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1 读书笔记——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摘要：由于水平所限，本文仅就《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关

于科技进步对社会影响的新变化，就其作为意识形态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与发展的作用略表见解与心得。理解不当之处恳请老师指正！ 关键词：意识形态，科技进步，技术统治，合理性

一、 生平和著作简述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名的理论家之一，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被认为是"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历史科学、心理学等领域中有着深厚的造诣，而且还是这些学科中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不仅在联邦德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是"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而且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哲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雷克斯认为，哈贝马斯的造诣之深可与黑格尔相媲美；彼得·威尔比则直接称哈贝马斯是"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由此可知哈贝马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影响。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哈贝马斯的一本论文集，出版于1968年8月，其中所收集的大部分论文发表于1963——1970年。其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70诞辰而作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其他文章提出的一些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同时也是与马尔库塞科技进步观的辩论。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哈贝马斯的这篇文即从出版到1981年的短短13年间，再版了11次，共发行了11万册，先后被译成英文、德文、挪威文、法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塞尔维亚文和波兰文等多国文字，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这部论文集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一样，是被广泛谈论的哈贝马斯的又一前期代表作。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思想深刻，被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的代表认为，是与马尔库塞把技术作为传统意识形态来批判的观点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悲观主义 2

情调所不同的见解。此论文集在分析和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新的理解，并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问题，以及如何避免科学技术在利用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等重要观点。

二、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的科学技术进步与统治的合理化的问题

把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与异化的根源，当作实证主义的思想基础来加以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观点。他们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单面性、实证性、功利性、反辩证性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们自身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意识形态。围绕这一中心，哈贝马斯讨论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与人的未来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特别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统治的合理化的问题。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近代科学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是一种技术上切实可行的知识。在19世界的最后25年以前，科学技术还没有出现相互依赖的现象，科学还没有起到加速技术发展的作用，自然科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说推翻了旧制度的合理性基础，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第一是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活动日益频繁起来，这就日益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是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使科学成了名列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把共同体制内的布局和目的合理的基本制度冲的土崩瓦解。

1、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与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 首先，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失调中产生的。由此，他又认为，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实际上瓦解了。私人经济的资本增殖形式，只有通过国家对起周期性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 3

政策的改进才能得到维持。社会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已不再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司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这样，批判的社会理论就不再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一方式。而当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人们就不再用生产关系直接地批判统治制度了。因此，政治不是以实现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实践的目的，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 其次，旧式的政治仅仅是借助于统治的合法性形式，规定自身与实践目的的关系:对“美好生活”的解释，目的是建立相互作用的联系。与此相反，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补偿纲领仅仅同被控制的系统的功能相关；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的讨论。技术问题的解决不依赖公众的讨论。在这个制度内，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所以国家干预主义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也就失去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制度框架始终是和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相区别。社会制度框架的组织，仍旧是一个受交往制约的实践问题，并不只是以科学为先导的技术问题。 在上述的论述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科学在当代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同时指出了科学技术又产生了对社会的不良后果: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进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是以实现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实践的目的，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整个社会出现了关注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因而，科学技术成了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的一种新形式，它成功地阻挠了人们议论社会基础，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政治舆论也就失去作用。

2、技术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担负着主要的科研任务，这个社会不再像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公众的讨论来解决一些社会的合法化的目标。这一时期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不能通过公众的讨论来解决，因此，这时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即在国家干预下 4

的“要求民众的非政治化”，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技术统治意识。哈贝马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观点。他认为，合理化的意义在于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是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行动渗入生活的其他领域。韦伯曾用这种合理化的观点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未停留于韦伯的这些观点，他认为还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控制“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而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技权社会”。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社会意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清除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技术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范围。根据技术规则在哈贝马斯技术系统中区分出“手段”和“应用”。他将技术手段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而赋予技术应用的性质以特殊的意义，认为正是目前社会领域中普遍使用的合理方针的行动，能够把任何对象或环境作为技术手段而吸引到“工具应用”的范围中，这是社会生活中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结果。哈贝马斯认为，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一发展趋势，使原有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破灭了，因而急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这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客观条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的吸收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一发展趋势，统治者也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使它成为新的统治工具，这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主观条件。 5

3、技术统治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成统治的合理性辩护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晚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自己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侵蚀性进行辩护，所以只好从技术统治中寻找依据，并借口说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用技术统治论的变种取代传统意识形态纲领。这种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不同于以往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期待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未来。但它与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相类似的功能，即通过掩饰各种问题，简化各种选择以及为某种社会组织的特定生活方式辩护来诱惑公众。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或韦伯所称的“手段——目的合理化”，即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效率的标准成为评价社会行动和人们解决问题方法的指导。哈贝马斯还指出，技术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还渗入到不过问政治的群众意识中，并且形成一种合法的努力。这种意识形态所长身的奇特效果就是：社会的自我理解行为脱离了交往行为的关联系统，脱离了以行为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为一种科学的模型所取代。同样，在合理性位和实用行为范畴内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生活所做的一定的自我理解。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完成技术使命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又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确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能对我们称为体制的框架产生隐秘的侵蚀，使权威国家的牢固统治区赋予技术管理的操作压迫。 总之，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统治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加隐秘和深入人心。同以往的意识形态不同，它不仅给争取解放的某一阶级的利益带来损失，而且与全人类争取解放的总体利益相矛盾。他认为，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任何阶级和执政集团都没有联系，技术统治的意识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不依附于社会制度的官僚统治上流社会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