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毁损精神的驯服_论萧红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萧红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位杰出女作家,她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题,揭示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悲剧遭遇。
本文将以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为探讨主题,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芳草地》三篇作品入手,分析其中女性角色的遭遇和她们的悲剧意识。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遭遇,展现出她的无助和无言。
小说开头,女主人公阿红被绑在牛车上进城卖身,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选择和反抗的权力,只能默默承受着命运的安排。
阿红的婚姻也是一个悲剧,她没有选择的嫁给了一个无能的男人,并为此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
阿红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她一直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最终死于饥饿。
通过描写这些女性角色的遭遇,萧红展现了她们的悲剧意识,她们在社会中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任凭命运摆布。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萧红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通过比较两位女主人公的遭遇,揭示出女性在家庭中的悲剧地位。
红玫瑰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她在传统家庭中无法被接受,最终选择了自杀。
而白玫瑰则是一个传统女性的代表,她按照社会的期望选择了婚姻,但最终却陷入了婚姻的苦闷之中。
通过对这两位女性角色的描写,萧红展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被束缚和被压迫,她们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对自由、对个人追求的渴望和无力实现的无奈之中。
《芳草地》是萧红的一篇自传体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自述,展现了她在农村生活中的苦闷和悲凉。
女主人公身负家庭的重任,需要照顾残疾的父亲和弟弟,她没有时间和精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一个没有知识和文化的环境中,女主人公无法得到解脱,她的生活被彻底消磨殆尽。
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生活,萧红揭示了女性在农村社会中的悲剧命运,她们无法摆脱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只能在苦闷和无助中度过一生。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和探讨。
通过对女性角色的遭遇和内心情感的描写,萧红反映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和悲剧遭遇。
浅论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究

浅论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究提要:作为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萧红通过其作品描述了女性人生的自然悲剧和社会悲剧,不仅拷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而且深入女性精神肌理,挖掘女性自身的精神病弱,即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同谋。
全面关照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直面女性的困境。
关键词:男权压制;悲剧命运;女性意识。
萧红,作为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以《生死场》、《呼兰河传》等里程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其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女性。
在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中,在刻划女性人物的深刻性和真实性上,称得上独树一帜。
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深切地关注和思考所处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探究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萧红的童年生活缺乏温暖和爱护;成年之后,把希望寄托于爱情,却又屡遭挫折,几次离异;一生追求爱和温暖,最后落得客死异乡。
所以她的作品大多关照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直面女性的困境,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1]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从社会层面观照下层女性的生存形态和生存困境,从自然层面表现女性的生育苦难,从文化层面揭示了性别关系中男性对于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践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对于女性的束缚,这一切都使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扩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
它能把他们的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的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敏锐。
”萧红也正是这样有个性的作家,她不是政治理论或文学思潮的复写者,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书写着女人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女生为主体将人生的荒凉感与女性的悲剧融为一体。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精神扭曲为特色,其中女性的悲剧意识也是她作品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面对着家庭、社会和历史的压迫,身份低下,地位微弱,被迫经常处于表面平静却内心激烈的状态中。
她们不仅遭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侵犯,还要承受着生命的苦难和悲愤。
其次,萧红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她们的命运中。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角白玫瑰本来是个有头之辈,但她因为家庭原因,嫁给了一个不喜欢的男人。
