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一)

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一)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内容提要】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

迫切需要的工作，就是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灵魂深度，探讨它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结合对西方文学资源的整合，中国文学应获得启示，借用王晓华的话，就是：地球村时代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人类力量的空前强大和自然界的空前脆弱，因而人类不得不从征服者转变为家园的守护者，文化（文学）也不得不从征服者的文化转变为守护者的文化（文学），所以，当代文化（文学）的最高尺度只能是守护家园（守护存在）与追问灵魂。

“无物之阵”的孤寂与悲凉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化的丑陋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在这方面，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可以望其项背，然而他老人家始终没有表达过人生存的终极意义。

他的“投枪和匕首”令他的论敌胆寒，他自己面对的却是“无物之阵”的孤寂与悲凉。

思想家面前的社会是无物之阵，也许是一种宿命。

鲁迅指出国民的愚昧、麻木，但他只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只能指出现象，不能追根溯源----没有谁可以为国民性负责，这种虚空的结果使鲁迅不断思考，又不断怀疑与否定。

因而《野草》是这样惨痛----前面有野百合野蔷薇，前面也有坟----鲁迅只能选择不停往前走，这要多少的勇气，他明明白白自己是走在“无物之阵”里，挣扎在一种无望里。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在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这是鲁迅对黑暗现实的深切认识。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黑暗相抗衡。

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

《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

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野草》中鲁迅多次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阴冷、怪诞、恐怖、残酷、虚无、悲观。

鲁迅以彻底绝望的冷眼打量世界，以彻底的虚无投入无物之阵，这多少有点独战的味道。

这个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也时时面临被虚无主义吞没的苦境。

徐麟仔细分析过鲁迅的“虚妄哲学”，它就象一支双刃剑，既劈散了鲁迅的希望，也劈散了他的绝望。

而鲁迅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他内心虽然布满绝望，但那想要冲突绝望的火并没有大。

事实上鲁迅走后的精神困境依然还在困扰着人们，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到了无所信的地步，无法把悲观主义坚持到底，沿着悲观主义作彻底的追问。

鲁迅一生在与他人的对抗之中充满了孤独与悲凉，他以为从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易卜生对克尔凯郭尔的解读（“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就是那最孤独的人”）中找到知音，然而这只是他的一种误读。

尼采说“上帝死了”，但鲁迅不知道尼采始终在寻找上帝，他希望人不再奴隶似的依附于神，而是唤醒自己身上上帝的影子，个体生命自身不断超越，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上帝。

克氏的孤独也是意在逃出他人的眼光，作为自足的个体存在。

鲁迅只汲取两位存在主义大师强力的一面，但其力量却不是从自为的角度获取的。

对于生的虚无，鲁迅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但他与他人始终存在的对抗与敌对使他无法走向佛教普渡济世的慈悲情怀中去，反而是“我决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的无情。

鲁迅对一切精神资源都保持距离，依靠自由意志抵抗外来的任何桎梏，他在实质上上成了地道的精神无赖和精神流氓。

我一直认为，鲁迅身上受到的佛教和尼采的思想，妨碍了他走向基督。

鲁迅始终未能意识到需要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他的脑里有太多的“空”、“中间物”的思想，实际上是印证牺牲的必然性。

鲁迅始终未能意识到需要为“痛苦”、“绝望”的承担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

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

对于前者，鲁迅说：“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对于后者，鲁迅竟然“废书不观”。

由此不难看出鲁迅与他们的一大差异，即鲁迅是执着于现世的一重世界，希望在现世就把一切帐统统结清，主张“拳来拳去、刀来刀档”，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一个都不饶恕”，而不象他们那样坚持在人的世界之外去追求一个更高存在的维度.这就是鲁迅思想的特色，即“中间物”思想也，同时是他的深刻也是他的局限。

相比同时代的知识者，鲁迅更能穿透文化和社会种种的遮蔽，以其殊异的哲学气质，拒绝高蹈者和逍遥者的姿态，固守着生命的感悟，洞察着人生悲剧，立足于个体的“痛苦”和绝望，与传统纠缠一处，捣毁人们原以为“是”的牢笼，把荒诞的存在还原为荒诞，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

