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浅谈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浅谈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作者：汤琰来源：《文存阅刊》2019年第03期摘要：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是世界历史不断走向融合的产物，也是各个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特有形式，还是各局部地区文化逐步走向世界融合整体过程当中产生的碰撞与火花。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形成，一方面它是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延续和进步。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基础；特征1.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1.1对于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维护和促进传统文化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派最核心的理论基础，也是之所以被称为“文化保守”的根本因素。
目前，学界内对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认识依旧分歧很大，但有一点认识相同的是，大部分学界人士将清末的“精华派”、民国初期的康有为及其“儒学”、五四运动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以及民国十年的“标准文化学派”统称为文化保守主义。
晚清时，“国粹派”以“学习中华文化，保存民族精华”为其职业抱负。
康有为和张之洞在早期的请求使儒家思想作为国教，所谓儒家运动。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学派和学衡学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持有相反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崇尚东方文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好东西方和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学派”提出，吸收西方文化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但我们也应看到：首先，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维护并不是盲目的，但有一定的选择性，维护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只是部分或主要部分之一。
例如，“精华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文化”与“帝王研究”是有区别的，他们所坚持的只是“中国文化”，但对“帝王研究”却持批判态度。
他们要坚持和发扬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态”。
现代新儒家正统儒学的后裔自居，但并没有把整个维护儒家思想的态度。
第二，对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其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解释。
用冯友兰的话来说，他们说的是“当时”，而不是“按照”传统文化。
《民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民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引言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键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文化与新思潮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碰撞和融合。
本文将探讨民国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进行了哪些碰撞和融合，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
1. 文学作品中的传统主题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传统主题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例如，自唐诗宋词以来一直流传下来的爱情、友谊、忠诚等主题在这个时期得以重新被表达。
同时，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对于儒家思想、佛教禅宗、道家哲学等传统思想体系的影响。
2. 书写方式和艺术手法上的创新尽管众多民国作家承袭了传统主题，但他们在书写方式和艺术手法上积极创新，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与传统文化有别的鲜明特点。
例如，通过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手法，民国作家在表达情感和人物内心世界时更加直接而深刻。
他们的叙述方式一改传统文学讲究章回体、四言律诗等形式，更多地追求个性化和自由度。
3. 文化思潮中的融合与抗衡民国时期伴随着多元的文化思潮，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
这些思潮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对其进行了批判和颠覆。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文学既融合了传统文化元素，并且试图以全新方式塑造中国社会形态。
4. 影响与展望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为后来各种文学形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并且，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对于传统主题和艺术手法的延续和颠覆。
结论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发生碰撞与融合的情况，既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其独特价值，又呼应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变革和人们对于个性和自由的追求。
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不仅对于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为后来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自清散文中的传统文化
