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11页文档资料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清朝“华夷”体制的冲击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清朝“华夷”体制的冲击2022-10-01 发表于山东一、“华夷”“夷夏”之外交思想以及英国的进入“华夷之辩”“夷夏之防”这种对外关系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思想。
在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中，缺少西方世界所定义的“平等国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上尊下卑的礼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虽有群雄并立的格局，但一般皆自称正统，即要有一个统领“天下”的核心政权。
而其他政权被视为“属国”或“藩属”，强调“汉贼不两立”[1]（74），由此传统演化到清朝的对外体制，坚决遵守“夷夏之大防”的“天朝上国”思想。
按照清朝的规定，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只许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交易，而不准另觅贸易伙伴，也不得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一切经由行商转禀。
这种规定的目的，一是隔绝外国人与一般中国人的联系，以防“里通外国”；二是保持“天朝”的颜面，清朝官员可免于“低下”地与“蛮夷”接触[2]（104）。
清政府认为其周围国家与自己的关系都是朝贡关系，根本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
而18—19世纪，西方国家开始发生大变革，经济迅猛发展，英国尤其占居首位。
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关系十分频繁，国家之间的交往自然频繁起来，不止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共同认同的制度，国家政府之间的交往也更加体系化。
在与中国贸易中，英国虽然领先于其他国家，且获利丰厚，但它在贸易活动中处处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事项都是经过“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的称呼）与广州的行商进行贸易协商，清政府官员从不直接与其交涉。
另外在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之前，英人常常因为财产关系与华商纠缠不清。
而最让英国人不满意的一点是，清政府长久受到“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高傲自大，视除自己以外的国家与人为“夷类”，使英人认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礼遇，英国政府希望得到平等待遇。
清政府为何具有如此“自信”的“华夷”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感和外传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
简论雍正皇帝的华夷思想
简论雍正皇帝的华夷思想简论雍正皇帝的华夷思想[摘要]随着华夏族的形成，“夷〞族也随之而形成，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不断变化开展，华夷思想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
华夷思想在先秦时便已形成，自秦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以来，汉族统治者便一直坚持华夷之别。
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贵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华夷之辨〞的思想一直困扰着清初统治者。
世宗雍正皇帝是清入关后的第四位帝王，针对当时的曾静逆案，与其展开一场关于华夷之辨的辩论，重新定义了华夷的含义，并且促进清朝大一统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的开展。
[关键词]雍正皇帝；华夷思想；华夷之辨一、雍正皇帝华夷思想的提出华夷思想的根源先秦时期便有“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华夷思想，将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称之为华，而将其他少数民族称之为夷。
但最初儒家的华夷思想主要是依据物质文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开展水平的不同而划分的华夷，并没有歧视夷族的意思。
但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不断变化开展，华夷观逐渐被汉族统治者演变为华夷之别。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便开始修建长城，防止匈奴进入中原，严明了“内〞“外〞的界限，随着时代的变化，华夷思想也在不同的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李大龙在?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一文中提到“所谓“华夷之辨〞的观念主要是试图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将“五方之民〞限定在各自生活的区域内，以保证“礼〞在华夏族区域内的正常运行不会因为其他民族的内徙而遭到干扰或破坏。
〞【1】尤其是中原汉族王朝统治力衰弱时，边疆少数民族便会不受中原王朝的束缚，甚至威胁到中原政权，这时统治者便会大肆标榜华夷之别，以此来证明自己正统的合法地位，代“天〞而治。
尤其是自辽金崛起后，由于汉族的控制力逐渐下将，所以更加提倡华夷之别。
清入关之初，统治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华夷之辨思想，所以清初统治者大力证明清入关是顺承天命，大肆宣讲清政权的合法地位。
清政权面临的华夷困扰至清朝雍正帝时期，清政权已经根本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加强思想控制，得到百姓以及各民族的思想认同便被提上了日程。
传统华夷观对中国近代化的消极影响
传统华夷观对xx近代化的消极影响产生原因：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
在东亚文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文明的中心位置，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呈放射状影响着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华夏族普遍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的民族，所以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不绝如缕。
由此可见，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主要原则：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
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