为了不让自己的婚姻破裂,她不得不奉献自己,染上了性病,最终背负着绝症走向死亡。
同时,在这部小说中,萧红还通过描写她的姐姐红玫瑰,表现了女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处境的悲剧。
红玫瑰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娘子,以求得自由和幸福,但最终却成为了别人的卖花女,也说明了女性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难以改变的命运。
最后,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她们的爱情中。
在《呐喊》中,萧红通过三重叙述的方式,描写了一个名叫刘秀云的女子最终遭受精神疯狂,爱情的崩塌。
而在《凤凰池》中,又写出了男女主角在一起后,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摩擦和矛盾,最终他们的爱情也走向破碎的结局。
这些作品表现了女性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彷徨和悲哀,她们不仅仅要承担家庭的责任,还要面对爱的困难和挫折。
综上所述,萧红的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意识一直是她研究的重要课题。
她通过深入挖掘女性的命运,生动地描绘了她们的苦难和痛苦,对于探究中国现代女性的文学历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女性权利的关注和思考,是一种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探讨。
论萧红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性命运

论萧红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作者:金旭阳来源:《东方教育》2018年第04期摘要:读萧红的作品,我们大多时候是压抑的、沉重的,因为萧红的作品中大多都有着悲剧色彩。
尤其是对女性悲剧性命运的描写,往往使读者读之而泪下。
本文就从萧红的自身经历出发,结合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设置,探究其作品的女性命运的悲剧。
关键词:萧红;作品;女性;命运悲剧一、女性悲剧性命运表现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下,女性仿佛生来就是被忽视的,女性的命运早已被规划好,有的甚至直接被扼杀于婴孩时期,连最后接受礼教的“洗礼”的机会都没有。
女性既像男人一样被用于低廉的劳动力,同时又是家里男人的奴隶,她们没有话语权,有的只是无尽的劳作和无尽的打骂以及死的等候。
总结起来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命运悲剧主要体现在两点:社会地位低和家庭地位低。
(一)社会地位低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其被欺凌,被压迫的悲剧性命运在萧红的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在萧红作品《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到前村廣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而她在冬天吃的只是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甚至连一片干菜也吃不到。
她最后在血泊中死去,同时离去的还有那个刚出生的小生命。
王阿嫂是女性,还是下层阶级的女性,因而社会没有赋予她什么权利,活着就是卑微的活着,死了也不会有人太在意。
对于这种轻视与压迫,女性无法反抗,也没有反抗的意识,只能默默承受来自社会礼教的束缚与打击。
同样,《王阿嫂的死》小环的母亲被地主的大儿子强奸,也无地伸冤,只能活活气愤而死。
在封建社会,男性是劳动力的标志,所以,女性的出生与生长也往往会伴随着遗弃的危险。
《王阿嫂的死》里的小环,父亲在她没出生就死去了,母亲后来也气愤而死,才五岁,就成为“流浪者”,王阿嫂可怜她,做了她的母亲,可是王阿嫂最后也死去,小环就这样又孤苦无依。
然而,倘若她是一个男孩,想要收养她的也许就多了,因为男孩将来会是家中强壮的劳动力。
而金枝的孩子,她是女婴,所以哭着吵闹几下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厌弃,以致被活活摔死。
沉寂的女性悲歌_论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

文学评论萧红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在她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许多风格独特、意蕴丰富的作品。
尤其是笔下的女性形象最为人所称道,尽管形象各异,但基本上离不开一个凄惨的的结局。
而这些具有震撼力的悲剧形象与萧红那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里是息息相关的。
她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女性为视角的,始终关注着中国广大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触及到当时中国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被视做“异类”的女性叔本华曾说过,“别人看待我们范围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这包括我们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再加上由此而激起的种种思想。
”如果将整个社会比做轮子的话,那些靠近轮子轴心的则是强势的社会群体,对于处在轮子边缘,遭受了不幸命运的人,不是同情、悲悯,而是将承受命运的人残酷的、错误地认定为厄运的本身,将自己对不幸的恐惧与厌恶发泄到不幸的人身上,从玩赏别人的痛苦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快感。
《手》中的王亚明不辞辛苦地来到城里求学,这是一个努力地改变自身命运的励志型女性,尽管勤奋苦读,但因基础有限,家境贫寒,再加上那双因帮手工染坊的父亲干活而染成的“又蓝又黑又紫”的手,受到了师生的排斥。
因对这双手的害怕和恐惧,竟没人愿意和她同铺睡,以致寒冬腊月还不得不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怪物”,原来还只是根深蒂固在他人的意识中,现在也开始斑斑驳驳地投影在她那日渐脆弱的心上了。
如果说《手》中的王亚明是因为那双显而易见的肮脏的黑手成为相对社会群体的“异类”的话 ,那么《呼兰河传》的小团圆媳妇则是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
便将小团圆媳妇判作“异类”,一步步被异化的过程。
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们永远也不会消失。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戏;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戏”。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萧红是20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识而闻名。
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女性形象常常处于悲惨的境地。
