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永：曾经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合大学碑文及白话文
西南联合大学碑文及白话文公元2008年，时值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成立70周年校庆。
为缅怀联大精神，纪念70校庆，兹翻译62年前冯友兰先生所撰联大纪念碑碑文，与师大校友并所有缅怀西南联大及关心中国高等教育者共勉。
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冯友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
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
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
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
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
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
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
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
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西南联大的经典事迹
西南联大的经典事迹西南联大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段经典话题，许多历史事件中都与之相关。
其中最为著名的几个事件如下：一、西南联大的创办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教育机构面临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一群爱国教育家们在四川省山区成立了一所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其理念是“学术自由、民主自治、服务人民”。
二、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化西南联大校园特别注重文化建设和人文关怀，不同寻常地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鼓励学生创造性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同时，这所学校还注重师生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建立了那个时代极为先进的“学生自治制度”，让学生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度。
三、西南联大的教育实践西南联大不仅仅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更是一座思想交融和实践探索的基地。
学校的创始人和教师团队都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精英，他们秉承着“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倡导科学探索和实践创新。
西南联大以其独特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不断培养了一批创造性和实践能力强的人才，给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方向和思考。
四、西南联大的命运转折由于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西南联大的教育工作最终在1946年宣告结束，学校被迫关闭。
虽然西南联大只存在了短短9年，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的存在时间。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涵盖了当时中国各个领域的人才精英，他们都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南联大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和一种价值观。
它在教育、科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近代史埋下了宝贵的种子。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作者：冯友兰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2年第14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
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
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
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
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
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
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
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
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馬，有古而无今。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此其可纪念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西南联大碑与碑文
西南联大纪念碑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二·一”四烈士墓西侧，有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碑座呈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中嵌石碑。
碑文约1000余字，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是联大在昆明的重要遗迹。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南侵，平津危急。
原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
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
