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梁启超的论文-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梁启超的故事200字
梁启超的故事200字
摘要：
1.介绍梁启超的背景和成就
2.阐述梁启超的改革思想
3.分析梁启超对我国近代史的影响
4.总结梁启超的精神品质
正文：
梁启超，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生活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抱着救国救民的理念，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和教育事业。
梁启超的改革思想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他提倡变法，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强调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他的著作《变法通议》和《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深入剖析了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为后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梁启超对我国近代史的影响深远。
他参与成立了戊戌变法，尽管最终失败，但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他还致力于教育改革，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如今的中国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也都得益于他的奠基。
梁启超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他坚定信仰，不屈不挠，即使在困境中也从未放弃过救国救民的理想。
他关注民生，提倡民主，倡导科学，反对封建迷信。
他注重培养人才，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
梁启超作文精彩9篇
梁启超作文精彩9篇梁启超作文篇一在国破家亡花泪鸟惊之际，杜甫曾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内忧外患与战事，拼杀之持续的数千年来，又有多少可抵千钱之一封家书？傅雷的家书被称作苦心孤诣的教育孩子章节，恰好是这千钱一封家书促使傅雷的儿子傅敏傅聪拥有坚毅不拔之志，获得了那样造就。
一样作为近现代著名人物的梁启超的一封家书又是不是之千钱呢？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具备深刻影响的一位角色。
他在政冶、学术研究、观念、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都是有一定的造就。
敢于尝试百日维新的探寻创新意识和爱国精神，促使他在文化教育上不但有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放民主化也有我国传统教育的精粹。
可能是因他刻骨铭心了解到少年强则国强进而对儿女的文化教育加倍重视。
他的教育方式既不愚昧无知追随我国封建社会传统式，都不盲目跟风追求完美西方国家时尚潮流，只是重视将二者极致融合。
他用心具体指导儿女，细心对她们开展文化教育，可是他沒有对儿女们有过多苛责，只是激励她们依照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自身的方位。
他对不一样儿女的正确引导方位不一样，不恰好是最能体现古代中国孔子因人施教的观念吗？这类文化教育的取得成功例证不恰好是告知了大家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学习的态度和方式，仅有合适自身的学习的方法才算是最好是的。
他还说明学习培训需有批判精神。
不一样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艺术都是有不一样的本身优劣势，仅有要敢抨击与分析不正确之处，才能造就出更繁荣昌盛的文化艺术。
恰好是应是他对中西方文化艺术的择善而从去其糟粕，才促使他的子女们将中西方别具特色的文化艺术融合以修养身心。
他也重视学习培训需有进取心，填满好奇心和好奇心，有趣味性现实主义和开朗精神实质。
如同他在寄托梁思成的信中所自诉我们的生活內容，出现异常丰富多彩，可以永久性维持不腻诲人不倦的精神实质，亦未始没有此。
我每历多个情况下，趣味性转新层面，便感觉像换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如朝旭升天，如新口荷出水出水，我主动这类生活是极讨人喜欢的，极有使用价值的。
高考备考作文素材之梁启超：启蒙民智,超卓人生
高考备考作文素材之梁启超：启蒙民智，超卓人生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
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术大师,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之称。
梁启超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二岁公车上书,二十四岁参与戊戌变法,三十岁成为报界巨子,辛亥革命时在政坛叱咤风云,“五四”之后又投身教育,著书立说,成为国学大师……他一生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政治海洋,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忧国爱国,与时俱进。
他真正达到了儒家所述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堪称完人。
年少得志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祖父和父亲都无缘于科举进士,梁家的希望便都寄托于他。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祖父梁维清从梁启超只有两岁的时候,便开始这样训斥他。
梁启超也当真是神童,六岁便读完"四书五经”,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
1884年,梁启超赴广州应考,中秀才,时年十一岁,“童子秀才”由此得名。
1885年,梁启超进入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
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粤华书院、粤秀书院、广雅书院一起,号称广东五大书院。
五年苦读,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
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
正考官李端棻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见识及胆略,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一夜之间,梁启超既获功名,又得爱妻,这意味着梁启超将官运亨通,前程似锦,但他后来却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功名利禄背道而驰的人生道路。
拜入康门在梁启超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康有为是一位关键人物1890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干秋的引荐下拜会了三十三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八点聊到晚上七点。
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
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
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
”[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
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
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
”[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梁启超论述近代学校制度
首先，梁启超认为学校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在《变法通议》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这句话表明了梁启超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则依赖于学校教育。
因此，学校制度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其次，梁启超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动新式学校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才的成长。
梁启超认为，要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就必须改革科举制度。
他主张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校，以培养具有实际能力的人才。
他认为，新式学校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而非仅仅追求书本知识。
再次，梁启超强调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改革。
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他提出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并强调教育内容与方法要与时俱进。
他认为，教育内容应该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教育方法上，梁启超主张实行启发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此外，梁启超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
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他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强调师范教育对于国家教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要培养优秀的学生，必须先培养优秀的教师。
因此，师范教育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
最后，梁启超主张学校教育与政治制度的改革相结合。
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石。
只有通过改革政治制度，才能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因此，他主张在改革政治制度的同时，也要改革学校教育。
总之，梁启超对近代学校制度的论述具有以下启示：1. 学校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应得到充分重视。
2. 改革科举制度，推动新式学校的发展。
3. 重视教育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4. 加强师范教育，提高教师素质。
5. 学校教育与政治制度改革相结合，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当今社会，梁启超的这些教育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研究综述
梁启超研究综述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于1904年赴日留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开始了他的主要学术生涯，他的思想和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概述梁启超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其代表作品，以及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
生平事迹梁启超出生于廣東省南海縣，祖籍广东横县。
他的家庭十分勤勉和有学问，父亲钟粲清是一名道德思想家，南洋学校教员，母亲张廷萍是一名儒教教徒，平民女子家庭从严格的教育里拔出了一枚具有独立思想的卫道士。
梁启超的先天条件促成了其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崭露头角。
他年轻时曾在广州仁勇書院读书，后于1891年考入广东县学，毕业后被任命为举人，成为广东之间政府的官员。
后来，他成为华裔国际学生和外交官，前往日本留学，出任驻日大使。
主要思想梁启超被誉为“清华九友”之一，与胡适、徐志摩、陶行知等并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物。
他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立此存照，不断更新”，并提出了“求实进步”、“新式中华”、思想主张：“科学救国”、“平等自由”等。
他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民主思想梁启超认为，民主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本之道，他不断呼吁民主制度的建设，并强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
他提出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近代化与民主化是伴生的”，认为民主化是近代化的基础，但是也指出民主制度“像车轮一样不会自己转动，必须有推动其转动的引擎。
”2.科学救国思想梁启超强调科学是现代化的基础，他提倡在教育、文化、工业和农业等领域中加强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素质。
他还反对一切形式的迷信和儒家传统，认为科学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
3.中国崛起思想梁启超非常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中国应该以“立国必先兴民”的理念为主导，鼓励民众创新和迎接新的挑战。
他主张重视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同时提出了建立起中国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性。
浅谈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作者：李琦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7年第12期【提要】梁启超先生的思想影响着时代的变化，本文简要分析了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介绍了民权思想的来源，并对民权思想进行了评价，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最后对全文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梁启超民权思想来源与评价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便向政治文化转型进行改变着，可以说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梁启超这个时代的启蒙者，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受着他的影响。
