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发展史

经济地理学发展史

19世纪的商业地理学——主要编纂和讲解生产的地理，通常是服务于欧洲权贵的殖民地开拓（Barnes,2000）。其当今的形式、方向和地位主要是近50年来英语世界丰富著述的结果（Scott,2000）。

经济地理学的学术进步并不总沿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对所研究的对象的理解从差到好，而是在不断停顿与跳跃，随着老的研究范式逐渐式微，新的范式又取而代之。

EG中著名的范式之争：虽然没有日心说/地心说、进化论/创世说之争的代价和影响那样巨大，但EG领域因所持的范式的原因，一些讲师和助教失去终身教席，一些学生考试成绩欠佳。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特向（T.A.Hartshorn）与舍费尔（Schaefer）之争，预示着经济地理学从区域地理向空间科学的转向，60年代计量革命兴起。

70年代中期贝里（S.Berry）同哈维(D.Harvey)交手，作为空间科学家的贝里接纳了哈维的马克思主义。90年代初马西(D.Massey)批评哈维的马克思主义中忽视了性别文化。

这些争论，不仅带来理性和学界研究标准的消长，也意味着社会和文化的交叠。

计量革命/科学实证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了经济地理学，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7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学的气氛开始弥漫，直到80年代中后期，政治经济分析，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辅助批判现实主义(Sayer 1984)；

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产业集群等）

与性别和地方文化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的感知在80年代末初露端倪，制度主义范式与文化转向：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Veblen)制度主义：偶然和现实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及其互动在经济构建与维系中的核心地位。

经济总是根植于复杂的制度关系中，受其塑造和驱动，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重要性，就无法全面理解经济（及其地理）现象和有效的改善方法。阿明(Ash.Amin 1992)正是围绕着这一点，针对帮助工业化国家落后地区的政策设计，创造了EG的制度主义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政策往往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制度是难以移动和改变的，深深扎根于特定的地

方。阿明的研究使EG开始偏离哈维、塞耶所设立的严格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制度扩大了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思里夫特、奥尔兹(Thrift,Olds,1996)将这一转向进一步清晰化（以圣诞为例证），成为哈维所谓的EG可怕的“文化分析”范式的正式宣言。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1世纪以来，基于80年代开始出现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限理性、非均衡、新异、不可逆、多样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解释企业、产业或技术创新的空间活动。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管理和能力，而这些因素是在过去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积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的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高度相关性。

21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关系经济地理学：情境性（根植性）、路径依赖性、或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