的招牌来标榜没有假冒伪劣产品。

２０００年，作为经济特区的汕头首次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ＧＤＰ增长低于两位数的现象，仅有７．３％，２００１年更是出现了２．５％的负增长，重灾区潮阳的负增长率高达２１％，而同期广东省的平均增长率却将近１０％。

另据统计，由于投资环境等问题，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１年，迁出汕头的企业多达１２００多家，仅２０００年迁出的企业就达４５０多家。

这座位居粤东、在未设特区前曾是广东省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在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却已经“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城市”。

相比珠三角地区的新兴城市，汕头狭窄的街道、局促的居民区和悠闲地喝着工夫茶的人群，明显地让人感觉有些破旧而活力不足。

“现在一天也赚不了几十块钱，外地来汕头做生意的人少了，也没几个人打车。

比以前差远了，以前一天赚两三百呢。

看看空荡荡的街道你就知道了，汕头经济现在不景气。

”从外地到汕头打拼的出租车司机略显无奈地摇着头，感叹着汕头在“信用危机”之后的萧条。

按条件来说，汕头似乎不应该是这种样子的。

汕头大学隗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汕头的优越条件总结为４个方面：北半球唯一一个北回归线与海岸线相交且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气候宜人、空气清新，适宜人类居住；中国唯一一个既有内海又有外海的大城市，内地最接近世界运输繁忙的台湾海峡黄金通道的港口城市，仅３８０公里长的海岸线就可以建造包括１０万吨级码头泊位在内的港口２０多个，且旅游资源丰富；以汕头为中心的潮汕地区是中国内地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交融最彻底的区域，保留着最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却有着对外开放的传统，包括李嘉诚在内的中国海外华人工商巨头中差不多一半人的原籍出自这里，而他们又是最关心家乡建设的一类海外华人；网络世界的枢纽，汕头是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海底光纤在东半球的登陆站，向北联结上海、日本，向西连接欧亚大陆，向南联结东南亚、澳大利亚，向东直通南北美洲。

当然，汕头作为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还有着许多其他城市难于比拟的优越性和灵活性。

这样看来，无论是从外部的政策因素还是从内部的发展条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汕头的发展并不存在太大的客观制约因素，缘何汕头却在这种环境中落伍了呢？崔永元一句“如果你想夸一个汕头人，那么就说他不像汕头人”，让许多汕头人觉得自己像是给人抽了一耳光却又有苦说不出。

以汕头为中心的潮汕大地上栖居着的潮汕人向来以头脑灵活、敢于外出打拼著称于世。

潮汕人中间流传着一句“一条水布下南洋”的古训，说得是当一个潮汕人穷得只剩下一条作浴巾用的“水布”时，也照样要往外跑，混出个人样来。

据有人统计，仅近百来年历史中在海外称“王”的汕头籍企业家就有“化纤面料大王”陈经纬、“牛仔裤王”吴文宁、“金融大王”陈弼臣等１０多位，而华人首富李嘉诚等一批至今仍活跃着的潮汕籍知名企业家的业绩则更是为人们所共知。

然而，随着“信用危机”的出现，汕头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身份却变成了外人眼中的耻辱，这种痛苦，旁人也许是难于体会的。

但这又能怨谁呢？个中原因，恐怕更多地要在汕头人自己身上去找。

独特而矛盾的潮汕人说到汕头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难于将其从“潮汕人”中独立地拿出来讲。

作为一个城市，汕头的历史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正式设立市政厅后才开始的，而到成为潮汕地区的中心城市，统领潮汕，时间就更晚，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汕头还处于潮州的管辖之下。

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与福建省的交界处，潮汕人向来以“省尾国角”自嘲。

潮汕平原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连绵的山脉隔断了潮人和内陆的联系，长期以来潮汕的陆上交通极为不方便，在广梅汕铁路和广汕高速公路开通之前，汕头和广州的联系只有一条公路，从汕头到广州要坐１０多个小时的车。

与内地的联系被阻隔，但海路却是畅通的。

狭窄的潮汕平原土地稀缺、物质匮乏，再加上历代不断有人涌入，更加重了地少人多的局面（据称，潮阳市这样一个县级市的人口已达２６０多万），于是潮人只好向海上发展，以海为田，在海上与人互通有无。

这也造就了潮汕人独特的海洋观念和商业意识。

另一方面，从秦朝时的远征军官兵的留守到魏晋后中原士族的避难，再到南宋末期军臣的定居，中原文化不断地被带入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当中原等地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候，这里由于与内地的联系太少而仍然保留着最为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

