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浩然诗中之隐士形象看其仕与隐之心态
古代诗歌研究第九章：孟浩然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 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 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 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 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 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 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 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
3、对偶与用典:对偶与用典,是魏晋以后诗歌发展的一 个明显趋向,虽然对偶的运用存在个体的差异,但总体趋 向上是越来越多。而孟浩然的诗歌基本上是随口道出， 宛如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他不用奇字怪句， 不尚精雕细刻，也不采用色彩明艳的词语，但意境清幽， 浑然天成。
严羽《沧浪诗话· 诗辨》： 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 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 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谢灵运的诗，展现出一种超拔俗流、孤芳自赏的情怀。其 诗的意境，大多具有幽深、明丽、孤峭的特征。尤其是笔 下的山势，极少呈现平远悠渺之状，而多是峥嵘层叠、线 条锐利、很有力量的状态。这和他的个性和写作时的心境 有关。谢灵运的山水诗，几乎全都是他政治上失意时写的。 他企图通过对山水的欣赏来忘却现实的压迫，但出于高傲 和褊躁的个性，一种贤者不为世用的孤独和苦闷，总是不 可掩饰地呈现出来。
一股子布衣的兀傲之气和隐士高人的清高之气。
《新唐书》记载的，说是唐玄宗在王维第中见到孟浩然： “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
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又载：“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 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 他！’卒不赴。”这都说说明孟的性格中确实有桀傲不群, 不把功名富贵放在眼里的一面。
孟浩然诗(三首)简析
孟浩然诗（三首）简析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从这首诗的后两句看去，诗人一夜没有睡好，风雨声让他担心花朵可能经受不住；后来迷迷糊糊地睡去，连天亮了都不知道。
这时到处都能听到鸟叫的声音，美妙极了。
尽管有风雨，春天仍然是挡不住的。
生活是多么美好，完全用不着感伤。
世界上不可能永远阳光普照，毫无风雨；生活里总会有曲折变化。
“‘落多少’可以不说，又不容不说”（吴瑞荣《唐诗笺要续编》），诗人既有他的担心，又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以后者为主。
在这样一首非常明白易懂的小诗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真景实情，人说不到”（顾璘《批点唐诗正音》），所以很耐读。
孟浩然热爱生活，与花鸟大有感情，同自然和谐相处，他的担忧和愉悦又都是淡淡的——这样的诗人，大家都喜欢读他的作品。
访袁拾遗不遇洛阳访才子，江岭作流人。
闻说梅花早，何如此地春。
在唐朝，被认为有罪的官员往往被打发到南岭以南的蛮荒之地去，让他受罪。
孟浩然虽然一生没有正式进入官场，但认识不少官员，其中颇有被发配到岭南去的，例如他有一首题为《江上别流人》的诗写道：“以我越乡里，逢君谪居者。
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
驿使乘云去，征帆沿溜下。
不知从此分，还袂何时把。
”其中就流露了对于被流放者的同情——那时许多被流放者其实是比较好的官员。
南岭是很大的山，也是一条天然的气候分界线。
南岭五岭中的大庾岭以梅花著称，据说“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
寒暖之候异也。
”（《白孔六帖·梅》）诗人的朋友袁瓘袁拾遗被流放到岭南去，应当比较早地看到梅花了，但那里的春天同洛阳的春天相比又如何呢？问这样一个似乎不着边际的问题，隐含着对于落难之友的同情。
孟浩然的诗总是写得很含蓄，下笔很淡，然而很值得咀嚼回味。
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孟浩然一辈子没有正式做过官，是著名的隐士，而从这一首诗看去，他并非不想出仕，倒是很希望有高官来引荐提拔自己。
孟浩然隐逸诗研究综述
孟浩然隐逸诗研究综述作者：谭振文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3期[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02孟浩然一生中所作的隐逸诗何其之多，但其中也有不少干谒之作。
然而，当韩朝宗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与张九龄等人的会面宴席后，他自己却毫无愧色的爽约了。
这段故事传唱一时，都以孟浩然是真正的好节之士。
那么，对于孟浩然，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看，怎样去对待他的隐逸诗歌？他是真的隐士，还是失意的文人？一、思想首先需要界定的是，入仕才是孟浩然的主流思想。
宁松夫在《孟浩然隐逸思想定位论》等文章之中提到，孟浩然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形成其隐逸思想。