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第三、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
“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外夷无中国则难以活命。
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
畸变与影响：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因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以华夷观念及其具体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各族各国的关系，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但地理大发现后，华夷观念非但没有相应转变，而且还发生了畸变，变成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
具体表现是：明清两朝的朝野人士都认为，这些初次踏上天朝土地的“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与以往的蛮夷没有什么区别，并把传统的对付草原民族的观念和原则完全用于新的“海上来客”身上。
华夷观念产生时，因为华夏文化在东方乃至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还不大。
但在华夷观念畸变之时，正是世界发生巨变，且东西文化相激相荡之际，所以它对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则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清代外交史料
清代外交史料清代外交史料是研究中国清代外交关系的重要资料，为了全面了解清朝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研究者们广泛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以揭示清朝外交史的真实面貌。
本文将就这一话题展开论述，通过展示清代外交史料的特点和价值，为读者提供对清朝外交史的更深入的了解。
清代外交史料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官方文书是清代外交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的外交活动主要由官府主导，因此大量的外交文书被保留下来，成为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源。
这些官方文书包括聘书、回信、条约等，记录了清朝与外国政权的来往。
这些文书通常以正式的文字和格式书写，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对于研究清朝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其次，私人信件也是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依据。
除了官方文书，私人信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在清朝，许多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华居住并与中国人有密切的交往。
他们的信件中记录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和外交的信息。
这些私人信件虽然非正式，但内容真实可信，为我们理解清代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口述资料是清代外交史料的另一重要来源。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外交活动被传诵于民间，并在口头传承中保留下来。
这些口述资料可以提供一些正式文件所没有的细节和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对清代外交史事件的理解和解读。
清代外交史料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清代外交史料是研究清朝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通过研究清代外交史料，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实施情况，揭示清朝外交政策的特点和变化。
同时，清代外交史料还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清朝外交政策的成败得失，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提供宝贵的参考。
其次，清代外交史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清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情况。
清朝统治时期，中国与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有着广泛的外交往来。
通过研究清代外交史料，我们可以了解清朝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等方面的情况，拓宽我们对清代中国与外界关系的认识。
论清初的华夷之辨与王朝认同
— 143 —论清初的华夷之辨与王朝认同[摘 要] 华夷观为清初令出之基础，是清初帝王不遗余力的王朝治理技术。
清初帝王之华夷观呈现为基于大一统、本民族（满族）主体性的华夷一家和自列正统，其融合满汉政治与文化演进的脉络十分清晰；清初仕清群体的华夷观呈现为不言华夷而宣扬仁政，由此论证王朝治道的正确性和入主中原的合法性；清初遗民华夷观呈现出由“辨华夷”到“不辨华夷”的演进及保守与开放的相异性。
“大一统”“华夷一家”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向心力与大势，中华民族能不断走向融合与统一，正是这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华夷之辨；清初社会；王朝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 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182（2021）02 – 143 – 06 华夷之辨即辨别华夏与夷狄，为传统中国的民族关系理论之一。
华夷观形成于春秋，后世每临夷狄交侵，华夷之辨常常被加以强调。
明清易代，满族入主中原，华夷之辨对清初不同阶层、人群的心理与行为均产生深刻影响。
华夷观成为清初令出之基础，如“剃发易服”“文字狱”“博学鸿词”“修明史”“纂图书”“移风俗”“兴文教”等，可视为清廷于华夷观之下执政的若干步骤。
高压与怀柔或两相交融，或“辨”或“融”的华夷之策，是清初帝王不遗余力的王朝治理技术。
如何认知清初不同群体之华夷观，对其做“辨”或“融”的论断，均会失之偏颇。
本文从帝王、仕清者、遗民三类群体出发，对清初社会的华夷观及其流衍加以梳理，揭析清初华夷之辨的内涵与走向，希冀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一、清初帝王之华夷观本文所谓“清初”，特指顺康两朝。
鉴于思想形成流衍的纵向性，故对顺康前后之华夷观亦稍加综括，以见清初华夷观之大旨。
清初“辨华夷”必言“大一统”。
清入关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基本理路是奉明朝为“中国”，自视可与“中国”共同构成“天下”，而一旦天命归之，则“我”可为天下之主。
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缘由及影响