朱自清散文中的传统文化作者：李占波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7期摘要：朱自清作为民国时期的散文大家，将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融入自己的散文作品中。
朱自清散文创作的主基调是清新自朱自清然、不事雕琢，真情实感流露其中。
其散文作品中，传统文化的痕迹十分明显，整合各种先进的文化为他的文章所用。
朱自清在散文创作中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本文主要论述朱自清散文作品中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朱自清;散文;文化传统[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59-01引言：朱自清出生在一个中国典型的士大夫家庭。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此种社会环境下，为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情感奠定了基础，其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情感。
尤其是其散文作品，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的喜欢传统文化，被誉为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名士”。
1、朱自清散文传统文化之君子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朱自清在为人处事方而对自己要求极严。
尽管传统文化深入内心，但其所处生活年代，国内西方文化思潮逐渐渗入，并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化，朱自清始终没有放弃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朱自清表现出来的是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同时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自豪感。
因此，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总是体现了公正的良知，以敏锐洞察力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核心思想理念，其非常重视生命的意义，作者在其《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这篇文章中，小女孩的遭遇值得大家同情和思考，她被以七毛钱的价格出卖，在当时的社会中，生命的脆弱和渺小都得到体现，朱自清通过女孩的遭遇，并抨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一个人的人品是什么样，写出来的作品就是什么样，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气节》中，中心思想是“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歌颂了古往今来坚持气节的人，而现实中，他又拒签了领美援而粉，而这样的选择对家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作者始终秉承气节，勇敢承担自己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民国时期诗人的现代觉醒与创新
民国时期诗人的现代觉醒与创新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动荡而又充满创新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许多诗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现代思潮的融合，展现出了独特的现代觉醒与创新。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社会、人生和文学的思考，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民国时期的诗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创新来超越。
他们不再拘泥于古典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而是开始尝试使用白话诗和新诗等新的形式。
这种形式的创新使得诗歌更贴近人民生活，更具有现代感。
例如，郭沫若的《古乐府》是一首运用白话诗写成的现代诗歌，它在形式上突破了古典诗歌的限制，使得诗歌更加通俗易懂。
这首诗以古代乐府诗的形式，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触动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通过这种形式的创新，诗人们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觉醒相结合，使得诗歌更具时代感和现代性。
二、现代思潮的融合民国时期的诗人们不仅反思传统文化，还积极吸收和融合西方现代思潮，使得他们的诗歌更具国际化的视野和现代性。
在这个时期，许多诗人开始研究西方文学，尤其是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创作手法。
他们试图通过借鉴西方文学的经验和方法，来丰富自己的创作。
例如，徐志摩的诗歌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他的诗作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感和象征主义的意象，使得他的诗歌更富有内涵和表现力。
除了借鉴西方文学，民国时期的诗人们还积极关注社会现实，表达对社会不公和人民苦难的关切。
他们通过诗歌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
例如，闻一多的《归园田居》以写实的手法，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关怀，使得诗歌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三、个体意识的觉醒在民国时期，诗人们的创作不再局限于表达对社会的关切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他们开始探索个体内心世界的表达。
他们试图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体验，展现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性。
例如，余光中的诗歌以个人的视角和情感为主题，通过对自然景物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考。
抗战期间的中国文化抵抗文人与艺术家的抗战创作
抗战期间的中国文化抵抗文人与艺术家的抗战创作抗战期间的中国文化抵抗：文人与艺术家的抗战创作抗战期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之一，也是充满血与火的年代。
然而，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许多文人和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了对敌人的抵抗与坚守，为抗战增添了一抹文化的色彩。