但在孟浩然的一生中，出仕并不是他思想的主流。
下定雅弘的《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认为科考的失败使孟浩然的隐逸生活不再舒适。
黄芝栋在《孟浩然和魏晋名士风流》中提出孟浩然之所以意在隐逸，是深受魏晋名士风流影响的。
儒释道三家对孟浩然也有深厚影响。
程晨《论孟浩然诗歌中的道家情怀》中谈到，之所以称孟浩然以“隐逸诗人”，其诗歌暗合道家思想便是原因之一。
孙延辉《儒家思想与孟浩然的入仕情结》中说道，孟浩然并“不是一个甘心隐居的世外高人。
”高人雄的《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则认为，孟浩然一生除与达官贵人、著名诗人等相结交外，还与很多僧人交往，这无疑对他的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他类似文章不在少数。
孙亭《从盛唐气象观孟浩然的出仕思想》认为“孟浩然……对仕途没有忘怀过。
”天真烂漫的文人总想着儒道能够很好的融合，但这之中总有消除不了的鸿沟存在，霍志军就在《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一文中说，仕与隐的欲调和而实际上难以调和，是孟浩然最终失败归隐的主要原因。
周建军在《孟浩然诗歌隐逸情怀之文化背景追索》一文说明了孟浩然的隐逸情怀荆楚文化和自然风光有关。
向永心的《浅析盛唐漫游之风对孟浩然山水诗歌的影响》阐述了漫游对孟浩然隐逸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唐朝的诗人孟浩然没有官做
唐朝的诗人孟浩然没有官做我们都知道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我们都读过不少由他所创的诗作。
那么你想知道这位诗人究竟有没有当官呢?如果你想了解这个问题可千万别错过了这篇文章哟!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
曾隐居鹿门山。
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
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
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
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
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多样的山水诗歌意境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
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
如《彭蠡湖中望庐山》。
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
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
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
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
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
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
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
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
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
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背后是诗人归隐的无奈
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背后是诗人归隐的无奈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生活中，有的人说话让人感到舒心，有的人一开口便让气氛紧张。
有人不管面对谁都能镇定自若，可有人总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人面前，不知所措，慌不择言。
从古至今，说话一直是一门艺术，凡能走上高位者，说话必然圆润，能够揣人心思，三思而语。
故而，历史上不缺才华虽浅，终得锦衣之人，多少才情卓绝，狂逸奔放的诗家大学者，反倒名落深山，麻鞋布衣，历游山水，与官场失之交臂。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文字里落笔生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不善言谈，特别是与女生交谈，尤其如此。
一个人的时候，我笔下的字，笔划收敛，清秀隽永，若多了众人的旁观，则不知其形，歪斜横逸，无心起笔。
我只是一个平凡简单的男子，此生未曾想过荣耀红尘，留名浮世，纵使因为一次紧张，言语失当，也不过是篱外一朵闲花的疏落，轻简如水，少有波澜。
只要文海墨溪里，我能一直细细流淌，淙淙有声，给人带去清凉，尘世中的冷落与疏离，则无关痛痒，不必介怀。
就像风流闲淡的孟夫子，错过只是为了更好地选择开始。
当大唐的龙门关闭的时候，他就选择游览名胜，探看古迹，将万里山河收入眼底，将千载兴亡当做结朋饮酒时的闲谈，倘若市井红尘，还要不依不饶，就在阳光下的故乡，择一方山水，归隐田园。
城市之中，是否也人和孟浩然一样，因为紧张，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断送了一生的富贵前程，香车宝马，珠帘美玉？他不过是一时着急，背错了诗。
但这样的紧张对于他这样一个奇人似乎不可原谅，机会总是留给那些稳健沉着的诗客，比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
