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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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革命关系综述

共产国际与革命关系综述

近三十年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0 郝陈雪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更好地总结党的经验;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开始,但主要是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末,比较深入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并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高潮,后由于资料受限而转入沉寂;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公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系统性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着作及文章大量涌现;一、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由于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无产阶级,所以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相关人物研究,主要是涉及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对中国国民党方面的人物研究很少,接下来主要谈谈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一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盘点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考察共产国际有关史料,可以说其指导中国革命是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李德等代表来华,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以学者们首先研究的便是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而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为国外学者;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诺思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丹尼斯·雅各布斯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赫尔穆特-格鲁柏的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西班牙共产党员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等着作的相继发表,但这些着作大都是从对苏俄、共产国际持批判角度出发的;80年代后,中国又相继翻译和出版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的回忆录或在华笔记等,如崔可夫的在华使者——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卡尔图诺娃的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一书中,客观全面地介绍了加伦作为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在华期间的各项活动;近来也有许多文章是论述这方面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米特凯维奇、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许多期刊、学位、会议文章的出现;相较之前,之后的着作及文章更加客观地评价了相关人物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相关人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接触最多的也是中共,所以对中共方面的影响最大,而对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与共产国际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早在1998年出版的巧解矛盾——周恩来与共产国际重庆出版社一书中,姜爱凤就论述了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有关交往活动;张秋实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与丁言模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二者的着作都是论述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不仅因为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着名领导人,更是因为共产国际影响了瞿秋白的人生起伏,与其关系的密切,两位作者在书中也都论述了这一点;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过程;姚金果、陈胜华的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此书则收集了1927-1934年间,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驻华代表,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会决议、指示、报告、书信、文章等与朱毛红军有关的内容;而徐玉凤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一书,则主要论述了共产党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的演变过程,从一个缩影的额角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1925-1943年左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同时也表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有力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章也很多,大都是论述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如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从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交往或是共产国际对其影响上,进而反映出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二、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随着专家学者们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资料等也在不断丰富;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解读相关历史人物,而是通过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系统地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史,并取得了显着成果;联邦德国华裔学者郭恒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三联书店,1985一书,是80年代以后最早引入中国的一部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的重要着作;书中详细描述了国共统一战线从形成到破裂的历史过程,用大量材料阐明了共产国际在1924-1927年间指导中国革命的情况;在这之后,国内学者又着述了很多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如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许俊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北京出版社,1986、陈再凡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988年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着作,先后出版的就有5部——张庆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武霞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朱铃和张先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90年代后,着作渐少,但偶有出现;如翟作君、吴小松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超钢、李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杜文焕、刘德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曲厚芳、路建洪、刘德军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等;21世纪以前的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着作大抵便是如此,21世纪后研究仍在继续,但是着作却不如从前那般丰富,文章却很丰富;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得以公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问世的;正是由于90年代后期苏联大批原始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中国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因而也掀起了对共产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次高峰;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着作有:姚金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和马红霞、马熙敏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等;在这些着作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提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时刻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本质;同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交往情况的描述也更加具体和深入;在何云庵的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一书中,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角度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到中国寻求政治盟友直到最终促成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书中详细描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华选择盟友的目的、标准和历史过程,其中对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早期接触、结盟的过程以及国共合作的实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填补了这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交往的历史空白;在青年研究者张玲的着作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中,开篇用详尽的篇幅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内在关联,用一定的笔墨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决裂前的交往情况以及最终决裂的原因;李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也是较为全面地论述二者关系的一篇着作,是了解这方面历史的重要参考;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文章也很丰硕,近几年来成果也较多;大部分文章都是客观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对其中存在的指导错误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述;其中较有名的当属杨俊、程恩富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文,文章中系统分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因、理论与政策依据、其错误指导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曹木清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主要描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和错误,使人看来一目了然,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而王占仁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析一文中则是直截了当地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主要援助,以及对中共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这一类的文章还有很多,我就不做一一介绍了;中共党史一直是中国史的研究热点,而其中共产国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又决定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着作和文章出现;三、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资料匮乏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等原因,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专题性的研究着作和学术文章较少;近年来,伴随着国民党问题的研究热潮,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也涌现了一批着作和文章;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研究也愈加深入;200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就收录了很多篇专门以共产国际同国民党交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在中国大陆方面,涉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代表性着作有: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论述了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的基本情况,国民党内部对“容共”与“分共”的分歧,以及蒋介石从“师俄”到“弃俄”的过程;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一书,书中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入手,论述了中国国民党引用俄共体制进行改组,发展基层组织再到容共、清党的过程;这些着作都以研究中国国民党党史为主,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交往细节以及中国国民党后来缘何与苏俄、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则并不是书中的研究重点;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广州国民政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本书拟以广州国民政府的隆重成立、胜利发展和被武汉国民政府所取代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共产国际对广州国民政府指导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旨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从而使我们更加明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才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是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着作;书中利用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以国家利益为主线来分析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证明了共产国际为苏俄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同时也披露了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从联合到抗争的各方面;全书风格以披露历史事实为主,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则穿插在每一个问题之中,但是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具体原因则相对缺乏系统性的论述;关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文章近年来也相继出现,如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比较研究、1921-1927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判定述论、鲍罗廷与中国国民党关系之研究、马林与国民党关系研究等相关的期刊文章或学位论文的出现;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台湾问题,这也是对国民党研究热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只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功过是非,只是从中国方面入手,而是扩大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开始从国际层面着手;通过对有关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经历了从只在相关人物的研究性着作或史料中有记载到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中对相关问题的阐述,再到进行系统性、专题性研究的过程;不过,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化的地方,如苏俄、共产国际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国民党作为盟友;具体在哪些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对国民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国民党做出了什么牺牲等;综上所述,由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研究才成为一个热点领域,所以本文从上个世纪80年后的研究成果开始作大致概述,其中主要包括专着、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等;由于受到历史资料、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专家学者们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有关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涌现的大量相关着作、文章等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共产国际早期来华首先接触的却是军阀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等人,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了解却很少;近年来,伴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对国民党研究热潮的兴起,对于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但是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有所欠缺,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同样地,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也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以一个创新的态度研究出更多更优秀的成果;参考文献:1.罗重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曹木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63.李冬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5-05-014.杨俊、程恩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1495.曹木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J.湘潭大学学报.2009-1166.王占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057.何云庵.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吕静.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研究综述J.西伯利亚研究.20132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M人民出版社.2012。