于当年11月1日上课。
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1月20日，临大正式宣布迁云南。
数百名师生徒步3000余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4月26日抵昆明，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上课。
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
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回昆明。
直到1946年“五四”，联大结束，三校分别迁回平津，历时整整8年。
组成联大的三校，虽有各自独特的经历，但都富于爱国的传统，师生中有不少人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和宣传教育，进步的声音，革命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广为传播。
联大在皖南事变前和1943年“五·四”以后，民主空气活跃，曾举行过盛大的“五四纪念周”，带头发起过“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不少爱国青年，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
联大三校，又都是国内著名大学，三校联合，人才荟萃，学者云集，各显所长，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校方尚能尊重“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提倡学术民主，影响所及，学生中亦沿袭成风，学术团体林立，壁报众多，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注重求实。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8年之中，毕业于联大的学生2000余人，前后进入联大学习的约五六千人。
西南联大历史文化专题(一)
专题一：西南联大的缘起、分校设置和北返
第一节 迁滇论争
张治中知道临大决定西迁云南，表示反对，认为即使 长沙不安全，可考虑其他湖南城市。 临大学生反对迁校成为主流，学生高小文说： 正期弦歌不辍，不料竟有劳师动众，西迁昆明之议， 实属荒芜学识，劳民伤财。 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演讲，认为抗战固然紧迫，但 建国更需要人才，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承担起未来的使命。
专题二：西南联大的教学制度
第一节 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由常委会主席召集，由常委梅贻琦、蒋梦 麟、张伯苓和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 院院长以及教授代表11人共同组成。 其主要职能是讨论学校事务，包括审议学校经费使用、 院系设立与变动、规程制度、建筑、设备等有关学校建设 的重要工作，以及常委会交议的事项。
专题一：西南联大的缘起、分校设置和北返
第二章 再迁昆明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武汉告急，长沙面临战争的 严重威胁。 长沙临大不得不再次迁徙，经西南联大教授与云南地 方当局联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和云南省政府主席 龙云欢迎临大西迁昆明；同时，广西当局亦希望联大搬到 桂林或其他城市。 1938年1月，长沙临大常委会作出迁往昆明的决议。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专题一：西南联大的缘起、分校设置和北返
第三节 《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
《护国史》主纂、原云南大学教授白之翰撰文，弥勒 王景茀挥毫。 序文高度赞扬了西南联大师生的人格风范和治学精神； 同时对联大师生积极开展云南问题研究，使云南各方面情 况得以彰明表示感谢。 序文作为反映云南各族人民与联大深厚情谊的文字，得 到西南联大的回应，联大在《西南联大谢启》中说： 桃潭千尺，未足喻此深情；秋水一篇，差可方兹佳制。 室去临歧，难有琼瑶之报。瞻怀斯土，重晤何时？
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
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作者：刘芳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04期[摘要]20世纪40年代，我国一批著名民族学家先后前往四川南部叙永苗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
从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对同一社区内同一民族支系的研究持续达七十多年的情形实不多见。
本文对老一辈民族学家对川南叙永苗族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及其价值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维汉；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作者]刘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
昆明，650221[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80－006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
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
一历史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
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
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
朱自清作文素材
朱自清作文素材朱自清著名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
1989~1948。
《背影》写于1925年，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第二年。
描述了在家庭遭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儿子的经过。
文章通过朴素真切的语言，表现了父亲的一片爱子之心和儿子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我看见他戴着一顶小黑布帽子，穿着一件大黑布旗袍和一件深绿色棉袍，蹒跚地走到铁路旁。
慢慢地弯下身子并不困难。