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缘由及影响内容提要：“华夷之辨”问题经过宋代的热议和激辩，至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的元代则迎来新一轮的争锋与辩论。
相较于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金代和清代，“华夷之辨”在元代呈现出三大特质，如南北不同、政冷民热和文化为据。
而这主要是由元代多元的文化政策、南北学术的不同取向以及差异化的种族制度造就的。
它一方面造成元代恪守“华夷大防”与突破“华夷大防”的明显对峙，尤其是从“文化”角度论述“华夷之辨”，形塑明清两代的“华夷”观；另一方面也导致元代社会从统治者到士人的分裂、矛盾和纠结，成为加速元代政权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04期“华夷之辨”是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上的重要范畴，它涉及如何辨别和处理“华夏”与“夷狄”的差异及其关系，进而延展至民族关系的处理以及政治秩序的安排。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每逢汉族政权遭遇少数民族入侵之时，“华夷之辨”的观念都会成为捍卫华夏正统、保护汉家文化的思想武器。
而蒙元作为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朝代，其“华夷之辨”呈现出异于其他朝代的特质，尤其是相比较于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金代和清代。
然以往的学术史研究对元代的“华夷之辨”或略而不论，或粗略概述，或以偏概全，无法系统而全面、深刻而丰富地展现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
因此，以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式，从对比分析的视角出发，探究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元代的文化政策、民族关系以及治国方略，从而为我们当下处理民族、政治关系提供借鉴，亦是我们把握和丰富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进路。
一、南北不同元朝于1234年灭金，1276年灭南宋，终实现南北统一。
但疆域的统一并没有带来南北观念、学术的统一。
缘由即在于：一是金与南宋学术差异明显，“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①，也就是说，金代崇尚苏轼词赋之学，南宋推崇程朱理学；二是元代实行种族差异对待的四等人制度，为种族融合和观念统一设置阻碍；三是思想、观念具有强大惯性，它并不与时代同步，再加上元代国祚不长，缺乏足够的时间来彻底完成南北思想的同化。
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
江户时期日本学者诠释下的“华夷”观念“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而衍生出的思想。
日本近世文人在“夷夏之争”的理论思辨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力图在中华思想的框架内，摒弃对于日本文化的自卑心理，树立日本也可为“中华”的独立意识。
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无疑对日本国家主体意识的树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标签：华尊夷卑；自国意识；日本主义；东夷一、“华尊夷卑”的思想心态“华夷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不同，使汉民族在与周边族群交往过程中产生一种优越感，并从而萌发出“华夷”分野的观念。
“夏”“夷”最早是用来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本都不含蔑视之意，之后成为看低对方之语也是随着国家、地区间交往的加深而日久积淀的结果而已。
《春秋》中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可算作是中国史籍对华夷观念的最初强调，并连同“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的观念一并显示出华夷之间存在的界限不但是地理上，更是文化上的。
这种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夷夏世界观也成为了处理中原与周边民族关系时的一种民族不平等的思想。
其核心内容是以“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作为判断依据来将世界序列化，视己为中心，而其他为未开化之蛮夷。
中国意为“中心之国”，使用时意同“强大的我国”或“最文明的我国”；而古代越南、日本因为系统接受了中国儒学思想，又觉得自己相对独立，进而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国家”和“最文明的国家”，同时也为“得沐教化”（学习到中华文明）而自豪，所以仿照中国本土也自称为“中国”。
这种世界观即便只是一种以自我中心的意识，但却长时间地影响了东亚各个区域，并且将一种“心理的压迫”植入东亚人的心中。
二、江户时期儒者们的课题日本作为中华文化的接受国大量汲取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力量，但这种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肯定也与源生于日本的先天性的情感因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感。
所以，当作为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或形成世界观基础的“华夷”思想引入日本时，就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的中外史料
【收稿日期】2010－08－06[摘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研究我国明清时期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史，仅凭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深入地发掘中外原始新资料。
其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王朝官修典籍、档案；二是私著文集、笔记；三系金石碑刻、考察报告。
只有中外文史料相互印证，论著的结论方可允当。
[关键词]中外文献，中文资料，朝鲜文，日本汉字资料，俄罗斯档案[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8－0010－04总第607期Sum No．6072010年第18期No .18,2010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 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的中外史料徐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00871）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
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
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
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