这些诗坛的巅峰神话都曾拜倒在他的清诗下，可是那又如何呢？虽是晚辈，但都入了仕途，得到了前辈最想拥有的东西。
特别是诗佛王维，曾举座四惊，博得公主的喜爱；又空山鸟语，谭深水静，于辋川别墅，栽花种草，煮茶翻阅经书，离佛仅一步之遥。
关于孟浩然的几点评价
关于孟浩然的几点评价——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李白是一个高人，能入他老人家法眼的并没几个。
这首诗对孟的评价之高，在李白的笔下是再没有第二个同时代的诗人享受这样的推崇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诗风的转变，对孟的评价后来渐渐复杂，1.与陶渊明比，孟浩然算否真的隐士？陶渊明在山水田园诗方面的造诣和威望是很受推崇的，由此，后来的诗评家对陶渊明和孟浩然的隐居生活也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两个不同：一，陶渊明是真的参加劳动，和农民一起下田的，而孟浩然则没有亲自劳动过；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引退的思想很统一，而孟则长期被求官不成的事情所困绕。
——因此，与陶相比，孟的隐居生活似乎要“假”一点。
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不然。
评论孟浩然的隐居选择，首先要了解他选择的背景。
的确，孟的一生大部分都怀有“徒有羡鱼情”的烦恼下，甚至晚年还做了张九龄的幕僚。
但是，只要明白孟浩然的生活时代，你就会对此更加钦佩了：开元盛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顶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是一个梦一样让人兴奋和自豪的年代！“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下机会多多。
而孟浩然呢？他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怀有同时代人共同的愿望，一方面又不能放弃自己悠然和清高的本性而混迹于官场。
——再看看陶渊明的生存环境，不用多说了，他的隐居有多少无奈和回避的成分呢？只要读读他的《咏荆柯》等作品就可以知道。
因此，孟浩然的选择是自发的（虽然艰难），两条道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尤其让人钦佩。
而陶渊明的选择有多少客观环境的因素，则很难考量了。
所以，我觉得与陶渊明比。
孟浩然是更真实的隐士。
至少，以上面的理由就武断地否定孟浩然的隐士品质，是很浅薄的观点。
2，关于孟浩然的诗风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
夜归鹿门歌(2017公开课)
迢荒流清 递城水川 嵩临如带 高古有长 下渡意薄 ，，，， 归落暮车 来日禽马 且满相去 闭秋与闲 关山还闲 。。。。
归 崇 山 作
王 维
请同学们按照置身诗境，缘景明情 的基本思路赏析王维的《归嵩山 作》。 谁来为大家先介绍一下作者？
王维 (701 — 761) ，字摩诘，人称“诗 佛”,太原祁 ( 今山西祁县 ) 人。 •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之一。 • 与孟浩然齐名，世称“王孟”。
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六）》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即今耆旧无新语，满钓槎头缩颈鳊。
我又想起襄阳人孟浩然，他的诗清新可赏，句句足以永世流传。如今的诗坛老 将再也写不出新奇的诗句，只好用木筏捕取鳊鱼在汉水之边。 槎（chá）：泛指船。耆（qí ）旧：年高而有声望的人，故老。
称赞孟浩然，突出孟诗特点：清爽淡远。第一句，襄阳是孟浩然的籍贯，在 句前着一“又”字，凸显这位山川田野派墨客在老杜心中的重要位置。第二 句“复忆”孟因：孟诗歌清爽淡远。孟诗，句句都值得传诵。表达他对孟浩 然的赞美和敬慕之情。第三、四句而今的年高而有声望的人很欣赏孟浩然， 在孟的眼前自惭形秽，写出的诗句无法逾越孟浩然，就只好作罢，于是便学 孟去钓鱼“槎头鳊”，这一行动，表明对孟的推崇了吧。前一句用“耆旧无 新语”反衬孟浩然的“清诗”，后一句用“耆旧”“漫钓槎头缩颈鳊”来陪 衬孟浩然的隐逸形象。
无奈的隐者
• 孟浩然性格孤高狷介，不愿在权贵面 前摧眉折腰，但他始终怀抱济世之志，在 隐与不隐之间徘徊。所以“长寂寥”“惟 有”中还掺杂着一愤郁不平之气。 • 孟浩然醉心山林，不过是面对世间种 种不如意而做出的排遣忧愁，逃避现实的 无奈选择。
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因拒绝征辟，携家 隐居鹿门山，从此鹿门山就成了隐逸圣地。
通练二 隐与仕——人生的不同抉择
通练二隐与仕——人生的不同抉择主题导语隐与仕，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仕隐文化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中，“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实现人生价值的两条路径，要么出仕，光宗耀祖以达治国平天下；要么入隐，安贫乐道以求人格独立自由。
然而，看起来都能得到终极圆满的人生两境，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却没有以同等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仕与隐，“学而优则仕”“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抉择是仕与隐的基本守则，浅而易显地折射出了文人士大夫们厚此薄彼的普遍心态：以仕为重，隐轻之，隐乃仕无门、无奈、无望下之举。
毕竟，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们，大多怀有强烈的、积极的出仕愿望，而这种出仕为官兼济天下的理想与道家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隐逸情怀并不能两相兼得，如此一来，在出仕与入隐之间，必定发生抉择上的碰撞，火花之下，古代丰富多彩、别具特色的隐逸文化就此产生。