但对他来说，穿过铁路爬到那边的站台并不容易。
他双手向上爬，双脚向上缩回；他肥胖的身体略微向左倾斜，显示出一种努力。
这时，我看到他的背影很快地流下了眼泪。
我迅速擦干眼泪。
我担心他会看到，我担心其他人也会看到。
当我再次向外看时，他已经把猩红色的橘子拿了回来。
过铁路时，他先把桔子撒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来，然后把桔子捡起来走。
当我到这里时，我急忙去帮助他。
他和我走进车里，把所有的橘子都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他猛扑到衣服上的泥土上，感到非常放松。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要走了。
我会在那里写信的！”我看着他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头看着我说：“进去吧，里面没人。
”当他的背和来来往往的人混在一起时，我再也找不到了。
我走了进来，坐了下来，眼泪又流了出来。
父亲当时正处于丧亲、失业、典卖、借钱这样“祸不单行”的境遇，然而即使在这惨淡的光景中，父亲并不怨天尤人，一如既往爱护着自己的儿子，为儿子做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
那都是些怎样的事情呢？有的并不是非他去做不可的，如送儿子上火车；有的既不是非他去做不可，也不是他力所胜任的，如爬过铁道去买橘子。
但在父亲的心目中，这些事都是非他亲自去做不可，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做便于心不安。
他一一竭尽全力去做了，做得那么认真、自然，又那样甘之如饴。
比如过铁道，爬上爬下，明明是那么吃力艰难，然而做完之后，他“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为了照顾好儿子，什么灾祸、劳累，他都置之度外了。
父亲在这千难万苦的逆境中为儿子所做的一切，比平常特别是顺境中所做的不知要可贵多少倍。
西南联大百度百科西南联大历史背景
西南联大百度百科西南联大历史背景西南联大历史背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
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云南，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8年5月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
抗战爆发，国难临头，当年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不甘沦为亡国奴，组成西南联大，辗转南迁，以传承民族文化的薪火。
由于甫抵昆明时百废待举，校舍不敷，只得暂将部分师生迁至蒙自设分校。
1938年4月，文学、法学两院师生就这样分两路陆续抵达蒙自：一路由长沙南下，经广州、香港、越南海防，乘滇越铁路火车而来；另一路自湘黔步行入滇，再从昆明沿滇越铁路至蒙自。
蒙自是云南最早开放之地，当地人出以同胞之情和对文化人的崇仰，慷慨接纳了联大师生的到来。
“哥胪士洋行”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旧址之一。
当年单身教师和学生就住在临近湖岸的哥胪士洋行楼内，是当时蒙自难得一见的西式楼房，带家眷的教师和女生则住在南湖北边的城里。
那时在这些楼内暂栖过的大名鼎鼎的教授有：陈岱孙、郑天挺、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钱穆、吴宓、叶公超、汤用彤、燕卜荪、马约翰。
而今，哥胪士洋行旧楼内已辟出西南联大校史和闻一多先生事迹的陈列室战火纷飞下的学园耕耘，孜孜矻矻的学术探究，委实不易，但蒙自毕竟僻处内陆腹地，多少也给心力交瘁、苦苦撑持的流亡者们提供了一方歇息之地。
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政府安置，士绅让房，把这些流亡师生安顿在风景秀丽的南湖之滨，住进了最好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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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曾经的西南联大
来源：四川日报，2005.9.2 “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北大、清华校园,南开大学被炸成一片瓦砾。
平津三所著名高等学府被迫南迁,于10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南京失守后,武汉告急,长沙不稳,三校决定再迁昆明。
1938年2月,师生分三路入滇。
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0年日军进攻缅、中、印边境,昆明局势趋紧,学校又计划将西南联大迁移四川,经反复寻址,最后定址叙永。
西南联大几次迁徙,横跨湘滇川三省,是一次文化的搬迁,是抗战时期教育界的一次大转移。
8月15日清晨,一大群人庄严、肃穆地聚集在了叙永县城边,一个个神色凝重。
原来,他们要别开生面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寻找“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1940年在叙永县留下的余音,以追寻、聆听当年的哭泣、呐喊、振臂高呼之声……
“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北大、清华校园,南开大学被炸成一片瓦砾。
平津三所著名高等学府被迫南迁,于10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南京失守后,武汉告急,长沙不稳,三校决定再迁昆明。
1938年2月,师生分三路入滇。
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0年日军进攻缅、中、印边境,昆明局势趋紧,学校又计划将西南联大迁移四川,经反复寻址,最后定址叙永。
西南联大几次迁徙,横跨湘滇川三省,是一次文化的搬迁,是抗战时期教育界的一次大转移。
辗转奔波入叙永
叙永位于长江上游,是川滇黔边区重镇,离重庆仅二百余公里,地虽不大,但人口稠密,城内外有多处庙宇、祠堂,可安排学生食宿和学习。
1940年底学校首先将一年级新生七百余人迁至叙永上课。
其他年级也准备根据时局情况陆续迁来。
这些学子多数来自沦陷区与海外,他们辗转奔波,来到小山城叙永,在古庙油灯下,叩终身知识之门,求光复国土之路。
一部分师生,组成入川旅行团,从昆明徒步行军,决心在漫漫征途中磨炼自己,同时也沿途作些抗日宣传。
有教授临行前写下家书:“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
”
师生每人背一把大油伞,身挎干粮袋、水壶,舍车步行,翻山越岭,横渡激流,栉风沐雨,晓行夜宿,有时借住荒村野店,有时以破旧古庙栖身。
一路上,但见农田荒芜,人民生活困苦,尤其是少数民族更是家徒四壁,食不果腹,师生们深受触动。
当时正值冬日,路上寒风呼呼,师生们脸手脚都冻得通红,但心中热度不减,他们高唱着联大校歌,行走在乡野之间。
广袤的大地上回荡着师生们激昂的歌声。
师生们一边行军一边还做抗日宣传。