二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已刊档案文献综述

二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已刊档案文献综述

二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已刊档案文献综述陈晖【摘要】已刊档案文献是研究二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所必不可少的史料.20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编辑了许多涉及战时外交各方面的文献资料集.出版这些文件集,一是宣传苏联外交政策的正确性,二是对西方刊布类似史料的回应.从80年代末起,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促使长期封存的外交档案被陆续解密,其中包括关于二战前夕和战争时期的苏联外交文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延续了这一做法,继续公开此类外交文献,披露一些苏联外交政策错误或失误.普京当政后,战时苏联外交档案的刊布,更多在于突出苏联大国地位的确立和正面的国际形象.文章系统梳理了苏联和俄罗斯刊布的二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已刊档案的脉络,分析刊布的动机、新近解密内容、与西方观点的差异,弥补了二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档案的缺失;西方编辑出版战时外交文件集,尽管也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但仍有积极意义,因为这不仅倒逼苏联公开自己的材料,而且有利于相关史料的考证.【期刊名称】《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33)005【总页数】6页(P38-43)【关键词】已刊档案文献;苏联对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作者】陈晖【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15二战时期,苏联与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盟国一道,为打败法西斯轴心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盟友的团结协作、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等方面,苏联外交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

战时苏联对外政策的历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就这一课题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史料无疑是档案文献。

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与未刊档案史料相比,使用已刊档案史料,更为方便和节省。

值得注意的是,已刊档案文献通常是由官方机构编纂的,很大程度上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即便是由民间机构和人士编辑的档案文件集,其学术质量也会受到编者学识和动机的影响。

另外,档案史料还存在着所述史实准确可靠程度的问题。

苏联档案解密希特勒遗骸下落

苏联档案解密希特勒遗骸下落
14 ,苏联红军攻入 柏林后 ,希特勒于 4 95年 月 3 0日在他的地 下室将与他结婚只有几小时的爱娃 杀
以西的拉特 诺 ,希特勒的尸体也被运葬在那里 ,并
用新种 的松树掩护墓地。 14 96年 1 1 月 3日,希特勒 的尸体又被挖出来 ,
移 葬到拉特 诺南 面的马格德 堡。据后 来的情 报说 ,
三个执行点,即沿着比德里茨河岸将希特勒等人的 骨灰抛洒掉,希特勒的骨灰顺风扬弃了。
了苏联红军的手 中。苏联红军第三突击 队攻入 总理
由于希 特勒 等 人尸体 的去 向一 直是 个谜 ,所
以,安德罗 波夫 经与勃列 日涅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
协商 ,为 防止西方国家从空 中窃密 , 发布命令 时 在
并没有发 电报 ,而是 由他亲笔手 写。
为 了完成这项特殊任务 ,苏联专 门成立 了一个
和 14 年希 特勒 通过 X光拍 下的牙齿 照片 完全一 93
出现在 人们 眼 前的 ,是一 堆残 缺不 全的遗 骸。
小组成员迅速把装有遗骸的烂木箱子重新装人事先
准备好 的包 装箱 内。他 们开上汽车 , 这些 “ 同 将 非

