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与贞观治世的形成

浅析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与贞观治世的形成【摘要】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统治期间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盛世的出现，与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密不可分。

本文试从其人才观、用人方法、取士标准、用人原则四个方面来探讨贞观治世的秘诀。

【关键词】唐太宗；人才观；贞观之治
人才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关键。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才”，[1]始终把发掘、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他统治期间，不拘一格、广觅贤才，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贞观盛世。

王夫之曾对唐朝人才济济的景象评论道：“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

” [2]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的竭力相助，才保证了贞观时各种政策的实行与政治稳定，最终实现贞观盛世。

一、人才观——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唐继亡隋而兴，隋朝速亡的震撼使唐太宗得出一个结论：乱，未尝不由小人；治，未尝不由忠贤。

因此，唐太宗非常重视人才，他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 [3]一再强调：“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

[4]他把君臣共治视为用人的指导思想，将举贤任能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这就为贞观盛世的实现奠定了牢固的人才思想基础。

在用人政策上，唐太宗为了培养、选拔人才，也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

首先，大兴儒学。

他首先从完备学校制度抓起，设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

同时将国子监设为国家最高学府，下辖国子、太学等下级学校，召集天下著名学者在国子监讲授儒学。

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备与儒学的兴盛使得大批人才源源不断的输入朝廷。

其次，重视科举取士的作用。

他继承并改革了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增加了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的增加大大增加了庶族地主做官的机会，每年科举都有大量人才进入朝廷。

此外，太宗不拘一格，还通过“自举”、“荐举”、“诏举”等方式破格提拔许多人才。

据《全唐书》记载，太宗在执政期间，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

这些提拔人才的方法使得许多有真才实学但又未被科举选中的人才提供了
入朝机会。

二、用人方法——知人善任，扬长避短
唐太宗善于知人，他平时喜欢观察大臣的品性与才能，对身边许多大臣的特点了如指掌。

有次，他让身边大臣当面提出批评意见，长孙无忌却说无过失可言，于是太宗借此机会对他们一一进行品评。

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

……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体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

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

……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 [5]此外，他对几员武将的评价也颇为中肯：“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
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 [6]作为封建社会最顶层的领导者，唐太宗对部下的是非好坏，优劣长短了如指掌，任用起来必然会得心应手。

唐太宗善于任人，他能根据其臣僚能力、秉性的不同量才授职。

他把君主用人比作巧匠制木，主张：“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 [7]魏征的“不存行迹”是人所共知的缺点，然而在太宗眼中，其轻慢的举止正是一个谏臣应具备的品质。

在其统治期间，魏征共提出二百多条意见，是朝中唯一敢于犯颜直谏者。

房玄龄，为人周全谨慎，擅长谋划，但处理问题优柔寡断；而杜如晦虽然没有房玄龄细心，但处理问题英明果断。

于是太宗分别任二人为左右仆射，一谋一断，优势互补，于是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房谋杜断”。

太宗“各用其长”的方法，使得人尽其才，取得了最大效益。

三、取士标准——德才兼备，不避亲仇
唐太宗选拔人才时基本坚持“德才兼备”的取士标准。

他认为，“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8]坚决反对“惟取言词刀笔，不悉景行”的取才标准。

他主张：“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9]在对官员的考核中他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践行的，如识别官员的“六正”、“六邪”大部分都以德行为评判标准；考核官员的“四善二十七最”也是要求官员“才行俱兼”。

唐太宗德才兼备的取士标准与贞观时期清明的政治不无关系。

唐太宗用人唯才是举，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他主张“为官择人，唯才是与。

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10]魏征、王珪、薛万彻等都是李建成旧臣，曾经“敌我分明”，但他都以“各为其主耳”为由，对他们既往不咎，重用不疑。

长孙无忌虽为其妻舅，但颇有才能，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太宗亦不避亲嫌，取其才行，委以重官。

而对于功不如房、杜，却与房、杜抢功的皇叔李神通，太宗却不徇私情。

此外，太宗还能冲破民族偏见，重用少数民族，并先后将其亲姐妹衡阳公主与九江公主下嫁给突厥族大臣阿史那杜尔与执失思力。

太宗贤不弃仇、唯才是用的用人方法，使朝廷内部保持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为贞观之治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用人原则——以诚待士，用人不疑
唐太宗认为，选拔人才时知人善任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想让大臣推心置腹、为国尽忠，在用人过程中就必须对其以诚相待。

他主张：“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

” [11]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建议将东宫旧臣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太宗却“引居左右近侍”，使他们“心术豁然，无有疑阻”，以诚恳的态度化解了宿敌，巩固了统治。

大臣李勣得暴疾，需须灰作药引，太宗毫不犹豫剪掉自己胡须给他送去，李勣康复以后，跪地感谢，“顿首流血”。

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年代，太宗此举可谓感人至深。

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病重期间，太宗亲自探望，“每日供御膳”。

大臣去世后，太
宗每每“悲不自胜”，甚至痛苦流涕。

太宗选拔人才须德才兼备，十分严格，然而一经任用，太宗就会大胆使用，充分予以信任。

他说：“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 [12]认为信任是相互的，君主只有信任大臣，才不会产生隔阂。

武德时，很多降唐旧将相继逃走，有人断言尉迟敬德必叛，并将其囚禁，而太宗果断选择相信他，不仅将其释放还宽慰他，后来尉迟敬德果然出生入死、终身为其效力。

房玄龄身居要职，经常招来嫉妒与谗言。

有次，有人跑到太宗面前诬告房玄龄，太宗不但不信谗言，还果断将其“叱令腰斩”。

贞观期间，凡“讦人细事”者皆“以谗人罪之”，使得许多忠贞之臣免于小人祸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风气。

【参考文献】
[1][9]吴兢.贞观政要（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4][8]吴兢.贞观政要（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7]]唐太宗，帝范（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沈昫.旧唐书（卷六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吴兢.贞观政要（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