他们写标语,作演讲,表演文艺节目。
每到之处,他们都用自己的热情聚集起广大民众。
一次在一个小县城,一位姓王的青年教师站在一土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侵略者占我半个中国,杀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时,人群顿时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的口号声似排山倒海震荡了整个县城,当场就有一些青年人表示要参军上前线,为国效力。
入川旅行团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火种播撒在哪里。
他们把这一路行军当成锻炼自己的大课堂。
一路上学生们还采集标本,探访民风,
收集民歌,学到了平时学校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段徒步行军历时近两个月,行程一千多华里,是联大叙永分校不同寻常的开端。
苦中有乐的校园生活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大本营在叙永城内文庙和关帝庙,女生宿舍在帝主宫,男生宿舍兼教室在南华宫和春秋祠,其他上课和做实验的地方以及图书馆兼自休室都在各大庙宇中。
课程设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普通化学、微积分等。
教师阵容也相当整齐,都是从昆明本校来的一流教授。
比如中国通史教授吴晗,朱自清也来教过一段时间国文。
分校校长是“五四”时期就蜚声文坛的杨振声教授。
当时生活条件十分清苦,同学们住的古庙有的早已破败不堪,几十个学生挤在一间宿舍里,四壁通风,冬冷夏热,常有飞机(蚊子)、坦克(臭虫)为患。
吃饭没有食堂,没有饭桌,在地上划一个圆圈,菜在中间一放,写上号码,八个人就可围着蹲着吃起来。
由于物价上涨,吃的多是砂子很多的糙米和不见油星的菜。
很多同学由于生活困难,而不得不去兼差挣生活费。
不少教授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节衣缩食。
图书少、设备
也极其简陋,没有电,晚上师生们就靠油灯照明,照样刻苦钻研学习。
虽然贫穷,但守节是读书人应有之品质,敬业、爱生是教师应尽的天职。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秉承本校优良校风,在抗战环境中,形成了浓郁的民主精神和学术自由氛围。
由于时局的原因,这一年联大叙永分校连续上了七个月的课,没有放寒假。
每天都要上几个小时的课,有时连星期日也不休息。
工学院同学常在星期日安排考试,或者画工程画。
理学院的学生在仪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安排实验课,治学态度十分认真。
师生们苦中也有乐。
分校的师生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热情奔放。
由香港来读书的同学会玩一种垒球,在操场上一边跑着一边喊着外语。
衣着考究的同学,在叙永小公园亭子中跳交谊舞,还有一些有音乐素养的同学带来提琴在宿舍附近练习。
叙永城边有一条永宁河,水流清澈,两岸风光如画,夏日里,不少学生在河中游泳玩水。
在繁忙的功课之余,一天的疲劳全消。
一批治学严谨的学者是联大叙永分校引以为荣的骄傲。
朱自清早就是我国著名学者了,但在叙永的那段日子里,他仍是按时作息,孜孜不倦地治学。
一个仲夏之夜,朱自清从煤油灯下起身,漫步永宁河边,从杨武坊经永宁河下桥转到上桥,观看两桥之间的夜景,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心中生起。
后来,他在写给朱光潜教授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记叙:“叙永是个边城,永宁河曲折从中流过,蜿蜒多姿态,河上有上下两桥,山高水深别有一番幽味。
东城长街10余里,都用石板铺就,很广阔,很气象,西城是马路,却石子像刀尖似的,一下雨,到处是泥浆,两城都不好走。
”朱自清把当时叙永城的景况,描绘得多么真切!
在抗日战争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一代名教和莘莘学子,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持弦诵不辍,他们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联大“刚毅坚卓,勇于进取”的校训。
校园内的抗战
国难当头,外敌侵凌。
在这片后方静土上,师生们从没有生活在世外桃源的感觉。
前方日趋紧张的战事牵挂着师生们的心,祖国的存亡赋予了联大师生一种神圣、沉重、苍凉的使命感和承受巨大磨难的韧性。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每一个捷报都使师生们无比振奋和鼓舞。
师生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心要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贡献一份力量。
当时重庆发起爱国献金运动,各地纷纷响应,联大师生们也积极捐款捐物。
由于师生们生活也十分艰辛,捐款物尚少,又组织起学校演出队在叙永大众中表演。
一次,当学生们表演《松花江上》时,全场早已是哭声一片。
一场又一场的动人演出轰动了整个叙永县城,人们踊跃捐款捐物,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抗日支前热潮。
师生们为宣传抗日,还开办了《流火》、《野草》等大型壁报,后来牺牲于中美合作所的刘国志就是壁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由于当时的形势已不同于抗战初期,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救亡活动渐趋隐蔽。
壁报把“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作为自己的宗旨,材料主要来源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世界知识》及一些同志带来的内部资料。
他们把远东慕尼黑阴谋、日伪与顽固派合流反共、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登载在壁报上,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为适应抗战需要,学校还专门开办了机械系、航空系等,为国家积极培养国防科技人才。
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还未到毕业就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叙永分校学生朱湛、沈宗进、王文后来在参加中缅抗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一年后,时局渐趋稳定,叙永分校又迁回昆明本校。
“跨山遥,飞海阔,皓首童心,共赴…双城‟(叙永旧称)。
负笈请缨肩有责,毅卓刚坚,救国情弥切。
”60多年过去了,“联大精神”仍长存于泸州人心中……
■官燕本报记者刘廷远/文周世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