一、信息类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17分)材料一：在中国文化中，“隐”“逸”二字常常连用，其含义也非常接近。
“隐”的本义是幽闭、藏匿，这是一种韬光养晦的人生智慧。
“隐”大致可以分为“身隐”和“心隐”两种。
“身隐”限于形骸，在表象，重名义；“心隐”旨在精神，在内核，重本质。
身隐者未必能够做到心隐，心隐才是更高的境界，这是对现实、对个体生命的一种超越。
与“隐”略有不同，“逸”的本义是逃亡，稍加引申，可以作避世来解。
从遁世的意义上来讲，“隐”和“逸”可以相通，所以常常把“隐”和“逸”连在一起用。
但是，“隐”和“逸”在内涵上又有区别。
“隐”有精深、微妙之意，如《周易正义》中说：“探赜索隐，钩深至远。
”有时又指幽静、幽深之境，“且其山川形势，则盘纡隐深”(嵇康《琴赋》)；或指表情达意的含蓄委婉。
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文外之重旨”(刘勰《文心雕龙·隐秀》)。
“逸”常常指闲乐、安适，如《国语·吴语》中说：“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处以念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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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浩然诗中之隐士形象看其仕与隐之心态作者：许红星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02期摘要：孟浩然在诗中提及很多隐士高人，他是借助这些隐士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渴望建功立业之情，隐中求仕。
文章主要从当时的时代风气、效法先贤的高尚和诗人自身的追求来探讨孟氏仕与隐的心态。
关键词：孟浩然仕隐心态孟浩然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往往也被称为“隐逸诗人”。
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按理说是“生逢盛世遇上明主”，却布衣终生，这确实让人慨叹。
本文着眼于孟浩然诗作中提到的隐士形象，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形象来探究孟浩然仕与隐之心态。
一、孟浩然仕与隐之探究孟浩然向来以隐士闻名，其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不少诗篇表达出了对隐逸的向往追求。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隐士的名称“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逸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1]。
孟诗中提到的隐士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人或任情不羁，傲然独特；或登山采药，养生服食；或避世不仕，浪迹山水；这些隐士品德高尚，超然于世外，无意于仕途，且都有被荐入朝做官之机会，但他们都一一谢绝，足见其高风亮节。
孟浩然在仰慕这些隐士隐居不仕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的遭遇，“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2]（《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将适天台留别临海李主簿》）、“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
……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壮图竟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相寻》），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入仕的向往和怀才不遇的遗憾，他在追慕隐士之品行的同时，也在哀叹自己的命运，生逢盛世却报国无门，只好写些诗章来宣泄自己的郁闷情怀。
另外，在孟浩然诗篇中，亦出现了另外一类人物，包括屈原和贾谊，孟浩然在为屈贾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是在诉说自己空有一番抱负，却碌碌无为。
从这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内心并非是平静的，而是透露着一种不为君主所用的心痛，他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怀着一颗热切的济世之心。
当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诉之于读者时，笔下的意象和主观感情便非常浓烈。
正所谓“言为心声”，孟浩然的隐居绝不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是一种蓄势待发。
在孟诗中多次提到的“羊公”指的是西晋名将羊祜，“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詠，终日不倦。
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由来贤达圣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伤悲‟”[3]。
孟浩然诗歌中有五首诗提到了他，试想，如果孟浩然真是一位隐士，他会在意湮灭无闻的结果吗？再看另一位名士——“山公”，他也是位任情不羁之人，“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4]。
