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一辩辩词

反方一辩辩词：

主席好，对方辩友好！感谢对方辩友告诉我们了学术明星的走红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但是利弊相较而言的话，我方认为学者明星化是将学术娱乐化、庸俗化，使严谨的学术被戏说、被商业化，对于学术发展无疑是弊大于利。

首先让我们从学者的角度加以分析。学者有三大特性，其一是严肃性。做学问是严肃的事情必须具有严肃的态度。学术明星化，为了迎合大众，把严肃的学术变为“时尚史学”，标新立异。诸葛亮唱空城计，你非得说他唱卡拉OK啊？诸葛亮在那儿隐居，你非得说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时髦语言掺进史学中，就是一种庸俗化，对于学术的发展岂不是弊大于利？其二是长期性。钻研一门学问或者从中取得一定的成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充满了"质疑——研究——结论——再质疑"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学者明星化"很明显就是把这一种"长期性工作"修饰成了"短期性的效益"，对于学术的发展岂不是弊大于利？其三是团队性。几乎所有的学术成功背后都有一个团队的努力。而"学者明星化"往往是突出个人，忽略集体，结果总会造成公众对于个人的崇拜，而忽视了个人背后的集体。正所谓“一人出色万众失色”，限制学术发展。大众接受的不是学术而是非理性的追捧，对于学术的发展岂不是弊大于利？其次让我们从明星的角度加以分析。第一、娱乐性。《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也曾透露，不少主讲人逐渐悟出，在电视上讲课和在学校讲课完全不同。在电视上讲课就像说单口相声，学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娱乐精神。听《百家讲坛》，就是听一个故事，听一个开心，而在大学课堂里仅仅一个故事和开心就够了吗？很多学问是要静下心来思考的，无论讲还是听，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第二，短期性。很多明星都是昙花一现。事实上，正面或者花边的新闻，只是宣传手段的区别，炒作境界的高低，不能掩盖明星需要吸引眼球的本质。而这点恰恰又是和做学术矛盾的。第三，个性。要出名就要有个性，长得天仙漂亮，是个性。丑到令人发指也是个性。这样的浮躁和做学问能划做等号么？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假设"学者明星化利大于弊"那么这个现象必然愈演愈烈。那么"学者"的"三个性"同"明星"的"二个性"的矛盾必然越来越突出。这会导致社会性的恶性循环。而一旦认可弊大于利，把么人们对待学者和明星的态度就会更加的理性，心态会更加的客观，更加包容，两者会回归到各自的领域正常发展，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也会有所收敛，这对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和肯定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学者明星化对于学术发展弊大于利。

可供参考:

1. 演绎史学的错误会误导大众

上海评论家葛红兵在著名的人文网站天涯社区发表了《如此易中天，可以休矣》一文，引发了很大反响。葛红兵如是说：易中天《品三国》，实际不是品，是嚼，而且是混嚼。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起来，正着混、反着混，这样讲课，是有些问题的。更主要的问题是，他对三国的品，品了微言，讲了细节，但没有阐发“大义”———合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时代气息的“大义”,品三国，如果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君臣之间的背叛，兄弟之间的杀戮，国与国之间血腥争夺，那就没有什么意思。其实品三国，应该是品一点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忠义观念，应该品出一点天、地、人、神的大义来，应该有反思，有批判，有褒扬。否则品的只不过是那个勾心斗角的智慧，那个对人的角力的崇拜……这样的三国，能给读者什么呢？只能是把中国人庸俗化，把政治庸俗化，把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庸俗化。

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员李治亭则认为，史学运用中有几种错误倾向：史学商业化，为了迎合大众，把严肃史学变为“时尚史学”，标新立异，贩卖假货。他觉得：“热是热了，但纯粹是文字游戏，品位低下，简直是媚俗之作！诸葛亮唱空城计，你非得说他唱卡

拉OK啊？诸葛亮在那儿隐居，你非得说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这么说话没有任何意义啊！把时髦语言掺进史学中，就是一种低俗化！”

3.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再去翻书实在是件苦差事，但如果有人把可读的替你找好了，还领着你读，把书里枯燥的东西掰开揉碎了，还加上调料再喂给你吃，那还不好吗？但前提是吃的东西必须是健康有营养的.

4.明星化不适合学术研究，更不用普及。1、出发点根本不是学术普及，2、一人出色万众失色，限制学术发展了大众接受的不是学术而是非理性的追捧。

5.学者在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文化普及的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更不能讲述未经学术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作为电视媒体，不能只注重满足观众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迷信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6.他们一个不小心，就从“布衣学者”变成了日进斗金的“明星”。面对这些大红大紫的学者，同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在发问：他们到底是明星，还是学者？

7. 不难发现，专家们如果正儿八经在那儿讲述学术报告，很难吸引这么多听众的兴趣，他们是走了一条“戏说”与“正说”的中间路线而发红，关键是在讲法上的“娱乐性”。从节目形态看，学者明星更像是在表演，他们手舞足蹈，加上故事技巧、悬念设计，在“文化”马甲的包裹下征服了观众。

8.有人认为有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才有利于学问的传播，但前提是不能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学者明星化的背后，到底是一种文化审视？还是文化媚俗？

9.目前，历史故事里的帝王意识、权术谋略、宫廷争斗、揭私探秘乃至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在电视荧屏上得到大肆张扬。所谓的“百家讲坛”似乎成了“俗家讲坛”或者说“通俗演义”更准确。《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也曾透露，不少主讲人刚上节目都不合要求，经过培训后，他们逐渐悟出，在电视上讲课和在学校讲课完全不同。在电视上讲课就像说单口相声，三五分钟就要抖个包袱，学术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娱乐精神。《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肯定不能把节目定位于学术讲座。因为这些节目的重心在演讲技巧，而不是学术分量，主讲人是名人但不是专家，如果钱钟书先生上这类节目，肯定“见光死”。

10.听《百家讲坛》，就是听一个故事，听一个开心，而在大学课堂里仅仅一个故事和开心就够了吗？很多学问是要静下心来思考的，无论讲还是听，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还是很痛苦的过程。

11.随着电视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现代传媒正制造着一个巨大的世俗神话，电视明星成为受众共同的精神“图腾”。然而，许多观众在获得电视娱乐化的满足之后，却是更加严重的心灵空洞化和无聊化。为了掩饰这一内在的空洞，娱乐神话则需要通过更具吸引力和迷幻感的产品来维持，以外部的信念狂热，掩盖着内在空洞的事实。对于电视文化形成强烈心理依赖，催生出偶像崇拜的意志迷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依赖媒介生存的电视知识分子曾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他们借助电视对于公众的号召力，利用大众对专业领域的缺乏了解，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

12.“学者明星化”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隐藏在“学者明星化”背后的问题，如“知识阶层市侩化”，即学者明星屈从于商业模式迎合并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在与大众对话的同时，也应接受民众的审视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才会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让学术走向大众也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