民权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思想的主流，其想把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涵盖着对君权的尊重。
觉着在中国假若要行民权必须先要兴绅权。
因此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民权思想占重要位置。
一、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来源民权思想的来¸源于希腊Demokratia”，它指“人民的权利”。
在那个时期梁启超强烈批判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怪现象——即有君无权。
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延续是中国久往以前败落的根源。
诚然¸面对逐渐严重的民权危机，唯有日益民权，方可挽救名族灭亡。
任何一个思想的崛起，都是有着不可泯灭的时代背景的。
因而梁启超根据他老师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并把西方民权思想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世六别”的理论。
我们可以这样评价这种理论，进与新并驾齐驱。
由君为政之世，进到民为政之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些思想对当时鼓励人们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民主的精神，宛若进程般的意义。
我们应该相信文化是国家的根源，一个有思想的国家一个进步的国家，才是更加辉煌的国家。
二、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评价梁启超先生的新民思想不由分说，便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室友时代进程的必然结果的，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思潮的核心倡导，它的意义价值可见一斑。
“民权思想”这一学说，囊括着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层次。
1.利于认清历史。
有助于我们认清历史，中国的社会使然般的变迁，其实并不像西方那样的格局变化，没有生出一个社会中间层。
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
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述微梁启超(1873-1929)，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问家，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人。
其家庭教育也是很成功的，他九个子女各有自己的成就，个个“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曾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学部委员。
次子思永，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二女儿思庄，图书馆学家。
三女儿思懿，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
末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是我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代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去年又新增为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子女们个个成才，固然有他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但应该说，与梁启超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一梁启超一生乐观向上，从不悲观厌世，所以他也十分注意引导子女们对生活、对知识的兴趣。
他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生活于趣味”这句话虽然不能说把生活的全部内容包举无遗，但至少也算把生活根芽道出。
他自述平生对于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他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他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了”。
①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
没有趣味的生活他称之为“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的开拓余地；又称作“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又好比一株枯树，如庚子山说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随之停止，如同机器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都要停摆。
梁启超自称其人生观拿两样事情作基础：一为责任心，一为兴味。
责任心强调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
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他却能把它们很好地调和起来。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有关梁启超的论文-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
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新民教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
同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趋变求新”与“新民教育”的特色。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
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
”[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
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 并且认为,“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2]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
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2] 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备军的科举制度。
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
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
”[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因此选取的人,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3],甚至官至公卿高位,“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
”[3] 因此,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3] 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
”[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
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
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障碍,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近代的教育制度是与近代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因此,许多近代学者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
他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
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
因此,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
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
他所制订的教育制度,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
同时,在梁启超“开学校”的教育主张中,他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它显示了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的真知灼见。
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
因此,他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主张“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建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
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就指出: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本。
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因此,他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2] 梁启超的上述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
梁启超曾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 [2]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 [2]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专门撰写的《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
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
梁启超视师范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教育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
女子教育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
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 [5]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实祸天下之道”。
梁启超把女子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上,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 。
中国兴女学,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同时他明确的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6],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因此,他要求中国的有志之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11] 大力兴办女学。
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梁启超以其超凡的气力提出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思想,可谓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绽开的一支奇葩,馨香四溢。
当然他的关于妇女教育思想中也残存着封建主义的东西,但这不能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受新旧两代思想的影响,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
虽然思想有过反复,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
在“教育救国”方面,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并且进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
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只有进行教育改革才能救中国,传统八股取士制度必须得到改变,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以为国家的救亡图存提供大量的各类型人才。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
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
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
”[7]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
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
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新民”,不应墨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而应对固有文化加磨砺扬弃,从中出新;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而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求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
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
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下转184页)(上接168页)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
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参考文献:[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106.[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2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21.[8]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