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四、延展资料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第五编第一节陈映真陈映真（1937—），原名为陈永善，也曾用许南村这一笔名发表过文学评论。

这位生于台湾本土的作家自从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求学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面摊》起，经过不懈的文学探索和对台湾社会的深刻批判，历经磨难，以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之一。

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1-15卷）收集了他的大部分作品。

近年，陈映真又发表了《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回顾乡土文学论战》等重要论文，对20世纪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试图作出全面的总结，这些总结在海峡两岸均有着较大的反响。

理论批评活动是陈映真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60年代对现代派的批判开始，中经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再到80年代“第三世界文学论”的提出，一直到90年代对台湾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性总结，陈映真撰写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在每一个时期都提出了具有时代特点并用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从而对当代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陈映真在其理论批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具体地说，这种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表现健康的和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

陈映真在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便是这一主张的直接宣示，时至今日，从“民族”这一基点来考察文学与社会一直都是陈映真一以贯之的思想方式，如其于1993年所发表的长达数万言的文章《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便一方面将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王拓对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殖民行”性质的双重指认看作是论战重要的思想创获，另一方面更是循此思路对20世纪的台湾文学进行历史分期和性质厘定；二是以社会写实和社会批判为指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

在陈映真看来，“文艺是现实的反映，文艺是先天上离不开现实的”，“定根在现实从现实中吸取了养分的文艺，才是有生命的文艺”；（注：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8》，人间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三是“第三世界文学论”。

在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之初，陈映真就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中针对叶石涛的“台湾意识”说提出台湾文学应该以对“中国意识”的表现作为自己的使命，反对前者所隐现的“分离主义”的倾向。

进入80年代，陈映真更是对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台湾文学本土论”进行了深入而有力的批判，在《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陈映真认为“与其强调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自主性’，实在不若从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同一性中，主张台湾文学——连带整个第三世界文学——对西欧和东洋富裕国家的‘自主性’，在理论发展中，更来得正确些，”（注：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8》，人间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从面对“台湾文学”作出了科学而合理的定位。

陈映真曾经在1975年以许南村的笔名发表《试论陈映真》文对其处女作以还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刻而冷静的自我解剖，同时，他还试图对自己的写作活动进行恰当的历史分期。

陈映真自认：“总的看来，陈映真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1959年到1965年是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

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1959年到1961年间为最浓重。

1961年迄1965年，他寄稿于《现代文学》的时期，还相当程度地保留了这种青苍的色调，但同时也表现了这个时期的趋向终结以及另一个时期的开始，而呈现出比较明快的、理智的、嘲讽的色彩。

”（注：《陈映真作品集·9》，第164页）而第二个时期却是1966年至其《试论陈映真》一文发表的1975年：“1966年以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

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

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拔；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

……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

”（注：《陈映真作品集·9》，第164页）现在看来，陈映真对其创作所做的历史分期基本上仍然是符合实际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及其写作在题旨及风格方面的变化，从其1975年7月出狱时开始，陈映真的文学活动进入了第三个历史时期。

不过，出狱后的陈映真，最初的三年时间大部分精力主要用于理论批评活动，只是从1978年3月在《雄狮美术》发表小说《贺大哥》时起，他的文学创作才真正进入第三个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的陈映真，在创作方法上坚持深沉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以开放的姿态有效吸纳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从而使其现实批判更为有力。

另外，陈映真在第三个历史时期的小说写作在题旨上主要有两类：一是包括《夜行货车》、《云》、《上班族的一日》、《万商帝君》等主要作品的“工商小说”。

这些作品的主旨在于书写台湾社会的“殖民地经验”，表现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二是包括《铃铛花》、《山路》、《赵南栋》等主要作品的“政治小说”。

这些小说主要致力于揭露台湾社会本土内部存在的政治迫害，表现了民族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勇敢抗争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执着追求。

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对其第一阶段的创作基本上是持贬抑的态度，大部分论者也基本上持同样的观点。

在我看来，陈氏1966年后两个时期的文学写作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批判方面，其广度和深度自然都是其前期写作无可比拟的，但我们并不能仅以此点来对其不同时期的文学写作作简单的价值评判。