但是，未能从“痛苦”、“绝望”走向“信仰”、“爱”，他是想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给我留下的启示是荒凉的，站在20世纪留下的精神废墟，我们需要从理性带来的灾难中走出，彻底抛弃对人的虚妄的崇拜，投入信仰和爱之中。

“流氓精神”的恶劣遗传鲁迅的荒凉多少与缺乏信仰的依靠有关，缺乏信仰或许只能与对手扭在一起。

这种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在看远些，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只有对人的智慧的信仰、对策略、计谋、阴谋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义气”而没有对终极的道德、真理的信仰；《水浒传》对暴力的热衷更是明显，武松杀嫂的描写、李逵活吃人肉的描写等等，一个“义”字掩盖了多少冤魂的屈死，掩盖了多少“所谓英雄的嗜血本性”？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比如“爱”、“同情”等等，所以没有对“暴力”的批判能力。

（显然，出于对白话语言形式的欣赏，中国现代作家接受了这些小说，这些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重视权宜之术、信仰暴力的精神也渐渐地被转化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革命思维”、“反帝思维”等中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化没有根本上和封建文化的的病态性、暴力性、权术性分道扬镳，也就是没有和“流氓精神”一刀两断。

中国人精神中的“流氓”特征最早为鲁迅所发现，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精神分析》里作了精辟地分析，认为禹设计的流氓精神为屈原、孔子、刘邦或朱元璋所实践，流氓精神已经坚定地散渗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中。

“流氓精神”的特征是丧国丧地丧本，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无赖逻辑。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名著构筑了国人的精神幻象，可以说构成了国人的精神心理。

鉴于名著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解毒工作十分重要。

学者王学泰和李新宇近出一本为古典名著的解毒的书中，对古典进行了“颠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流露出中国社会几百年的游民气，它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散播着与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的不和谐音，可以说《水浒传》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负面大于正面。

为名著解毒就是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的事业，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各类经典进行系统评估，把那些野蛮的、残暴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

目的是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建设“人的文学”，摈弃“非人的文学”。

批判弥漫于其间的“流氓精神”，指出“流氓精神”所带来的人口减少、经济倒退、宗法被破坏、社会制度被打乱和暴力的、非理性的等反社会的恶果，从思想上制止“流氓精神”的无节制扩散。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所宣扬的精神与人类健康文明格格不入。

长期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把残暴当勇敢，把恶魔当英雄。

如果不能改变一下这样的“心”，就很难真正进入现代，很难与世界和平共处，也很难争取到像人一样的生活。

《水浒》讲述了顺民变暴民，暴民最终被招安变成奴才的过程，其中充斥了许多底层社会的生存百态和谋生智慧；而《三国》则是讲权谋讲厚黑。

吴思先生在《闲看水浒》的序言中提到：“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

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著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预期，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商人，扩大地盘，获取血利，然后公平分配。

”宋江和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深刻地了解当时中国人的人性，当时中国的世情。

这种人性和世情就是：实在的人情，虚幻的原则。

把丢弃原则的“流氓精神”捧为法宝是国人的生存写照，在这种背景下，规则让步于人情（人情是广义的，它可以由交情构成，也可由金钱来购买），在呼吁法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于对国民性的改造。

这个工程比颁布公正的法律、选拔优秀的司法人员、民主宪政、强化各种监督体制还要艰巨。

如何鲁迅继承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是个大问题。

冉云飞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自慰品》中指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妇孺皆知的所谓名著，乃至新旧武侠小说，构筑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精神自慰品。

这些自慰品的内核便是：胡乱杀人、官官相护、强权有理、你死我活、赢家通吃。

探讨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中国广受欢迎，历久不衰，极有土壤，便会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即中国人普遍的意淫状态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尚好，从而在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和渊深似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点自己哪怕微渺的动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众赢得动物需求的外在体现形式。

可以说，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与国人的专制心理互为同构，这种同构伴随着以暴易暴的流氓心理，缺乏终极关怀作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