一、文人的抗战创作作为传统社会文化的守护者，文人们在抗战期间积极投身于各种文化抵抗活动。
首先，他们通过文字和诗歌来宣传抗战精神。
一方面，他们以笔为刀，挥洒热血，借助笔墨之力，号召民众的抵抗情绪。
例如，林则徐的《赴戍登程口占示二女亲家》中写道：“将军赴戍西蕃地，万里新城红粉血。
亲家望断天涯路，儿女泪空满席。
”这些激昂的文字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另一方面，文人们还将抗战中英勇的场景和人物描绘成诗歌，并广泛传播。
这些作品激励了更多的人投身抗战，同时也记录了那段艰难时期的历史。
其次，文人们积极参与宣传工作，用自己的笔触传递正能量。
他们撰写宣传手册、论文、报告等，将抗战的意义解释给更多的人。
例如，《救国必读》是当时中共中央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内有许多著名文人、学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冯友兰、郭沫若等人的作品。
这些文章在思想上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激励人们团结起来对抗外敌。
另外，一些文学刊物也成为了文人们抗战创作的平台。
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有关抗战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
《文艺季刊》、《战时文艺》等刊物开辟了创作的空间，为文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
文人们通过这些刊物，向人们传递真实的抗战故事，激发民众更多的参与。
二、艺术家的抗战创作与文人相似，艺术家们也用自己的艺术创作表达对抗战的支持和坚决抵制敌人的态度。
绘画是艺术家们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之一。
在抗战期间，许多画家通过绘画作品来记录战争的残酷，表达对战争的反思和愤慨。
例如，画家刘海粟的《南京大屠杀》以残酷而真实的方式展示了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侵略者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国画、油画等作品，通过绘画再现战场上的英勇和民众抵抗的形象，激励人们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之中。
民国时期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保护
民国时期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保护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民众的艺术创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民国时期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保护为主线，探讨这一时期的民间艺术形式及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作用。
一、民国时期的民间艺术形式1. 书法与绘画民国时期的书法与绘画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和风格。
传统的文人画艺术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也开始渗入中国艺术界。
许多新兴的画家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了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流派。
2. 戏曲与音乐戏曲是民国时期最为繁盛的艺术形式之一，各地经典剧种得到了广泛的演出和传承。
此外，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他们创作了许多受人欢迎的音乐作品，丰富了当时人们的音乐生活。
3. 雕塑与工艺品民国时期的雕塑与工艺品制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传统的木雕、石雕等工艺技法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并与时代的精神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同时，一些新兴的工艺品制作方式也逐渐引入中国，与传统的工艺品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二、民国时期的民间艺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1. 传承与创新在民国时期，民间艺术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技法，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艺术家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观念相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2. 守望传统价值观民国时期的艺术创作承载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尊崇和守望。
艺术家们用表现手法讴歌传统文化，通过艺术作品传递着传统价值观念的力量，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认同和情感共鸣。
3. 艺术作品的保存与传播民国时期的艺术家们十分重视艺术作品的保存与传播。
他们致力于收集、整理和保护传统艺术作品，同时积极参与各种艺术展览和展示活动，将艺术作品推向公众，让更多人了解、欣赏和传承传统文化。
4. 艺术与教育相结合在民国时期，艺术与教育的结合成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保护方式。
民国风度一以贯之的国人精神传承
《民国风度一以贯之的国人精神传承》这本书的目录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它不仅展示了民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风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传承国人 精神的平台。通过阅读这本书的目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作者简介
这是《民国风度一以贯之的国人精神传承》的读书笔民国时期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剖析，展示了民国风度的形成和发展。作者认为，民国 的社会现象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体现了国人的精神追求。这些社会现象包括女性的解放、 社交的变革、文化的多元化等。
