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文化的认识

对日本文化的认识
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

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

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

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

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

中国佛教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

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

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

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

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

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

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

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日本文化特点：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

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

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

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

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

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

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

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

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
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

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中日文化交流范围广泛。

中日文化交流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

性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两个最基本的起源之一，当然也在交流之列，不过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文化被掩盖、被尘封了，现在则要把它重新揭开。

中日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为做豆腐时加卤水。

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
1．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和大和时代前期。

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

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

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在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徐福。

《史记》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山东一位方士徐福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岛上有神仙和仙草。

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

但以后徐福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

以后，中国的历代文人都把徐福奉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

日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传说，不少地方都有关于徐福的遗迹和故事。

例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舰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

在和歌山县新宫市有徐墓。

据说徐福曾经在佐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居民建金立神社奉祀徐福。

佐贺县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一次是1980年。

当地还流传着徐福遥望西方怀念家乡的
故事，甚至还有徐福和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的爱情经历，这就很带有浪漫色彩了。

2．公元6世纪至9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

这个时期的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3．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即中国五代和宋、元时期，日本是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前期。

这个时期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经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4．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即中国明清时期，日本是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与江户时代。

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

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而且逐渐从佛教这一重点转移到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来。

这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反映出日、中两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在从中国唐代开始的一千多年中，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吸取中国文化为主。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更多的知识分子要了解日本，借鉴日本的成就，吸取日本的文化，向日本学习。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见识较广，眼界开阔，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

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

同时又坚决反对一些人种种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为此据理力争。

他在驻日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创作《日本杂事诗》和编写《日本国志》。

他到日本后仔细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风民俗，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二百首“杂事诗”，汇集成册，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印。

这本《日本杂事诗》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