实际上，其早期小说意蕴的丰厚、语言的张力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和对苦难的诗意赞美等方面同样有着不同于后期作品的可贵特点。

而且，陈映真三个时期的文学写作虽在多有不同，但却决非是泾滑分明、判若两人的，相反，却有着更为内在的基本精神贯串于其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之中。

着力书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和历史命运是陈映真小说写作的基本题旨。

从其早期小说《我的弟弟康雄》（1960年，《笔汇》1卷9期）到《夜行货车》（1978年，《台湾文艺》58期），再到后来的《赵南栋》（1987年，《人间杂志》），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徬徨、幻想、追求、抗争和失落均在其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而知识者的精神畸变和灵魂堕落也受到了有力的批判。

康雄（《我的弟弟康雄》）和林武治（《苹果树》）以知识者的空茫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与强大而黑暗的现实进行对决并以失败而告终。

一方面赞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热忱和追求，同时也对这种热忱和追求的失败结局进行了清醒的自剖，使作品体现了深沉、悲徊的凄婉之美和惨绿色调；《唐倩的喜剧》着力讽刺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西方话语的追逐与膜拜，同时也批判了西方文化对于台湾本土的“文化殖民”。

经过70年代台湾社会昂扬的民族精神的洗礼，《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和《云》中的张维杰这样两个供职于外资企业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自觉地将民族主义植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之中，从而自塑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庄严形象。

从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来看，叙事主体其实也体现了同样的身份认同，并对陈家齐和刘福金（《万商帝君》）等缺乏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丧失民族尊严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和批判。

如果说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着力赞颂的主要还是知识分子的民族身份的话，那么，他从1983年的《铃铛花》开始的政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要凸显的，却是民主主义的战士身份。

陈映真的政治小说代表作《赵南栋》中的赵庆云、宋蓉萱、叶美惠等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而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赵庆云们在50年代所追求的无非是现代的和民主的社会理想，他们所为之付出的是青春、生命的热血这样一些昂贵的代价，然而当他们历经劫难，服刑归来，面对的却是完全陌生的社会和完全陌生的一代“新”的知识分子。

工商的而且不无民主的新的社会虽然并不全然合于他们最初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社会理想，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又部分的符合，他们最初对于后代的希望自然不会是与他们一样的杀戳与流放，但却又决非是尔平这样的混世和南栋这样的沉沦与堕落。

面对新的现实，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释然和欣慰，而是更加深重的闲惑与失落。

在黑暗的专制时代，他们的抗争虽然都是以更加残酷的政治迫害为结果，但是他们的民主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战斗知识分子身份却能得以鲜明的体现，而在这个新的时代，他们却是万端无计，莫知所措，这样，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便表现出异常复杂的悲剧性，他们的新的失败与幻灭有着强大的震撼力量。

实际上，悲剧品格以及知识分子的失败命运的表现一直是陈映真文学写作的重要特点，这一方面导因于陈映真独特的人生体验及精神气质，（注：参《试论陈映真》对其“市镇小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分析，《陈映真作品集·9》，人间出版社（台北）1988年5月版）另一方面也源自于作家对台湾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体察与对台湾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

无论是康雄（《我的弟弟康雄》）和林武治（《苹果树》）的自戕，詹奕宏（《夜行货车》）和张雄杰（《云》）的辞职，还是赵庆云（《赵南栋》）的幻天、蔡千惠（《山路》）的“油尽灯灭”，都表明了知识分子理想的失败以及精神动力的“耗失”，这些失败自然进一步增强和凸显了作品的悲剧力量及知识者的庄严品格，从而使作品获得了美学上的成功，但是，在现这实的难度上，我们有理由希望知识分子在坚持理想的同时能够针对新的社会现实自觉寻求有效的切入点，以使其理想以批判的方式得以贯彻。

如果“历史的中间物”能够时时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将不致造成知识者的频频失落，不守，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理想而已，因为在更多的时刻，知识者的理想往往只是一厢情愿的，而现实往往更加残暴，也更加无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陈映真的小说写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成功融入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及建立现代的民族文学风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成就，关于这些成就，我们在上面一章其实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述，在此不赘。

——丁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