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

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史学界对他的千秋功罪，在总体上已有所定论。

但是总体上的定论，并不能代替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判断。

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否罪大恶极，无功可言？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商榷，笔者略表管见，求正于同仁。

一、历史疑点武昌起义后短短半年，袁世凯由在野官吏，一变为清廷内阁总理，又一变成为民国总统。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给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困惑，这颇似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小丑坐上皇位一样，成为历史之“谜”。

法国的“谜”马克思解开了。

人们在解袁世凯之“谜”时，认为“谜”底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简略为“窃国”二字。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太简单了把“窃国”结论与历史事实相对照，便会发现一些疑点。

第一，袁世凯如何成为清廷内阁总理的呢？1911年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起用袁世凯的论调愈加高涨。

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和那桐9月上奏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5页。

)武昌起义后，更多的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神州日报》，1911年10月14日。

)。

袁被当做清朝的救星，又致电又派人，催请他出山，清廷从10月14日到26日连发七道谕旨。

先任袁为湖广总督，再任命为钦差大臣，又任命为总理大臣。

相比之下，袁世凯却显得行动迟缓，先以“足疾未愈”辞，后提出山条件，直到10月30日才动身离开彰德。

迟缓并非仅仅为了讨价还价，更主要地是他“颇为踌躇不能自决”，有人记载袁“昼夜环室中，状类发狂，每阅一电，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忧，虽家人莫测其意”(《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35页。

)。

最后在清廷一再催请下，在朋党一再敦促下，袁才决定出山，接受任命。

袁所以愿“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的是报复三年前被黜之辱，又可在争夺权利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袁所以能得到清政府大权，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这一“奸雄”。

历史同清王朝开了一个大玩笑。

本来期望袁出山能扶倾倒的清廷大厦，岂料这个内阁总理竟成了清廷的掘墓者之一。

有的论者认为袁氏“窃国”也包括了“满清帝国”，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清廷被推翻，袁氏的“逼官”是有直接作用的。

但说此为“窃”或“篡”似乎不确切，因为内阁总理是清廷主动授予，袁氏逼官，是借助革命派的声势，并非出于袁本人的初衷。

第二，袁世凯如何成为民国总统的呢？史学界普遍认为袁氏“窃国”是窃取了革命派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篡夺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职位。

这一结论也须推敲。

追溯历史，武昌起义前后，资产阶级的两翼立宪派与革命派联合斗争，取得了十四省独立的成果。

立宪派为迅速安定，大都倾向让袁掌权。

武昌起义前，张謇曾往彰德拜访袁，表示支持袁登台，11月6日发电希望袁“采众说以定政体”(《张謇函稿》27册。

)。

梁启超也在11月6日回国，准备执行“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大方针。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53页。

)武汉首义之区是最先推戴袁氏的地区，早在10月14日袁氏尚未出山之时，就出现了“鄂人”给袁的一封信，说：“阁下诚能因时势所趋，体士民之意，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庭扫虏，为汉族争百尺之光，我等全鄂士民……为阁下作前趋。

”(《鄂人致袁书》《满清外史》，第8编。

)以后，黎元洪等一次又一次提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辛亥革命》（八），第66页、。

)。

革命派为了迅速推翻清王朝，实现共和也采取了用袁反清的策略。

黄兴认为袁氏好黠狡诈又敢作敢为，“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

)。

孙中山态度也很明确：“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全集》1卷，第569页。

)为此，他当选总统后立即宣布：“虚位以待”。

这样，推袁反清成为革命阵营基本一致的态度，于是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归来”的决议，南北议和开始时各军政府便达成了“停战推袁”的默契。

(参见当时《民立报》。

)终于，清帝退位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为第二任临时总统。

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拥袁在先，袁氏掌权在后，“拥袁反清”并非上当受骗，而是立宪派的既定方针，是革命派的斗争策略，而且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与合法程序，公开加以确认，若用“窃国篡位”来定论，似乎有些背离史实。

第三，多数论者认为袁世凯“窃国”与“篡位”所以得逞，是由于他处处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意图行事。

是他与外来势力勾结的结果。

这种说法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查考史实，在这段时间，袁世凯对列强的态度是依靠中有自主，矛盾中有斗争。

他同列强斗争的第一回合是克服帝国主义反袁派对他出山的阻挠。

清廷起用袁，虽然获得了列强舆论的支持，但也遭到了日俄政府中某些人的反对，他们企图维持清廷现状，保持既得利益、他们策划了一系列反袁登台的阴谋，袁则针锋相对，先挫败日本策划的截车炸车、袭击官邸的暗杀计划，后逼迫亲日的摄政王“归藩”，袁气愤地指责策划暗杀的川岛“是危险的家伙，炸弹式的人物”(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77年版，第538页。

)，声明：“中国人与日本人，感情并不十分融洽”(《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247号第58页。