般 的货 物”拉到 了市郊 ,准备寻 找能焚烧遗骸 的
致 ,进一步证实 了历史学家们的观点。由此确定 ,


苏联档案解 密 希特勒遗骸下落
文/ 王学 亮
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的时候 ,人们一直没有确 定希特勒 的最终去 向。苏联 红军虽然在地堡 附近找
到 了一具很像是希特勒 的尸体 ,但是 不久便有 人证 明说这只是他 的替 身。有人说希特勒 已经死 了 ,有
即下令说 ,尸体 中有没有希 特勒这 一点必 须明确 ,

从“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学”——基于学科视角的历史考察(1949—1966)

从“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学”——基于学科视角的历史考察(1949—1966)
按照苏联模式,1955 年 9 月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设立文献 公布学教研室[3]。1956 年,教研室 研究员编写了《中国文献公布学》[4] 一书,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文献 公布学的首次系统研究。同年 9 月,另一版本的《文献公布学》[5]应 运而生。两版著作中将文献公布 学定位为一门历史学的辅助科目, 为历史科学服务;同时又是一门独 立的科学课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 象和研究领域。1955 年至 1958 年 间,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文献公布 学完成了两次教学任务[6],积累了 约计百万字材料,其中卡片材料近 34 万字,编、译印资料 66 万字。[7]为 进一步促进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 1957 年,文献公布学教研室翻译了
支,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发 档案文献编纂学最初是如何建构
展。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前身, 的。本文尝试根据这些资料,从学
文献公布学和文献编纂学构成了 科视角透视文献公布学到文献编纂
这一门学科的雏形。中华人民共 学的学理转变,以增强我们对档案
和国成立后,档案界和史学界对于 编研开发的些许思考。
档案是历史研究最真实可靠的史 料有了更科学的认知,进而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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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阿·阿·希洛夫的《文献公布学 参考资料·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 期的文件公布》[8],以及苏联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苏联档案管理总局、 苏联国立历史档案学院编写的《历 史文件公布条例》。1958 年,历史 档案系编辑出版了《文献公布学参 考资料》第一至七辑[9],收录了众多 苏联档案学家有关文献公布的论 著。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进一步 促进了我国对文献公布学的研究。

斯大林去世后,一份苏联杂志的命运沉浮

斯大林去世后,一份苏联杂志的命运沉浮

斯大林去世后,一份苏联杂志的命运沉浮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24期徐元宫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在苏共20大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外引发了剧烈震动,在苏联国内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等地引发了大规模群众骚乱甚至流血冲突事件,在国外则引发了波匈事件。

这些事件和国内外对秘密报告的剧烈反应,让新任苏联领导人感到疑惧和担忧,于是便在一定程度上迟滞甚至暂停了其刚刚开启的调整进程。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历史档案》杂志问世又停刊了,其命运就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问世1953年10月28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给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陈述了请求批准创办一份《苏联档案》杂志的理由:“1941年,由于开始了伟大卫国战争,1922年和1923年创刊的刊物《红色档案》和《档案工作》停止出版了。

《红色档案》是苏联唯一的一份刊登历史档案文件的杂志,很受苏联学者、党和苏维埃活动分子的欢迎。

《档案工作》杂志发表了如何确保文件文献资料的完整无损以及科学地实际利用苏联国家档案馆的文件问题方面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文章和学术著作。

现在,我们感到在报刊上系统地阐述所有这些问题是极端必要的。

为此目的,苏联内务部认为,以《苏联档案》的名称恢复出版唯一用于发表苏联社会史、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史、俄国军事史方面的文件……以及档案管理问题方面的材料的杂志是适宜的”,因为这样做“将会使苏联研究工作者、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能够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更广泛地利用历史资料,并且对苏联科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有助于揭露形形色色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资产阶级伪造历史者”,此外,“出版上述杂志对于在人民民主国家推广苏联档案事业的经验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请求苏共中央“准许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总局的参与下出版《苏联档案》杂志”。

