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综述

贸易摩擦综述资料

宋婷婷、张志强《浅析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及对策》

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

1) 中美贸易间产生摩擦和中美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有直接关系。近几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出现超高速增长，导致贸易的不平衡问题逐步显现。按照美方的统计数字，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而中国产品占美国整个外贸逆差的五分之一，分量比较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冲击了美国的一些产业，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2)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反倾销、反补贴等微观经济领域，这与中美两国进出口结构的差异有关。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原本就敌不过他国同类产品的美国某些夕阳工业，如钢铁业、纺织业等，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尽管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但美国企业却更加关注中国。

3) 政治因素。奥巴马属于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多地代表工会的利益。在金融危机大潮下失业率大增的美国，工业不得不求助于政府。2010年又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而2012年奥巴马还要争取连任，为获得一部分工人的支持，奥巴马不得不屈从于国内这些弱势行业的压力，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林学访《论贸易摩擦的成因与影响》

市场经济不完全性的作用机制, 都是在开放经济前提下才具备向贸易摩擦演变的基本条件，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外在表现为国家利益的冲突, 从而为贸易摩擦的生成准备了基本条件。消费者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选择进口产品的倾向, 是一切引致贸易摩擦的贸易行为的根源。

帅建林《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研究综述》

1、微观理论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不存在贸易摩擦，但是，如果两国市场失灵或者经济扭

曲，便会引起贸易摩擦。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 Jones）利用2×2×2 模型阐释了国际经济扭曲现象并导致贸易摩擦。David Barcon[1]也是以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均衡以及政府之间的谈判均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伯兰德和斯彭斯（J.A. Brander and B.J.Spencer）、克鲁格曼（P.Krugman）等人[2]。这一理论认为，工业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工业品的生产存在规模经济，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和补贴、信贷优惠、国内税收优惠等政策保护和扶持那些风险大、需要获取规模经济并能产生外部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以培育这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增长后劲。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中加进了制度因素。帕那格里亚（A. Panagariya）[5]、三边信夫、后藤纯一等人分别研究了国内规模静态下的静态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下的动态均衡。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规模经济、外部经济的获得需要政府扶持。政府的贸易政策可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获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利润。但是这种政策措施很容易招致外国政府相应的保护行为，引发贸易摩擦。

2、宏观理论Krugman、Branchard、Frenkel 等学者就从贸易差额和结构调整角度研究贸

易摩擦。20 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期，有关美国对外（特别是对日）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不平衡问题的讨论在美国兴起。克鲁格曼（Krugman,P.R.）的维持可能性理论

预见到，在美国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不平衡中，美元高估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需要执行美元贬值的政策，以减少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的不平衡。美国的布兰查德（Blanchard,O.J.）对经常项目收支和财政赤字关系的分析，以及弗兰克等人（Frenkel,J.A.and A.Razin）对税制改革和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也从上述类似角度来解释中美贸易摩擦，认为美国储蓄太低、而中国储蓄太高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冯国钊于1999 年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对美中贸易平衡的新估算》，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主要归结于：进出口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引起的误差、香港的转口贸易、转口加价、走私及其他使中国贸易数字复杂化的因素等。国内学者林学访（2007）以进口国市场需求为起点，从对进口国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者偏好及其对进口国利益的影响等角度对贸易摩擦进行了研究。美国学者Ralph E.Gomory,William J.Baumol 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角度，对传统的宏观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阐述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并得出结论：在国际贸易中的确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生产力的相对变化将缓解或激化这一固有的利益冲突。

3、政治经济学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范式，

在纯贸易理论与政治学框架间搭起桥梁来分析贸易政策决策的“内生”过程以及结果，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赵建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及其政治互动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往往事与愿违。所以，国际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匹配，乃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张丽娟指出，“在美国国内，几乎每一个与贸易有关的政策和立法都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利益集团对国会立法者和政府执法者产生着巨大影响，通过他们的规制俘获实现利益集团的政策目标。”

陈勇认为，从表层因素看，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是因为美国在贸易逆差中蒙受了就业机会的损失，政府面对强大的工会势力和相关产业利益集团的压力而不得不有所作为。但是从深层次因素看，中美贸易争端反应了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作为拉动经济发展“三架马车”之一的贸易，成为中美两国各自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同时，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制造贸易摩擦的一枚战略“棋子。

4、文化国外学界从国际经济学角度将文化与贸易结合起来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其

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贡献、重要作用、消极影响等贸易效应方面，如，Francoisa and V an Y persele (2002)，Kony (2002)，RauchTrindade（2005）等在对文化商品的研究中发现，在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条件下，采用“保护”政策不仅是保护国家利益，而且能够增进全球福利Guiso et al（2003）以信任作为变量，实证检验了文化偏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市民较低的信任水平将导致较少的贸易往来。Janeba（2004）引用了Akerlof and Kranton（2000）的认同函数，并将其融入到文化产品的Richardian 贸易模型，认为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涉及个人自己和其他人消费选择的一个函数，当一个人偏离了社会规范，他的个人效用就会遭受损失；而偏离社会规范的个人会遭受直接效应损失和自我同损失。Linders et al（2005）通过实证检验了1999 年92 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双边贸易的流向。他们在引力方程中使用贸易伙伴是否共享语言、宗教和殖民历史三个哑变量，讨论了文化亲近性“Cultural Familiarity”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通过使用Hofstede’s（1980）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分析了文化类似性“Cultural Similarity”的双边贸易效应，反映了贸易国之间文化价值和规范的差异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