既有开放的海洋意识，却又保留着完整的古代中原文化。

因而，在外人看来，潮汕人是一个独特而矛盾的群体。

在这种矛盾中，潮人积极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都对潮汕经济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潮汕是开放的，早在唐宋时期已有潮人到东南亚谋生，到了明清时期，当其他地方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一再走向封闭时，潮人过番的“红头船”却遍布了东南亚。

正因为潮汕在海上贸易的活跃，也才有了恩格斯那句关于汕头的引语。

至今，潮汕地区已经形成了“本土一千万，海外一千万”的人口阵势，从遍布海内外各地大大小小几千家潮汕会馆中你就能感受到几乎无所不至的潮人的足迹。

所以有歌曲唱：“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但潮人又是封闭的，潮汕人走到哪都很容易抱成团，形成他们的一个生活圈子，而这个圈子是非潮汕人很难进入的。

有人对记者说，潮汕人在外地只要碰到有讲潮汕话的人跟外人打架，不管认不认识，也不问青红皂白，都会上去帮忙。

潮汕人当中还有着一种极不正常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外人，从心理上排挤外人。

一位从外地到汕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讲：“不管我在这里呆多久，他们都不会把我当成是其中的一部份。

”这种排外性的存在，使得外地人很少能真正安心地在汕头立足。

当深圳、东莞等地借助外来人才的力量实现经济的腾飞时，汕头不仅没有吸引到更多的外来人才，反而有大量原先在汕头的人才选择了离开。

潮汕人善于经商，市场意识浓厚。

说潮汕人善于经商，不仅是因为潮汕在海外出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更多的是由于潮汕有自古形成的经商传统。

有人说，在汕头基本上没有路的概念，只有街的概念，有路的地方就是街，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只要过路的人多一点的地方，你就能看到一排排大大小小的铺面，开铺经商已经成了汕头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汕头，你能看到许多一边做作业一边照顾铺面的小学生，他们从小就在这种商业氛围的熏陶中长大。

在一家小店里，店主向记者坦言：“其实我从铺面中赚不到多少钱，但如果不开铺，我从小学到的东西不是没地方用了，我的小孩又从哪去学做生意的本事呢？”开铺的功能，更多地成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训练商业意识和技能的实习基地。

“这种氛围使得市场经济成为潮汕的命根子，”隗芾教授说，“汕头从开埠到设市，再到被辟为经济特区，都是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标尺的。

”也正因为这样，当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在为工人下岗、农民生活水平低而发愁时，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却完全没有这种负担，因为潮汕人早已习惯了找市场而不找市长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潮汕人却有着许多其他地方人难于理解的落后观念。

宗族聚居、宗派意识、拜神祭祀、重男轻女等在其他许多地方已经被淡忘的东西，在潮汕却仍有极强的生命力。

据说，在潮汕的农村，不少家庭妇女一年的时间大约有一半花在了拜神祭祖、求神问卜和过年过节上。

潮汕人的这些落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经商才能的发展。

潮汕人办的企业大多是家族式的，长一辈的大商号到了下一辈就被分割成了几个小商号，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而企业却越分越小。

因而在汕头这样一个富于经商传统又有特区优惠政策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乎寻常的表现，就是在潮汕人最擅长的经商方面，汕头至今也没有一家在全国叫得响的商号。

潮汕人头脑灵活，从小在浓郁的商业氛围里熏陶和历练的他们精于算计，做什么事情都会把投入、产出和成本、利润先算好，绝不会去懵头懵脑地做赔本买卖。

但这种精巧的算计却不可避免地让潮汕人少了一份远见卓识，多了一份急功近利。

潮汕有句俗话叫“百赊不五十现”，因而潮汕人做什么都急于盈利套现，什么来钱快做什么，极少有富于远见的长期战略性投资。

也许，这跟潮汕人长期怒海求生的生涯有关，海上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风险大，搞得不好就把命也搭进去了，因而还是赶紧兑现来得实在。

这种风险意识也培养了潮汕人的另一种心理，不屑于赚小钱。

记者曾经奇怪，汕头沿街两边那么多整天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工夫茶的成年男人，他们不做事怎么过日子？“这你就不清楚了，”记者一位潮汕籍的同学解释说，“喝工夫茶可不是闲聊，他们是用这种方式互相打听做生意的路子，说不定明天就有谁靠从这里面得到的消息发财呢。

朝九晚五上班拿工资这样的小钱，他们没几个人放在眼里。

”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要么就不赚，要赚就赚一把大的。

正是这种急功近利和做一锤子买卖的心理，再加上善于钻营的头脑，才使得潮汕地区在“失信”的轨道上越滑越远，终于酿至恶果。

潮汕人的“信”与“失信”“汕头不讲信用的企业毕竟只是少数，现在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将大部分讲信用的企业连同汕头的名声都给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