《民国风度一以贯之的国人精神传承》这本书揭示了民国时期国人精神风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作者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对文化的细致解读，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独特魅力和精神传承。这本 书对于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和文化，以及认识国人的精神追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徐百柯的写作风格独特，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思考，将那些在历史长河 中沉寂的故事重新唤醒。他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更为我们揭示了 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更 体现在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被那个时代的文人所吸引。他们不仅有着深 厚的学识，更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真正的文人风骨。他们的故事让我明白，真正的文人不仅要有学识，更要有担当。
再次，目录中的每个章节都配有精彩的引言和概要，使读者可以快速了解章 节的主要内容。这种设计使得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选择阅读的内容， 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深入阅读的机会。
这本书的目录不仅是对民国时期国人精神的解读，也是对当今社会的反思。 通过比较两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价值观念，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变 迁和发展。这本书的目录也提醒我们，只有深入了解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理 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略谈民国骈文研究文献的整理
作者： 莫山洪
作者机构：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1-102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5期
主题词： 民国时期;研究文献;骈文;中国现代学术史;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论著;文化转型
摘要：民国时期是骈文研究走上现代转换的时代。
本子课题所说“骈文研究论著”主要出现在民国以后。
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许多文人投身于传统文化的守护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
对骈文研究论著文献的整理，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提供学术史的完整学术档案基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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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民国那代人的文章，痛快的地方很多，今人亦不妨由此猜测彼时的风气。
以我的看法，五四后新学人的状态，被后人大大地简化了。
其实那时的社会，旧式的娱乐之风很盛，知识界除了谈欧美文明，钟情戏楼、茶舍者，为数甚广。
文人厌于官场、功名的时候，一部分人便爱去讲风月、民俗、茶食。
有的学人在学理上崇仰西学，而审美方式却是古中国的。
所谓新旧杂陈，是一点不错的。
1930年代《人间世》、《论语》的问世，有一点这样的因素。
几个作家造了不小的气势。
谈乡情、烟酒、草虫者渐多了。
徐讠于本是小说家，但看他的杂感，对服饰、烟草、金钱无不喜谈，兴致很高。
而林语堂、郁达夫等人，放松之余常常用心于性灵的抒发，讲讲古城旧梦、书林闲情等，借以寄托内心的思想。
贺宝善女士在《思齐阁忆旧》一书里谈到外公齐如山(戏剧、文史专家)在日据时期躲在北平著述的生活，在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时候，文人们所写的不都是激烈的文字，其中多有闲适之风。
齐如山是个学问很深之人，在戏剧上别有创意，为梅兰芳写过不少好的剧本。
《洛神》、《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凤还巢》已成了经典之作。
齐氏一生弄的都是士大夫不屑为之物。
即便像谈吃的短章，绝无儒生的道统气。
在八股气与洋风四吹的时候，却偏偏醉于游戏之作与趣味，那当说是一个另类。
我们今天在北京城，已难以见到这样类型的人物，在学识与情调上，看似旧文人的余影，其实本质却是新式的。
不过用旧代新而已，粗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像叶圣陶这样有现实感的作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颇为注意自己的经验。
并不反对写闲花野草，他以为只要是自己经历的东西，一石一木均可入文，本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
中国文人看人写事，动不动是经验之外的大道理，反而与人的心性很远了。
查叶圣陶的作品集，写月光、佛迹、戏曲、动物者很多，能在日常里发现与人性相关的东西。
《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看月》、《牵牛花》、《天井里的种植》，都非宏大深刻的题旨，如今阅读，不乏精到之处。
这类作家，纤细、温和，没有黑暗与杂色，读者从中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另一种操守。
较之于左翼文人的喷血的文字，叶圣陶显得冲淡与祥和，与血腥的文学有点隔膜了。
左翼文学出来后，谈风月就成了被诟病的现象。
周作人当年的谈龙谈鬼，就被讥为落伍分子，能看出青年一代对书斋里的文人的不满。
其观点是，在社会黑暗至极的时刻，躲在书斋里吟风弄月，实在是堕落了吧。
不过林语堂等人并不这么看。
在《论玩物不能丧志》一文中，林语堂理直气壮地说：然古人以玩为非，尚有系统的哲学在焉。
理学家以为凡玩足使心性浮动，故如女子必以礼教防范之。
盖以为小姐游后花园，情根一动，即为祸苗，禁之不使后花园，亦不失为防微杜渐之计。
今日中国风俗已受西方影响而浪漫化，女子可游公园，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电影，画家可画裸体，凡有西洋祖宗为护符者，皆不敢非议。
独东方式游玩，必认为玩物丧志，此而言复兴民族，民族岂不殆哉！这一篇文章的背后，有周作人思想的后盾，说其受到了周氏的暗示，也不为过。
周作人在1930年代，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阅读经验，对流行色不以为然。
林语堂对周氏的状态一往情深，以为那种重个人而轻道学的态度殊为可取。
信仰各种主义的人，因沉于外部的玄学而迷失自我，倒是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的人，可以找到本我的存在。
这样一个看法，在那时被许多人所认可，沈启无、刘半农、曹聚仁都有一点类似的倾向。
玩物果真不能丧志？自我是有了，却束之高阁，有时从残酷的场景前滑落自己的笔锋，那也不能说是一种荣光吧？玩玩山水与古董，并非过错，但以此为正宗之路，且大谈闲适之美，就不免有点做态。
倒是像叶圣陶、丰子恺这样不喊口号，忠实于自我的人，显得一点亲切。
人之历史，有高峻之险，有沙滩之静，都是一种必然，未必固定在一个基点上。
夸大自己的爱好，将其泛化于生活中，那总有点自恋色彩的。