美俄档案解密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俄档案解密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俄档案解密及对我国的启示肖秋会 姜丁齐 徐雨伽(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 要:搜集梳理美俄两国数十年的档案解密统计数据,通过对美俄档案解密制度及背景和动因的研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为完善我国档案解密和开放审核制度提供参考。

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建立符合党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档案定密、保密和解密体系;以新《档案法》为依据,完善档案解密制度和档案开放审核制度;在解密过程中坚持保密与解密并重,绷紧保密之弦;建立责任清单,监督落实到位。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档案解密;美国;俄罗斯分类号:G270Archives Declassification in American and Russiaand Its EnlightenmentXiao Qiuhui, Jiang Dingqi, Xu Yujia(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Abstract: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declassified statistics from the decades-long archives of both countries, their backgrounds and motivations, their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archival declassification and open audit systems in China.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establishing an archival the system of declass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Archives Law, improve the system of archives declassification and the open audit system of archives; confidentiality and de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given equal importance and the string of confidentiality should be tightened; and a list of responsibilit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Keywords: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Archive Declassification; United States; Russia档案解密是发挥档案价值,实现档案资源共享的前提。

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

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

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沈志华编译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管理局ΥедералънаяАрхивнаяСлужбаРоссииРосархив地址:莫斯科市,伊利尼卡大街12号电话: 206—27—85;206—23—25;206—35—31;200—42—05(传真)路线: (地铁)中国城站,卢比扬卡站,革命广场站局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科兹罗夫(ВладимирПетровичКозлов),电话: 206—35—31第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秋涅耶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еевичТюнеев),电话: 206—23—23副局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列姆钦科(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ремченко),电话: 206—23—26副局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塔拉索夫(ВладимирПетровичТарасов),电话: 206—27— 85历史沿革:作为俄国的档案管理机关,该局成立于1992年9月30日。

其前身是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档案事务管理总局(1918~1922年)、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档案管理局(1922~1929年)、俄罗斯联邦中央档案管理局(1929~1938年)、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1929~1938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管理总局(1938~1948年)、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1948~1960年)、苏联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1960~1991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1955~1990年)、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档案事务委员会(1990年11月~1991年11月)、俄罗斯联邦政府档案事务委员会(1991年9月~1992年9月30日)。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рхивПрезидента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主管部门: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地址:莫斯科市,旧广场4号电话224—06—82,224—07—76路线: (地铁)中国城站,卢比扬卡站,革命广场站馆长:科罗特科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Коротков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ъевич),电话:206— 13— 33副馆长:阿卡尼娜·玛利娜·米哈伊洛夫娜(АганинаМаринаМихайловна),电话: 206—51— 82历史沿革:该馆成立于1991年12月,其前身是1955年至1990年7月的原苏共中央总务部第6处档案馆和1990年7月至1991年12月的原苏联总统档案馆。

俄国档案文献_保管_解密和利用

俄国档案文献_保管_解密和利用

・专题研究・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沈志华一位美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

以此来描述苏联历史与俄国档案文献的关系也许再恰当不过了。

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代,一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体例、观点和史实各方面大体上奠定了苏联历史研究的基础。

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历史学家们曾做过一番努力,试图摆脱斯大林设定的历史学框架,但毕竟势单力薄,回天乏术。

时至80年代后期,苏联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还是一幅经过篡改和文饰的、残缺不全的画面,真正的“历史”依然封存在不见天日的档案文献中。

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有大批苏联和俄国历史档案文献抹去尘埃展现出来,并成为人们了解苏联历史内幕的见证。

惟其如此,俄国档案的解密及其利用,才引起了全世界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本文拟简要介绍俄国档案文献的保管状况、解密过程,以及国际学术界对这笔宝贵财富开发和利用的情况,以期中国学者关心这件轰动当前世界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大事,并有可能积极参与其中。

苏联的档案馆和档案管理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伊始,苏维埃政府便开始抓档案工作,并于1918年6月18日发布了著名的列宁档案法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改革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法令”,成立了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会档案事务管理总局。

这是俄国(包括苏联)历史上第一个集中管理档案的国家机构。

1921年11月26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国家档案管理总局直接隶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但是由于内战爆发和随后出现的党内严重斗争,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一些档案领导机构外,档案馆的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全面展开。