孟浩然在他的诗里多次提及这两人，一是他们都曾在襄阳停留过而且为襄阳做过贡献；二是孟浩然本身胸怀远大志向，他希望自己能像先贤那样为襄阳出一份力。
鲁迅先生说：“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5]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提出隐居分朝隐和待时而隐两种，朝隐即半官半隐，待时之隐则包括两类，一类是释谒之前为入仕做准备，一类是在得第之后等候选官或罢官之后待时再选。
孟浩然入京应举前隐居襄阳则属于为入仕作准备，正如陈贻焮先生所说，“…隐居‟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内容，然而他的…隐居‟，除了上面所说的在为应试作准备外，本身也有着积极的入世意义。
这是一种姿态，一种方式，以前的…竹林七贤‟这样，以后的…竹溪六逸‟也这样。
”[6]孟浩然用世的心情是殷切的。
隐居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这是许多文人的梦想。
前期的孟浩然心怀壮志和希望，把隐逸视为出仕的预备阶段，后期的孟浩然则心存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把隐逸当作慰藉自己的一种方法。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曰：“山南采访使太守昌黎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约曰引谒。
后期，浩然斥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逞恤其他。
‟遂毕久不赴，由是闻罢。
既而浩然不之悔也，其好学忘名如此。
”[7]后人往往认为孟浩然清高自赏，认为其乃真隐士。
事实上“好乐忘名”的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悲哀，那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彻底失望。
因此，孟浩然虽然在诗作中提及很多隐士形象，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入仕之心。
在其两百六十多首诗里表现求仕愿望的有近五十首，如“俱怀鸿鹄志，昔有鹡鸰心”（《洗然弟竹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洞庭湖赠张丞相》）。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孟氏处于仕隐两难的境地呢？二、孟氏仕与隐矛盾之原因探讨（一）盛唐的社会风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统治者每每征召、旌扬隐士以表乐善求贤之意。
贞观十五年《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载：“尚恐山林薮泽，藏荆隋之宝；卜筑屠钓，韫萧张之奇。
是以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眺箕颖而怀隐沦。
”[8]又如唐高宗于显庆元年下诏：“比虽年尝进举，遂无英俊。
犹恐栖岩穴以韬奇，乐丘园而晦影。
”[9]玄宗开元五年又下诏：“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闻。
”[10]唐代统治者征召隐士高人一方面是惜才求贤，另一方面则有喻示太平盛世、教化风俗之意。
隐士往往嫉世惩俗，激浊扬清；或洁身自好；守道不仕，或逍遥山林，与世无争，具有很大的教化功用。
统治者对有盛名的隐逸者加以征召，所谓“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比其他政策更能虏获人心。
在唐代，先隐后仕是十分流行且为广大士人所接受的风气。
孟浩然进京应考前的隐居，则是属于待时而隐，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
胡适指出，“唐代重视隐逸，聪明的人便不去应科第，却去隐居山林，做个隐士。
隐士的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即使不得征召，而隐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会的崇敬。
既有这样社会背景，思想所趋，社会所重，自然会产生这种隐逸的文学，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那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
”[11]袁行霈也认为，“在盛唐士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
有人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于是有…终南捷径‟之说。
”[12]综上，盛唐时代的隐逸是充满功名之念和进取之心的，既有仕与隐的心灵煎熬，也能在山水的赏玩中忘掉过多的苦闷。
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隐逸对孟浩然而言亦不再是一种纯粹喜爱自然风光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自觉追求，相反是一种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手段。
（二）榜样的力量襄阳造就了很多的隐逸名士，《舆地广记》载汉庞德公与庞蕴俱隐鹿门山；又有独乐山，诸葛亮尝登此山而作《梁父吟》[13]。
孟浩然素有取法先贤之志，闻一多认为“在他这里，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14]，孟浩然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名士高风亮节的影响，每当他在现实环境中受到压抑时，就会希冀和向往隐逸天地，追慕高隐们超然世外的情调。
