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关帝信仰根源论文

闽南关帝信仰的根源初探

作为福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福建民间信仰，以其多样性、复杂性体现出闽文化的特征。关帝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沿着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传播的轨迹，由中原腹地逐渐向东南沿海放射。唐总章三年（670年），陈政、陈元光奉旨开发闽南，建置漳州，带来了家乡所奉祀的关羽神像香火入闽，作为将士们的心灵依托。据东山关帝庙内大殿《鼎建铜城关王庙记》碑文记载：”明洪武二十年建铜山城，以防倭寇。刻像祀之，以护官兵。”由此，关帝信仰始在闽南地区民众广为传开。从乡镇到乡村，众多民居的大厅中堂都供奉”关帝”神像，家里大事小事都来请示关公，比如说婚嫁、出海时，首先要来庙里焚香朝拜让关老爷请个日子。每逢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时，更要备办供品朝拜，年底丰收的时候要到关帝庙答谢关帝，以表虔诚。每逢关帝圣诞，抬神轿、演社戏、上阵头，鞭炮轰鸣，鼓乐喧天，香火非常旺盛。民众希望通过这种民俗仪式，永远得到关帝的庇护和保佑。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闽南地区信仰有组织、有教义的系统宗教的民众所占比例并不高，而民间信仰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构成闽南民众信仰观念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系统的民间信仰，数千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闽南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经验和人生态度，形成闽南民众独特的宗教观念和行为准则。更重要的是，闽南民间信仰与闽南人独特的精神追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闽南民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把握人生价值的鲜明体现。可以说，闽

南民间信仰不仅透露出闽南民众的精神追求，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其中关帝信仰作为闽南民间神祗信仰的典型代表更是对闽南民众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非凡力量。

闽南关帝崇拜主要起源于下列原因：一是古代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借助于关公的”忠义”二字来用来教化人民，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进而巩固自身的封建统治并对其进行神化。自明朝万历（1573-1619年）以来，泉州出现了崇拜关帝的热潮，时人李光缙云：”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荐绅学士，红女婴孺，无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全国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但泉州士大夫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明朝中期，内忧外患，北有蒙古残余势力威胁，东北有满洲兴起，东南沿海有倭寇侵扰。加之政治黑暗，农民起义不断。为了维护封建政权，嘉靖以后的统治者特别注重体现在关帝身上的儒家忠义思想，对民间的关帝信仰有意识地加以扶植和引导，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宋代理学集儒、道、释文化之大成，并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至明代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二是闽南渔民常年在海上捕鱼，需要互相互助的忠义之气合力与大自然抗争，这与关帝的”寐则同床、恩若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忠义思想相吻合；

自古以来世代闽南沿海广大劳动人民”靠海吃海”，以”讨海”即下海捕鱼为生，而海上捕捞作业风险极大，况且威胁他们的生存的不仅有来自大自然的天灾如台风、海啸等，更有来自人祸如海盗、苛捐杂税等，从而使得他们更加乞求神灵的仳护。生活的艰辛使得他们普遍渴望生活安定，富裕平安，他们迫切想要一个能给予他们简单的物质生活、人身安全保障及精神上能给予支撑和寄托的超人间的力量即神。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就是广大群众自身信仰的需要才是关帝崇拜的真正内因。在现代，关帝香火仍然十分鼎盛，关帝仍受到国内无数信徒的顶礼膜拜。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得知，尽管古代崇拜的外因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已烟消云散，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现代广大群众渴望生活安定、富裕幸福的千百年来的愿望依然存在。

三是凡尘世之中，难免有许多不平、不顺、烦扰之事，百姓希望关帝显灵相助。因此形成了闽南”关帝崇拜”习俗。

这种托关帝显灵来预示未来庇佑人生的行为在郑成功传说中可

见一斑。据民间传说，永历三年（清顺治五年，1648），延平郡王郑成功抗清屯兵铜山时，闻其麾下中书铜山人陈骏音等言铜山关帝圣灵显赫，便择日斋沐更服，谒庙进香并祈灵签，得第九十九首上上签《百里奚投秦》，诗云：”贵人遭遇水云乡，冷淡交情滋味长；黄阁开时延故客，骅骝应得聚康庄”。关帝出示的签意点明郑成功未来退离大陆，据守沿海诸岛”水云乡”，最后如”鸿鹄乘风，众随水中”，复台垦台，”得聚康庄”的结果。当时郑成功已明签意

几分，故不久力排众议，决意率师征台，是依关帝神示而行。而关帝鉴于郑成功的忠心义胆，精诚报国，曾于夜中托梦，赐金鳞龙甲予东海长鲸。世谓郑成功为”东海长鲸投胎转世”，故其”戈船十载，波涛一生，身经大小战事58役”，”几乎无月不攻，无日不战”，历尽刀火却毫发无伤，直至驱走荷夷收复了台湾，”一代武功，千秋咸颂”。

我们知道，关帝信仰是民众根据自己的人生把握和审美理想进行想象创造出来的，因此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众的精神追求也是相当丰富的，与民众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可分割的。同样，闽南民众对宗教神袛的信仰和崇拜，也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往往本着”唯神则灵”“唯灵是信”的原则来进行信仰活动。也就是说，只要对民众的人生有帮助的神灵，皆是他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因此这些神佛也在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司其职”，发挥着保护民众的功能。尤其是与岳飞、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神袛一样由民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关帝爷，因其与民众的生活关系特别密切，其作用和功能更在民俗和信仰的沿袭过程中被不断地夸大和神化，据传关帝爷能消灾避祸，安渡人生，平定动乱，庇佑信众添丁进财，诸事顺利等等，而且有求必应，十分灵验。尤以铜山关帝庙和泉州通淮关帝庙的神灵最为应验。

最后是闽南民众对传统美德的褒扬和尊崇，及闽南民众向善的精神追求。

闽南民众的传统美德包括那些遵循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言行品

格，具体说指的是重情重义、忠诚孝悌、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行为及质朴、勤劳、善良的人格品性。这种传统美德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真善美的认识标准，并以此作为品评人物的行为规范。例如关公忠勇仁义、宽宏大量、豪爽侠气、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事迹，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公的故事通过民众的口耳相传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影响民众行为规范的巨大精神力量。

李光缙在明万历三十一年所作的碑记中，就认为当时闽南人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关帝的热潮，是因为关帝生前即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实践儒家伦理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并告诫崇拜者曰：”其或有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信者，无得入此庙，纵祷于侯，侯亦必不应之。”要求他们平时需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就难以达到崇拜的目的，即如庙中楹联所题：”诡诈奸刁，到庙倾诚何益；公平正直，入门不拜无妨”。

总之，关羽信仰的形成，与闽南特定的文化氛围及历史条件密不可分，既包括了政治文化的利用、宗教合流的促进、民俗文化的普及，又包括社会经济盛衰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失衡、国家分裂使人们对忠臣良将的渴望、自然灾害引起人们将其驾驭的幻想以及进庙叩头、见神上香的从众心态等等，是这些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将其神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