她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笔调描绘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展现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分析其原因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体现在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上。
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往往是受压迫和悲惨命运的代表。
《呼兰河传》中的小翠,她从小就生活在贫苦的家庭中,饱受苦难,最终因爱情的悲剧而离世;《生死场》中的方玉珍,她经历了流亡、疾病、悲惨的婚姻,最终选择自杀。
这些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凸显了萧红对女性处境的深刻关注和悲剧意识。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还体现在对爱情和婚姻的描写上。
在《呼兰河传》中,小翠对爱情的追求和最终的悲剧结局,展现了萧红对女性爱情观念的探讨。
她揭示了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所面临的种种痛苦和困境,以及对这些困境的无力挣脱。
她认为,婚姻是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而对爱情的渴望则成为她们悲剧的起点。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上。
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往往被社会和政治的压迫所困扰,她们的命运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和摧残。
《生死场》中的方玉珍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她的悲惨命运与当时的政治乱象密切相关,她一生遭受的磨难和痛苦正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
萧红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写,呈现了她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以及对女性在其中所承受的悲惨命运的深刻关注。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尽管萧红所描绘的女性形象生活在旧社会,但她们的悲剧命运却反映了女性在当代社会依然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
在当代社会,女性依然面临着来自爱情和婚姻的困扰,以及来自社会和政治的压迫和歧视。
通过对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关注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以及她们在社会和政治中所面临的挑战。
浅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及其现代意义

浅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及其现代意义摘要:萧红在《生死场》中书写的一幕幕女性的悲剧命运,主要体现在女性的生存悲剧以及不幸的爱情与婚姻两方面。
从生存悲剧来看,首先是女性在贫穷中饱受摧残,其次是女性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女性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女性在爱情中饱受伤害,在生育中饱尝痛苦。
《生死场》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思,女性要实现独立自由,首先要冲破男权桎梏,实现思想解放;其次要摆脱生殖奴役,获得生育自由。
关键词:萧红悲剧命运女性《生死场》萧红的生命虽然十分短暂,但是她为人类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她在《生死场》中通过描写中国封建社会东北农村女性凄惨的人生境遇,一步步揭开蒙在女性悲惨命运上的面纱。
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值得现代女性深思,对女性追求平等的权利、实现自身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生死场》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体现萧红颠沛流离的生活经验使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融入了自己的影子,《生死场》中的女性在生存和死亡间苦苦挣扎,在不幸的爱情与婚姻中饱尝痛苦。
(一)生之艰难,死之挣扎1.在贫穷中饱受摧残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人们都希望能摆脱贫困,过幸福富足的生活。
但是在《生死场》中,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民族危难之中,黎民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生死场》中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乱坟岗子是地主施舍给贫苦农民们死后的住宅,但活着的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抱着小孩,从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
物质上的贫穷也导致了精神上的贫穷,农民们对庄稼的看重远远高过人的生命。
寒冷的冬日,平儿把爹爹的靴子偷穿出去,王婆立即凶暴地让平儿打赤脚回家。
孩子们弄坏了地里的一棵菜苗,就要遭到母亲严厉的惩罚。
生活的贫困让女性无法称职地担当母亲的角色,对她们来说,孩子的价值远远没有生活中的物质需求重要。
五月节的前几天,成业天天和金枝吵架。
浅论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究

浅论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究提要:作为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萧红通过其作品描述了女性人生的自然悲剧和社会悲剧,不仅拷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而且深入女性精神肌理,挖掘女性自身的精神病弱,即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同谋。
全面关照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直面女性的困境。
关键词:男权压制;悲剧命运;女性意识。
萧红,作为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以《生死场》、《呼兰河传》等里程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其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女性。
在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中,在刻划女性人物的深刻性和真实性上,称得上独树一帜。
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深切地关注和思考所处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探究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萧红的童年生活缺乏温暖和爱护;成年之后,把希望寄托于爱情,却又屡遭挫折,几次离异;一生追求爱和温暖,最后落得客死异乡。
