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三国时期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

《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

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

《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

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

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

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

”（《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

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

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

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

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

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

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

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

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

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

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

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

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

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

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

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

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

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一、关于《典论•论文》作者曹丕的生平曹丕，字子桓，出于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卒于魏文帝黄初七年（226）。

沛国谯（今年徽亳县）人，曹操次子。

建安二十一年（216）操称魏王，二十五年操死，丕袭位为魏王。

后废汉献帝自立，称魏文帝，在位七年。

《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

《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

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

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

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

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

”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

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

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二、关于《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论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时代“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闇于自见”。

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有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

各有所长也就必有所短。

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

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

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

其次，曹丕认为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还有两点：一是“贵远贱近”；二是“向声背实”。

这种“尊古卑今”的思想向来有之。

如西汉时桓谭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

”（《全后汉文》卷十五引桓谭《新论•闵友篇》）曹丕继承其论点而加以发挥，这就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进而为正确掌握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三、关于《典论•论文》的文体论唐开元时五臣共注之《文选》中，吕向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

”曹丕“论文章之体”是其批评论的逻辑的展开。

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

”在他看来，“体”包蕴有“本”与“末”两层涵意。

“本”虽内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本”却必须建立在作家“体气”的基础之上。

这也就是要求建立在由于“文的自觉”所带来的创作个性的基础这上。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就是为“本”。

指人的禀赋修养之不同，形成“清”与“浊”之不同个性气质，通过语言这一象征性符号，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

“孔融体气高妙。

”这是合而言之，指孔融的创作活动非常美妙地体现了他的个性气质。

在曹丕来看，建发七子的艺术风格之差异，正是根植于他们禀气之裂变。

可见“文以气功为主”，正是一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最大参照系，来审视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理论构想。

这种基于创作个性的风格特征，与社会心理、风俗习尚、师承关系及至时代矛盾等，都有一定的关系，但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强调个人素质中的先天禀赋为其主要方面，因而不是后天“力强”所能改变。

这看似强调唯心主义天才观，实则包含着对民族文化心理传统所历史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不自觉的猜测和把握，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末”即指文章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是曹丕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

他所说的雅、理、实、丽，都是指文章体裁的具体要求，给读者所带来的艺术体认。

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高妙等，则均指体气之性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受。

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禀赋所致；和与壮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

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通过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

因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

正是这种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体气之“本同”和体裁之“末异”的彼此交融、渗透和互补，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偏至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

宏观地从整体上审视，曹丕所倡导的又正是一种高爽刚健的时代风格，并以此来作为规范、引导和评价各个作家个性风格的依据。

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

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

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

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

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

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四、《典论•论文》论文学的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

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

”（《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他认为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

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

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

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

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

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

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

”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

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