直到20年代末,苏联的档案馆才分党和国家两个方面按系统组建起来。

1929年6月,隶属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163苏共中央档案馆首先建立起来。

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于1929年4月成立后,开始着手组织国家档案系统,并于1932年建立了苏联中央国家档案馆,直至1941年3月批准建立了十个中央档案馆,苏联国家档案馆系统正式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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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编纂与出版黄立茀2012-10-12 16:12:41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1期作者简介:黄立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北京100006)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1991年以后苏联历史档案解密的三个阶段。

重点考察了2000年以后俄罗斯国内对已开放苏联历史档案的编纂和出版概况。

介绍了重要的系列苏联历史文献集的概貌。

关键词:苏联历史档案解密编纂出版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开始建立苏维埃档案系统和档案管理制度。

斯大林执政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建立起党和国家两个档案系统。

早在1920年底,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形成了关于利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会速记记录的严格保密的规则。

(注:НовейщейисторииРоссии:теория,методолоеяипрактика.м.,2004.с.116. )其后,由于斯大林建立了严格一律的思想文化体制,档案保密制度逐步加强,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基本没有提上日程。

除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外贸等涉及国家间关系的档案为秘密文献以外,关于末代沙皇的档案、关于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党派的档案、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会议的速记记录、克格勃关于国内政治状况的汇报、苏共地方领导机关关于社会状况的汇报、领导人个人登记资料以及某些统计数字等均严格保密。

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实行意识形态“解冻”的政策。

50年代下半期至60年代初,曾经出现了短暂的档案解密和开放的时期。

(注:РГАСПИ,Краткийсправочник.вып.м.,2004.c.16.)苏共20大以后,对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对不需要保密的历史文献转为普通保管,并进行了编纂和出版。

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向斯大林体制回归,档案公布工作又停顿下来。

总之,苏联时期档案管理并非遵循严格的法制规则,主要取决于党和政治的需要,甚至受到个别领导干部私利的干扰。

例如,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一些高官为了掩盖自己在大清洗中的罪行,下令销毁了部分文献。

此外,每年都要将一部分所谓“不需要的”、“危险的”档案材料加以销毁。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前馆长Р.Г.皮霍亚披露,1950年代在国家档案馆销毁了27200万件保存的档案,60年代根据党的机关的决定,销毁近2000万件党的文件。

1991年3月,通过了销毁6500万件党的文件档案的决定。

(注:Р.Г.ПихояформаиреводлюцциявРоссииоХХоеке.м.,2001.)80年代末,约20%的国家文件和90%的苏共档案处于秘密状态。

因此,苏联历史中很多重大事件的面貌模糊而神秘。

一、苏联历史档案解密的三个阶段苏联历史档案解密与苏联政治制度剧变、俄罗斯民主派夺权政治需要以及档案管理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

这个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91年6月15日—1992年春以前,档案解密开始启动。

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政权落在民主派手中。

其后的第三天(6月15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档案事务委员会制订了《关于开放和使用档案文献的制度与规则(“Опорядкедоступакархивымдокументамиправнлахихисполъзования”)(注:Вестникархивиста.1992.No4.с.21-31.)的临时条例,规定开放30年代含有国家秘密的档案。

这批档案涵盖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大部分档案文献,当时开放30年代档案有明确的政治用意:通过进一步披露大清洗的真相,强化社会对苏维埃制度的批判情绪,给苏共政权最后致命的一击。

苏联末期,苏共和国家的档案由苏联的档案机关保存。

(注:Россий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рныйархив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ии:Краткийсправочник.Выпуск3.м.,2004.)1991年8•19传统派挽救苏联的努力失败以后,叶利钦首先(8月23日)签署了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随后(8月24日)签署了《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ОбархивахКомитет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езопосностиСССР”)《关于党的档案》(“Опартийиыхархивах”)两个法令。

命令规定,将苏联克格勃档案移交俄罗斯联邦档案机构管理,将苏共档案等移交俄罗斯档案机关管辖,以防止销毁和破坏克格勃和苏共的档案。

在苏联解体前夕,由于俄罗斯在各个共和国中抢先将苏联档案悉数掌握在手中,为今后苏联历史档案解密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个阶段,1992年春—1997年7月以前,苏共档案大规模解密从高峰到低谷。

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

1992年春,俄罗斯开始大规模解密苏共党的档案。

这个工作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专门委员会实施,这个进程同样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质。

当时开放近6000件卷宗,包括还未到解密期限的档案文件,主要提供给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庭,用于审判苏共。