所以她的作品大多关照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直面女性的困境,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1]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从社会层面观照下层女性的生存形态和生存困境,从自然层面表现女性的生育苦难,从文化层面揭示了性别关系中男性对于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践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对于女性的束缚,这一切都使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扩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
它能把他们的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的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敏锐。
”萧红也正是这样有个性的作家,她不是政治理论或文学思潮的复写者,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书写着女人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女生为主体将人生的荒凉感与女性的悲剧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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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第22卷 第2期阴山学刊YI NSHAN ACADE MIC JOURNA L Apr.2009V o1.22 N o.2身体的毁损 精神的驯服———论萧红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Ξ冯永朝(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 摘 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的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之一。
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情味,书写着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到精神存在均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歧视、侮辱和摧残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历史和命运,展示了她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活下去所遭遇的痛苦不幸,所付出的惨重的身心代价。
关键词:萧红;身体;精神;女性;悲剧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2-0018-05 法国叙事学家托多洛夫说:“组成虚构世界的事件永远不可能靠‘自身’,而总是通过某种角度,凭借某种观点呈现在我们面前。
”[1](P27)这就是说作家在叙述故事时,一定会通过角度的选择和控制来进入文本的形象世界,而选择什么样的视角,从谁的角度来观察、审视文本所讲述的一切,往往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主体意识和情感态度。
影响作家选择视角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性别意识是重要因素之一。
男女两性作家由于生活环境、生理和内心体验等诸多方面的性别差异,必然导致他们在感知世界、表现世界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以不同的性别立场、角度切入文本,展示人生。
基于女性的身份和作为女性所经历的人生磨难与心灵创伤以及由此生长起来的女性意识,萧红创作伊始便充满对妇女命运的思索和妇女生存境况的叙写,她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情味,书写着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到精神存在均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歧视、侮辱和摧残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历史和命运,展示了她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活下去所遭遇的痛苦不幸,所付出的惨重的身心代价。
萧红对女性命运的书写,首先是从身体开始的。
她通过被扭曲、虐待、毁损的女性身体,展现她们在男权压迫下真实的生存状态。
一、身体的毁损身体,即人的本体。
身体为人所有,却又外在于人,它既是感受的主体,也可以是被认知的对象(客体)。
当主体和客体同一时,身体被视为意识的载体,它就等同于主体,是灵肉合一的。
而客体一旦与主体分离,身体就只具有粗糙的肉体性、物质性。
这失去了主体性的身体,因为得不到引导和关怀,处于无法自主的物的地位,仅仅处于被“看”和“用”的地位,最终趋于“毁灭”的境地。
在历史和现实中,由于种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存在,身体常常处于分裂状态,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本位的宗法社会,它既体现为阶级的压迫,又体现着性别的压迫。
舒芜先生曾说:“大家知道,封建秩序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如果是男人,他无论如何在最底的哪一等,总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可供他压迫;如果是女人,无论她丈夫列在哪一等,她总是81Ξ收稿日期:2008-12-30作者简介:冯永朝(1963-),男,内蒙古包头人,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论文有《〈呼兰河传〉象征意蕴解读》等。
她的丈夫的奴隶,还要和她丈夫一起受他以上各等人的压迫。
”[2](P63)在这种封建秩序下,女性失去了主体性,她们的身体是无法自主的物,是被统治、压迫、剥削的他者,是属于男人的附属品,它或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泄欲的工具,或成为传宗接代的生殖机器,或成为被遗弃的物件,或成为封建愚昧的牺牲品……总之是非人的、被毁损的。
萧红从女性特有的感受和情感出发,对此进行了大胆、“越轨”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一个个在苦难中被扭曲的、被毁损的女性的身体。
(一)生育———遭受刑罚的身体生育,作为人类繁衍后代的方式,是女性自然性别的一种功能属性,是女性独有的生命现象。
它曾被男性文人当做女性最美好最崇高的创造性行为来讴歌。
然而在有着切身体验和生命之痛的萧红这里,对于身处苦境中的农妇来说,生育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喜悦的事情,而是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和精神折磨,是她们沉重人生中的痛苦与灾难,是一种身体的刑罚。
在《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萧红集中地描绘了几个农妇的生育过程。
一幕幕痛苦、凄惨的场面令人战栗:麻脸婆在生孩子时痛不欲生大声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给割开吧”;李二婶“小产了,李二婶子快死了呀”;年仅十七八岁“仍和一个小女孩一般”的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