2.自有了白话文与新风尚，旧式学者是大为不满的。
章太炎就抱怨自己的弟子黄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
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
章太炎有几个学生都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
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是新风尚的实践者。
章太炎对于晚辈中的新潮，不以为然。
他自己顶多玩玩古钱，看看字画，别的娱乐很少。
所以劝自己的爱将吴承仕，不可随波逐流，要有自立的本领。
吴承仕这样的小学大家，虽深染古风，学的是音韵训诂，然而生活方式却是现代的。
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友人对他的描述，吴承仕全没有章太炎的老朽与书生气，喜打网球，热衷社会活动，后来大谈马克思主义。
这一变化，在1930年代已经形成，如今想来，有很深的意味。
民国间嗜古最深者，有时却有摩登的一面。
古的与今的就那么巧妙地会合着。
士人的风气，其实也系着文化的苦乐。
章太炎治学时，也留意过古人的服饰、饮食住所，对旧时风俗不无感慨。
他未必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竟是积习迁移，洋风吹来的乱世，新文人玩古董，古董专家又带着洋人习气。
这在过去是少见的。
我们看逊帝溥仪在宫里的最后几年生活，就可感到域外文明的渗透。
故宫里至今还有一座未完成的德国式的观鱼楼台，顽固不化的皇家尚且如此，读书人就更不用说了。
旧时的文人业余生活是简单的，没有什么刺激人的花样。
中国人的娱乐止于庭院与廊庙之间，或是书画品玩，或吟哦山水，如此而已。
林语堂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的日常娱乐时，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了极度的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竹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肫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
林语堂描绘的，是旧时的风俗，这风俗在民国间依然延续着。
不过到了二三十年间，由于洋学堂与西式医院的出现，加之公园、书铺、图书馆的增多，人们已不拘于旧的方式，而有了各式各样聚会的场所，业余生活的空间拓展了。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一书里提到了学生们在课后举办运动会，篮球、网球比赛，以及音乐会、滑冰等等，可见那时的城市已有了现代生活的影子了。
至于像上海的酒吧、舞厅、影院更不必提，几乎是欧洲都市的缩影。
洋人的风气如消融的冰雪，谁也抵挡不住它的流淌。
以吴承仕这样深厚的古文字学家为例，在旧籍爬梳之余，却热衷于欧洲传来的学说与娱乐方式，对工业文明中的情调有着神往之情，可见旧式自娱方式的衰微是必然的了。
章太炎那代人不会料到，世风会转变得那么快。
连北平这样的地方都浸在西方文明的深谷里，看似很慢，范围亦小，而到了1940年代，已蔚然成风了。
读书人受到洋人学说的引诱，在那时是一种趋势。
丰子恺曾写到都市之音对乡下人的冲击，画了一幅美妙的图画，素朴的生活总算被什么打破了。
梁实秋也谈过西式生活的妙处，比如球赛、舞蹈，都比中国士大夫的矜持的漫步更有趣味。
五四之后，提倡新生活者，多讲洋人习俗的意义，士大夫的旧习自然被讥为落伍的遗存。
所以新风尚的出现，与新文学的诞生一样，背后是一种新的理念：讲究个体的冲动与娱悦。
不像过去的老夫子那么慢条斯理，仿佛被什么束缚了一般。
梁实秋有一篇文章叫《运动》，开头写到李鸿章不懂西方现代体育运动的可笑。
李鸿章那一代人受到梁实秋的讥笑，内含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冷视。
1930年代，像网球运动这种项目，在中国大学里已经出现，我在王世襄当年编的《燕京大学学刊》上，就读到许多照片，学生们穿着讲究的运动服在操场上打网球，与洋人学堂的情形，很有些相似了。
中国的读书人不仅知道了天文地理、算术美学的价值，也知道了运动的妙处，联想新诗的出现，独吟者的放声之状，二者实在如出一辙。
社会进化的脚步，就这样搅乱了都城里宁静的生活。
或者可以这样说，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中国人日常生活也渐渐从古老的形态中慢慢解脱出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纪，要想再找到晚清的余影，已难之又难了。
但新文学作家身上的洋气，其实是模仿来的，根柢上还是染有旧风。
你不能不承认古诗文的内力，许多人偶尔的谈吐，还是被“子曰诗云”所左右着。
胡适是白话文理论的倡导者，而你看他对旧籍整理的兴趣，难说没有明清人的套路。
至于郭沫若、陈梦家、林语堂、郑振铎等，就更不必说了。
民国的新诗人和新小说家，在提倡新风气之余，也搜寻古董、喜谈文物者甚多，不同于旧文人的是，有了比较的眼光，知道洋人的学术与东方艺术的差异，故积习里多了挑战的目光。
废名与冯至都是学外文出身的，在北大毕业后喜欢的却是古董一类的东西，对魏晋、唐宋的诗文别有兴趣。
1931年4月10日，冯至在给友人杨晦的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废名常说，古人会做文章，我近来也时常这样想。
“古文观止”，现在恐怕只有三家店的先生提这部书了。
不过里边许多文章，像《秋声赋》、《赤壁赋》，我想就列入世界头等作家之林也没有什么愧色的。
我常常奇怪，我们有一个时代，读中国书就不算读书，宁可读一本什么巴尔干半岛的小说。
(自然巴尔干半岛也有好的小说。
)中国如果复活，大半也需要中国的“文艺复兴”吧。
这样的话头说起来有点使人讨厌———但我实在以为应该如此。
从新文学作家那里听到这样的话，自然让人想到新文学自身的欠缺。
大家一面尝试着新路，一面又回望着先人的旧径。
人们的矛盾可想而知。
不知道为何，许多关于新文学史的著作，不太提及此类现象。
后来的文学家和古文化断开，大概也是未能了解文学诞生的复杂背景吧。
第一二代的白话文作家，未免有古人的嗜好。
后来的渐渐变成新人，古老的幽魂，似乎和青年们没有关系了。
据说日本与中东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度的当下文学，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新旧的断裂，导致了现代文明的普及。
谁能阻止这样的趋势呢？1930年代，有许多文人看到了这一点，由新文艺的创作而转向古董的研究。
搜求旧物，整理国故，一时也荡起了微澜。
这让人想起邓以蛰先生。
邓以蛰1892年生于安徽，191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与美学。
1923年到北大任教。
1920年代的时候，他是新文学的鼓吹者，与胡适、鲁迅有过交往，对戏剧、诗歌有着新鲜的看法。
小说家杨振声、诗人闻一多与其都有很不错的关系。
但后来邓以蛰转而倾心于字画与文物领域，对五四式的激情反而疏离了。
他越来越喜欢历史与遗存，对书画艺术每每有着妙论。
其《国画鲁言》、《画理探微》、《书画同源》、《辛已病馀录》、《书法之欣赏》等，成一家之言。
日本汉学家藤冢邻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邓氏家中文物收藏的情况，当可看彼时的精神状况：我在昭和八年夏，再游北京时，由旧知钱稻孙君介绍邓中纯、叔存两君，不期而遇完白之五世孙，且系日本留学生。
余屡访其西城北沟沿寓居，得展赏完白之肖像、遗品，清代、李朝之手札等数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