(注:Архивыкремляистаройпдоади.Документыпо《делуКПСС》.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5.)解密档案包括了选自苏共最高级秘密“特别卷宗”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命令。

叶利钦企图利用这些档案将苏共彻底逐出政治舞台。

其后,大规模档案解密工作继续进行,1992年春—1994年底以前,档案解密达到高潮。

在这一阶段,随着分权政治制度的不断建设,在俄罗斯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档案文献管理和开放的规则。

1992年6月19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开放档案文献及其使用暂行制度》(《Овременномпорядкедоступакархивнымдокументамиихисполъзования》)(注:ВедомностиСъезданародныхдепутатовРФиВерховногоСоветаРФ.1992.No 28.Ст.1620.)的决议。

在此基础上,1993年7月7日,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和档案馆》立法纲要(ОсновазвконолателъстваРФ《ОбархивномФонде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иархивах》)。

(注:ВедомностиСъезданародныхдепутатовРФиВерховногоСоветаРФ.1993.No 33.Ст.1311.)在俄罗斯档案事业史上,纲要第一次确定了档案文献到期应予公开、档案文献资源普遍共享和自由使用的原则。

纲要还规定,对于保密期限超过30年的档案必须解密,如果超期保密,必须得到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相关命令的批准。

此外,法人和自然人第一次得到向各种组织(包括国家机关)要求情报(包括列入国家机密的情报)解密的权力。

而各种组织,包括国家档案馆,必须在3个月内给予有根据的答复。

在档案大规模解密以后,由于各种规章制度不配套,档案开放工作处于无序状态。

例如,一些组织和报刊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或经济目的从各种渠道获取解密档案,对开放档案文献的“挑选是主观的,有时甚至是偶然的,未必促进了对20世纪历史的严肃的思考”。

此外,这个进程还受到了旨在开放“外交文献带来的政治压力”:压力来自于文献的国外使用者,包括官方人士。

(注:НовейшейисторииРоссии:теория,методологияипрактика.М.,2004.С.133.)而开放外交文献甚至引起了俄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麻烦。

(注: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的解密、利用与苏联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这些负面影响,使文献保密的范围作为迫切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为此,1993年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联邦法令,划定了属于“国家秘密”情报的领域。

1993年7月21日,俄联邦颁布了《关于国家秘密》的俄联邦法令(ЗаконРФ“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тайне”),将“由国家捍卫的领域的情报”纳入国家秘密的清单,这些领域包括“国家军事、对外政治、经济、侦察、反侦察、作战一侦查活动以及传播出去可能给俄罗斯联邦安全带来损失的情报”。

(注:“Огосуларствннойтайне”//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21июля1993г.)《关于国家秘密》的法令加强了俄罗斯国家秘密制度的建设,同时限定了历史档案解密的范围。

为了在档案解密过程中具体实施这个法令,首先建立了“保卫国家秘密跨部门委员会”(“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аякомиссияпозащит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тайны”)。

1994年9月和1995年2月,根据专门的总统令先后成立了附属于该委员会的“苏基建立档案解密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порассекречиваниюдокументов,созданныхКПСС”)(注:Собрание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РФ.1994.No 22.Ст.2498.)和“苏联政府文献解密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порассекречиваниюдокументовПравителъстваСССР”)(注:Собрание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РФ.1995.No 9.Ст.762.)。

总统令还确定了由俄罗斯国家反间谍局、国外情报局、外交部和档案管理局共同负责制定国家档案馆中秘密档案解密的时限和解密的程序。

由于国家保密制度逐步强化、档案解密领导机构的建立、档案解密程序逐步制度化以及其他原因,1994年底开始削减了档案解密的速度。

1996-1997年,档案解密的速度明显地放慢。

从档案解密数量可以看出1994年以后档案解密逐渐步入低谷。

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统计,1992-1998年期间,共解密档案646.3万件,(注: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архивы.2000.No 1.С.6.)其中1994-1997年期间解密档案近12万件(完全解密苏共档案102432件,部分解密826件,同时解密其他档案数千件),(注:А.И.МинюкРассекречиваниеархивныхдокументовв.М.,1998.С.6.)不足全部解密档案的2%。

换言之,解密档案的绝大部分——98%以上是在1994年底以前开放的。

目前,俄罗斯还有近500万件历史档案密存,基本上是苏共党的档案。

(注:России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архивы.2000.No1.С.3-6.)。

第三个阶段,1997年7月至今,档案解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97年7月以后,“苏共建立档案解密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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