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
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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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以民间商船为主体的长崎贸易却十分繁荣。
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海外信息资料汇编《华夷变态》，因收录大量当事人口述的“风说书”，在清史、清初中日关系史乃至日本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中国的口述史料在日本汇编成册，以书籍的形式流布于世，而且保存大量中国已经失传的珍贵文献，可以视作中日“书籍之路”的特殊形态。
一、《华夷变态》概述《华夷变态》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集――“风说书”的汇编。
所谓“风说书”，日语“风说”即传闻、传说、谣传之意，是唐通事对到日(尤其是到长崎)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有时简称为“江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一带消息的报告。
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曾对五卷本《华夷变态》作如下评述：“是书为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时期，吾国闽粤福漳等地商船及南洋群岛吕宋、咬吧、和兰各国船只，来往长崎，其通事即调查其情况，征收税额，防止金银流出，加以限制；并将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据以汇报政府。
”《华夷变态》所收录的“风说书”主要是以清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为对象采制的，因清代赴日的中国商船在当时的日本被称为“唐船”，所以对中国商船采录成的“风说书”一般称作“唐船风说书”；又因其询问对象为“唐人”，也叫“唐人风说书”。
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对此有云：“所谓‘唐人风说书’，是指唐通事经询问入港唐船船头后写成的报告书。
其内容包括中国国内形势、他国形势、航海情形、船头与其役人情况、乘员情况等。
报告书写成后，必须提交给长崎奉行，再由长崎奉行向江户报告。
”作为在清、日闭关锁国时代的民间贸易流程中产生的特殊文献，“风说书”在当时属于机密文件。
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江户幕府儒官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凤冈(1644～1732)利用职务便利，将所经眼的“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中。
从《华夷变态》的序言可以明确看出汇编者的初衷：“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往来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
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
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
”结集汇编成的《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在当时也属于“罕传之秘籍”，虽“间亦有传抄本流传于外，但民间人士实难寓目。
这两种资料集后经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博士的整理，1958年由日本东洋文库排版印行，1981年由东方书店再版，存世的“风说书”基本囊括其中。
可以说日本东洋文库排印的三巨册《华夷变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权威的“风说书”刊行本，也使学界赖以得窥“风说书”的全貌。
“华夷变态”意为“华变于夷之态也”。
之所以将这部“风说书”集命名为《华夷变态》，是因为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华夷”之别的思想影响，对于明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尚未动摇，朝野上下普遍视满族为外夷，心理上对满人入主中原成为华夏共主难以认同，更何况清朝试图同日本建立的中日关系，与日本自身所梦想实现的帝国梦是相违背的，因此，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看来是“华变于夷”。
所以，当《华夷变态》的编纂者林恕听到“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时，就流露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的心情。
正是基于这种视明为华、视清为夷的心理，编纂者才把以反映中国明亡清兴之世态变迁之时之事为主要内容的“风说书”的汇集命名为《华夷变态》。
二、《华夷变态》的研究现状《华夷变态》因其所收录风说书的史料价值而颇受中日学界的重视，但由于风说书在当时是机密文件，除了在现场听取记录的通事及长崎奉行(幕府指派的地方长官)之外，能了解其内容的仅是幕府将军及其周围的几位高级幕僚。
因此，“风说书”的研究最初是在幕府将军及其幕僚之间进行的，目的只是从施政者的角度期望从中获得制定政策的某些参考。
林恕、林凤冈父子将“风说书”辑录成《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是“风说书”整理阶段的重要成果，也是其后风说书研究及利用其史料开展相关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
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至今仍是有关《华夷变态》及风说书的最重要、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也是有关“风说书”及《华夷变态》文献学研究的唯一成果，大约与其同时及其后从事长崎贸易和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无不受惠于此。
对于作为唐船贸易航路终端的日本来说，中国贸易船只的到来，乃是对外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加之日本有着收集海外情报的完善机制，因此在当时的公私文书及各种历史文献中对中国到日的贸易船只及相关情况都有大量的记录与描述，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献与实物资料，“风说书”的保存也较为完备，使日本对于清初的中国始终保持着及时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日本学者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加之占有天时地利，可以及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成果较多且问世较早。
如大庭修、岩生成一、中村质、松浦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属于成功的范例。
此后数十年，国内在《华夷变态》和“唐船风说书”的研究与利用方面不见有任何进展，但这并不表明国内学者对这部分史料和这段历史事实漠不关心。
继谢国桢对《华夷变态》的介绍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一良也曾指出《华夷变态》的重要价值并期望史学界能将其译介到中国来，表明国内学者对此是非常关注的。