诗句中涉及到“武陵溪”“归去来”“五柳”“彭泽令”等词语，“殷勤为访桃源路，予亦归来松子家”（《高阳池送朱二》），“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寻梅道士张逸人》），“欢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秋登张明府海亭》）。
孟诗既有对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心有所守”的志节的无限景仰，也有对他遗弃荣利、甘守贫贱的向慕和对其人格的尊崇。
（三）诗人自身的内在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文人的毕生追求，孟浩然也不例外。
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
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表明自己是孟子的后裔，长在世代重儒风的家庭，从小受到诗礼之教，要忠于明主，建立功业，兼济天下。
应举前的孟浩然是天真的、热诚的，“俱怀鸿鹄志，昔有鹡鸰心”（《洗然弟竹亭》），“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安能与斥鷃，决起但枪榆”（《送吴悦游韶阳》）；应举前的隐居自适是有目的的，是为仕而隐，抱有极大的信心。
不可否认的是，孟浩然有向往归隐田园的一面。
落第后，他渐渐从天真浪漫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对盛唐气象下所深藏着的矛盾和阴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中喟叹“惜无金张援，十上空来归”，“朝端乏亲故”（《田园作》）；当仕途受挫时，他便抒发思归之情，“万岁楼头望故乡，独令乡思更迷茫”（《登万岁楼》），“今宵有明月，乡思远悽悽”（《途中遇晴》），“泪忆岘山堕，愁怀湘水深”（《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
出仕与归隐共同构成了士阶层完整的文化传统，隐逸的目的就在于获得相对独立的生活内容、社会理想、审美情趣和人格价值。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历来强调君子以道自任，隐逸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孟浩然的隐居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不自觉的无可奈何的成分，他虽然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始终没有忘掉对政治的追求，在仕与隐、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因此，即使在描写恬静的田园生活和寻幽探胜的山水、行旅诗中，也经常透露出这种思想上的痛苦和矛盾。
”[15]孟浩然既追慕陶渊明躬耕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情操，又怀有盛唐文人建功立业的时代理想，是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人。
他一方面追求自由，以保其闲情逸趣；另一方面又殷切于用世，以图有所作为。
他笔下的隐士形象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其入世与出世之矛盾，仕与隐的矛盾支配了他的一生，“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
注释：[1]蒋星煜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7][15]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集序第1页，前言第9页。
[3][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0页，第1229页。
[5]鲁迅：《鲁迅全集·而己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6]陈贻焮著：《唐诗论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8][9][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0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18页，第519页。
[10]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68），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61-762页。
[11]胡适：《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5-306页。
[1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3]欧阳忞撰：《舆地广记》（附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5页。
[14]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参考文献：[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2]陈贻焮.唐诗论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3]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4]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许红星南宁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