)。

斗争的第二回合是违背列强“君主派”的意愿“赞成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不忍割舍清政府这一工具，尤其列强中一小撮亲满分子惧怕中国共和的火星点燃本国反君主的烈火，他们一致希望挽救清廷，宣称：清王朝继续存在“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H·克罗莱《同戴德传》纽约1924年版，第418页。

)。

直到12月16日英国还希望“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686号第419页。

)。

企图保留君主制，后来改变态度是由于革命派的揭露，以及袁世凯本人的不合作态度。

直到12月20日日本政府仍然坚持：“当前中国最迫急之问题，在于建立能维持国家统一与安宁秩序之君主制。

”(《日本外交文书——关于辛亥革命选译》。

)然而，袁世凯并未顺从。

在此期间，袁世凯没有向列强出卖主权，相反，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维护主权的事。

他希望阻止日本吞并满蒙。

他派桂芳赶蒙古查办独立之事(毕桂芳《外蒙交涉始末》。

)；他派兵镇压俄国策划的呼伦贝尔叛乱(《辛亥革命》（七），第307页。

)；查获日本提供给喀喇沁王供叛乱用的军火(《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247号第58页。

)；拒绝俄国霸占外蒙的要求……无庸讳言，袁氏出山曾得力于英美亲袁派提出的“非袁莫属”舆论，袁氏当选总统也曾得力于他们对革命阵营施加的压力，袁也确实与朱尔典交往甚密，并且获得列强的经济援助，但当时袁世凯并没有以出卖国家主权来获取列强的支持。

因此，北京政府建立一年多，才逐步获得几个列强的承认。

袁希望借助英美力量以自重，英美同样看中了袁手中的力量，看中了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希望以他为工具“求稳定于一时”(《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686号第419页。

)。

在国际关系中互相利用，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

我们不可轻易扣上“勾结”和“出卖主权”的帽子。

二、历史抉择关于袁世凯所以能从清廷的内阁总理摇身一变为共和政体的总统，史学界在解此疑问时，不外两种说法：一是革命派的妥协让步说；二是阶级力量对比说；其中尤以第二种说法颇具说服力，它运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奠定了解“谜”的基础之一。

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营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明显的。

尤其是军力对比敌强我弱比较明显。

当时革命军的主力是反正新军，即使宣布独立的各省新军全部反正，其兵力共计六镇十二协三标，约88539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1页。

)。

辅助部队是会党武装及新募之兵，没有准确数字。

清军兵力包括新军八镇八协一标，约为129123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2页。

)，为革命新军的144％：旧巡防营276981人(1911年《中华年鉴》。

)新募巡防营70000人(《清朝续文献通考·兵》22卷，第9702页。

)；八旗兵22．5万人；绿营兵13．5万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5页。

)；总计约80万人，为革命军数倍以上。

双方装备差异较大，革命新军一般装备88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较少，火炮较为落后。

会党武装装备更差。

清军北洋六镇，由中央拨款训练，装备水平一直处于全国之最，不仅广泛地装备了德国98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

火炮也较为先进。

武汉保卫战，革命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便是清军拥有机枪与子母弹。

(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140—145页。

)双方组织状况也不一样，革命在武昌一方起事，八方呼应，军队畸形发展。

将帅临时选派，鱼龙混杂，不仅有滥竽充数，而且混入了异己分子。

士兵多属新招，缺乏严格训练，武昌老兵仅存数千，以至能托枪预备放者，全数提为班长，新兵虽多有“牺牲精神”，但夜间“即潜回其家”，战场上“群往争食”(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165页。

)等现象屡禁不止。

兵将互不认识，指挥难以灵便。

武汉前线，援鄂湘军擅自撤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后退）皆不听命”(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166页。

)；成炳荣、杨选青结婚醉酒，误下军令，这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北洋六镇统帅段祺瑞、冯国璋等亲赴前线，军官多系武备学堂毕业生，士兵多数受过严格训练。

经济上，双方“均绌于款”，但是细心比较，清廷仍优于革命政府。

当时清政府有一定的库存，革命前连续借款的3100万两外债，可以挪用，且仍保有部分经济来源，包括“毫无限制地继续流入帝国金库”的关锐，由北方盐厅控制的盐税，以及北方各省的协款；列强也主张“借款维持这个政府”，提供了730万两贷款。

(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

第292页。

)袁世凯自称：“若悉币赋，力与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57年版，第273页。

)，并非虚言。

革命政府新建，一无库存；二无可靠的经济来源，关税被扣，盐税被截(《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2号《辛亥革命资料》第92页。

)；三无各省协款。

于是“胜负之机，操之借款”(转引于章开源等《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27页。

)。

但多数列强存心封锁，临时政府只得以十分苛刻的条件向日本借款。

查南京临时政府外债竟达1079万元，占总收入的53．84％(转引于章开源等《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28页。

)，如此赤字，反映了革命政权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了。

按理说，革命阵营在政治上应该具有优势，但由于本身的分裂和涣散，政治优势几乎抵消殆尽。

资产阶级与群众日益疏远，新政权建立以后，几乎所有省的群众斗争都遭到压制，革命阵营失去了坚强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