只是因为《华夷变态》的各种底本――“风说书”均秘藏于日本各有关机构，难以寓目，再加上“此书所收报告为当时流行文体‘候文’，比较难懂”，致使我国学者虽知其于中日关系史研究之重要，但却无条件对其进行研究。
近来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一些学人开始零星地利用“唐船风说书”进行相关论题的研究。
如华立1997年发表的《“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可能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以“唐船风说书”为主题的报告。
该文虽然旨在介绍日本学者松浦章披露的三条有关乾隆南巡的史料，也表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唐船风说书”的史料并且有意识地利用相关史料开展研究。
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于桂芬专著《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专节讨论“风说书”制度。
2003年，南炳文发表《“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租尚说》一文，针对某学者对《华夷变态》所录《朱成功献日本书》的误解进行辩证。
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一文，对唐通事的起始和世袭、规模和职责等等问题作了探讨。
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华夷变态》的利用至今仍是零碎的，与“风说书”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及其展示的研究可能性是极不相称的。
或许是由于中国本：身历史的厚重、文献的丰富，长久以来我们疏于对国外史料的系统研究。
从清代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来看，依据中国史料的研究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
但是，“唐船贸易”作为维系清初中日关系的极其重要的纽带，对在其航路的终端――日本形成的大量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三、《华夷变态》在清史领域的价值历史科学的研究有赖于史料的保存、整理、公开和科学地使用，史料的性质及其价值直接影响着相关历史研究的结论。
《华夷变态》因其所录“风说书”是日本在锁国时代对到日商船进行随时采录的口述资料，内容广泛而且多是船员的亲历亲见，具有较高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在清史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如日本学者浦廉一为排印本《华夷变态》所作的长篇解题《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中说：“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风说书’来看，其大部分也绝非街谈巷议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时一并提呈诏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绝不可轻视其史料价值。
而且即便是街谈巷议之类，也具有其相应的史料价值。
”国内学者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注意到“唐船风说书”包含的清代史料：“是项资料主要为唐船风说书，并杂以和兰陀(‘荷兰’的日语译音――引者注)‘风说书’，其中所记者多为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
”并举例指出其史料价值：“清乾隆间严文网之禁，藏吴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俨然具在，不可不谓珍本；且其他海外诸风说，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资料也。
”赴日商船总能带去最新的海外消息，尤其是中国政局和社会文化动态，成为日本政要关注的对象。
因此，《华夷变态》及其收录的“风说书”对于清史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参考意义。
兹举例如下。
1、清初中国航海史。
对“风说书”所记赴日商船的出发港、航行路线、船头(船长)的赴日经历、船只航海次数、到达日本所需的时间、航行周期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清晰的数据，为清初的中国航海史和交通史研究开辟重要的史料来源。
我们还可以通过“风说书”所记内容考察赴日船工的来源，对其赴日之动机和心理进行分析，揭示对日贸易对当时中国沿海地区民众生活的影响，研究对日贸易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从“风说书”所记述遭遇风浪的赴日商船数量和时间，也可以了解当时所经过海域的气候条件和海上风暴、潮流情况，以及海难应对机制等。
2、清初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史。
“风说书”的内容广泛，史料价值丰富，仅“风说书”的标题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
“风说书”的标题多以“(进港顺序)+(出发港名)+船人口述”的形式出现，即“风说书”是以赴日船只的进港时间为序、以船只的出发港为名编号的。
考察“风说书”的标题，不仅可以了解该年度正式到达长崎港并接受登记检查的船只数量，也可以考察所有船只的出发港，并据以了解中国内地沿海各省以及东南亚地区海外贸易状况。
笔者根据《华夷变态》存录“风说书”提供的进港顺序号，对1674年至1728年驶入长崎的“唐船”数量进行了统计，有不少于3059艘商船到达日本，其中有820艘船没有留下“风说书”，或者《华夷变态》失载。
考察赴日商船的成分和归属，通过统计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到日商船的数量变化，可以了解东南沿海地区政治势力的更迭及其给赴日商船带来的影响。
我们如果能确定某条船在不同年份以不同出发地名称出现，就能知道东南沿海地区商船的活动地域，以及主要货物集散地的情况。
四、《华夷变态》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价值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虽无正式邦交，中日交流却从未间断，而且掀起日本历史上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高潮，而促成这种局面的正是中国沿海地区赴日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船。
赴日商船不仅将中国的生丝、白糖、中药材等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带到日本，缓解了日本在锁国时代国内物资短缺的严重压力，也使贸易活动成为当时中日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赴日商船还将大量的中国典籍乃至僧侣、医师、学者、画家等文化人带到了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这种主要由中国民间贸易船只完成的交流活动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在东亚辐射影响的最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