而最为凄惨的是五姑姑的姐姐,即将生产的她,因为婆家讲迷信,怕“压财”,将土炕上的柴草抽走,只能忍受着因难产所带来的巨大的恐惧和痛苦,“和一条鱼似的”光着身子在灰尘中爬行、哀号、挣扎。
这痛苦和恐惧不单单来自肉体,更来自她的丈夫———那个频频让她怀孕,但一看到妻子生产就反感的酒疯子:日间苦痛减轻了些,使她清明了!她流着大汗坐在幔帐中,忽然那个红脸鬼,又撞进来,什么也不讲,只见他怕人的手中举起大水盆向着帐子抛来。
最后人们拖他出去。
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
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她又不能再坐住,她受着折磨,产婆给换下她着水的上衣。
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
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
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
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在这里,生命的诞生过程成了一种刑罚的过程,女人丝毫感受不到做母亲的自豪,感受不到创造生命的喜悦,有的只是一种遭受刑罚的痛苦。
女人在遭受这一肉体的刑罚时还要遭受男人的打骂和精神上的摧残、折磨,自然性别的劫难,更加上男人的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
萧红对女人生育的这些遭受刑罚似的描写,既来自于她对生活中女性的观察,更来自于她个人痛苦的记忆以及对记忆的痛苦咀嚼。
她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弃儿》中曾写到过自己在被困哈尔滨时于贫病无依的困境中临产时的情景: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成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痛得稍轻些,她趴下地来,想喝一杯水。
茶杯刚拿在手里,又痛得不能耐了,杯子摔在地板上。
杯子碎了,那个黄脸大眼睛的非的岳母跟着声响走进来,嘴里嗦着:“也太不成样子了,我们这里倒不是开的旅馆,随便谁都住在这里。
”芹听不清谁在说话,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被抽断一样。
她流着汗,也流着泪。
这样情景和内心感受与上述女人们生育过程的描写何其相似乃尔。
由此看出,萧红对女人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育场面的描绘,并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也不仅仅是同情,而是以她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基础,把对自我的悲悯怜惜推及到其他女性身上,抒发了对女性命运的真切关怀。
诚如一位论者所言:“她以自己的生产的记忆,真实地再现了女性群体的生产经验;她用自己的灵肉磨难,血淋淋地渲染了女性群体的灵肉痛苦。
”[3](P108)(二)性爱———遭受暴力的身体性爱,原本是以两性相吸,两情相悦为基础的。
恩格斯曾说:“现代的性爱的第一特征在于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在性爱活动中不是完全被动的。
”[4](P73)但是在男权社会中,由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性爱中的“爱”的成分已被抽掉,只剩下赤裸裸的“性”的成分,而这“性”又是由男性单方面施予的,女性在性活动中完全是被动的,她们无权要求或拒绝男人的性快乐,而只能充当男人泄欲的工具、施虐的对象,成为一个性别的符号,在无爱的痛苦中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这在有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伦理道德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表现的尤甚。
91萧红笔下的女性在性爱中体验不到性的快乐,有的只是男人粗暴的占有和占有后男人那“石块般”的冷漠态度。
这一点在《生死场》中福发婶和金枝两代女人的遭遇中,体现得极为典型。
福发婶年轻时曾经怀着朦胧的爱情追求,期待着异性的爱。
但她遭遇的却是被男人从河沿拖进马房里的粗暴的占有以及婚后无尽的劳作和挨打受骂的生活。
所以,当她得知成业与金枝姑娘恋爱后,看着成业那“吹口哨,响着鞭子”、“灵魂和肉体完全充实着”心满意足的样子,不免为金枝姑娘未来的命运担忧,连声“唉……唉……”的叹气。
金枝同样是怀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被成业的歌声感动着,向恋人敞开了少女的心扉,但得到的是比福发婶更为粗暴、野蛮的对待。
小说中有两处直接写到成业对金枝粗暴的占有: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
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
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
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金枝的辫子毛毛着,脸是完全充了血。
但是她患着病的现象,把她变成和纸人似的,像被风飘着似的出现房后的围墙。
……他丢下鞭子,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
金枝打着一般的说:“不行啦!娘也许知道啦,怎么媒人还不见来?”男人回答:“嗳,李大叔不是来过吗?你一点不知道!他说你娘不愿意。
明天他和我叔叔一道来。
”金枝按着肚子给他看,一面摇头:“不是呀!……不是呀!你看到这个样子啦!”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他的眼光又失常了,男人仍被本能不停的要求着。
在这里,男女之间没有任何情感交流,有的只是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和被占有,侵害和被侵害,女人的爱欲遭到了极端的忽视,她只不过是男人俘获的性奴隶。
一个“干”字,活脱脱地体现出男人的野蛮、霸道和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性关系。
更有甚者,成家后成业不顾金枝有孕在身和因过度劳累而疲惫的身体,只顾自己的欲望强行房事,导致金枝的早产,差点丢了性命。
金枝的噩运还远没有结束,她还要受到丈夫以外的男人的欺辱。
十年后,成业死于日军侵略军的战火,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奸淫,也为了生存下去,金枝到城里做了缝补婆。
但是她躲过了小日本子的凌辱,却没有逃脱同胞男性的奸污,在一次上门替男人缝补衣服时,被那个男人强暴了。
饱受摧残的金枝对男人彻底绝望了,所以当她怀着羞恨回到乡村,听到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妇女时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
”可是当她转到伤心地路上去、想起以往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时则又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金枝并非不痛恨日本鬼子,正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凌辱,她才不得不离开身患重病的母亲到城里谋生。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的主要威胁者是各类持有男权中心论的男人,一场危及民族生存的战争并不能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性别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