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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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考虑
关键词: 翻译;科学性;艺术性
摘 要: 翻译是科学依旧艺术历来是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西方译学家奈达博士在60 年代曾有过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试图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讲明翻译问题,但未能取得成功。而后,到了90 年代他则断言: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笔者就奈达博士由科学论向艺术论的转变,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理性考虑:翻译中对“忠实”目标的追求体现了翻译的科学精神,而为实现“忠实”又离不开艺术制造,因此科学性和艺术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二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Philosophic Thinking of the Science and the Art of
Translating
———on Nida’s“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ZHANG Rui - qing1 ,ZHANG Hui - qing2
(1. The School of Foreigh L anguages , S 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 China ;
2. English Department , Northern China Engineering
Institute , Taiyuan , China)
Key words : t ranslation ;science ;art ;faithfulness.
Abstract : What is t ranslating ? Is it science or art ?
This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focal cont roversies among
t ranslatologist s. Dr. Eugene A. Nida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science of t ranslating by applying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t ranslating problems in the 1960s ,but
failed. In the 1990s he claimed conversely that t
ranslating was not science ,but skills. His shift prompt
s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to draw the couclusion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 ranslating ,the pursuit of faithfulness
to the original reveals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of t
ranslators ,but to attain faithfulness , artistic creation
plays an immeasurable role in good t ranslations.
“翻译科学”是一门“研究翻译的科学”。如何样才能构成科学? 首先必须要有客观规律正如金堤先生所讲:“艺术与科学之争的焦点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翻译这一活动究竟是否受客观规律的支配? 假如受客观规律的支配,那么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些规律,我们就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而假如这一活动要紧靠独创,谈不到什么规律,那么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门艺术。”因此,翻译是科学依旧艺术关键就在于其是否具有客观规律。我们在翻译活动中没有探究到客观规律之前,是无法断定翻译是科学的。西方译论家并没有主张建立“翻译科学” ,在他们的译论中,也不用“翻译科学”一词。在西方大学课程中,只有“翻译理论” ,或“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唯一用过“翻译科学”一词的,只有奈达博士。60年代,他在“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中指出,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并试图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原理,通过深层结构的分析,探究语际转换的客观规律,从而建立翻译科学。但这一尝试未能取得成功,语际转换的规律也未能找到。此后,他在1991 年发表的《翻译: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讲,我们不能使翻译成为一门科学,出色的翻译是制造性的艺术。可见奈达由科学派转向了艺术派,并从此放弃了建立翻译科学的设想。1998 年,他在答《外国语》记者问时,又重申了这一论点,认为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
一 翻译科学论的困惑
寻求支配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是历代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困扰了几代译学家。只有到了现代,有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才有可能打出翻译科学论的旗号,将侧重点放在科学的基点上。然而,，奈达为何一度认为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而后来又讲翻译不是科学只是艺术呢?翻译的科学论之因此陷入矛盾,其根源在于翻译对象所涉及的媒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任意性特征。这种特性决定了科学无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专门不情愿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艺术。首先,大多数人差不多同意的一个事实是:尽管科学力图把文本语言中的意义一点一滴地落实,但语言却总是拒绝把它的全部意义交出来。事实上,现代批判理论可能会讲翻译并不存在什么“全部意义”。不同的译者,依其文化素养、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各种条件的不同,必定对相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讲,作品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其结果,或许能够如此讲:“有一千个译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确实是“同意美学留给翻译的一个悖论”。但只要我们承认翻译过程也是一个阐释过程,这确实是一个无法躲避的事实。其次,不同的译者,即使他们站在相同理解的起点上,在表达过程中也必定趋向差异。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专门的语言。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自己写到里面去的。该过程同时又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两者结合,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做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科学,而必须留下一定位置给直觉、推敲、灵感等艺术思维方式。阐释与表达的差异意味着各种不同译文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唯一不变的绝对忠实的译文,因而是对科学方法消解的第一步。但真正把译者逼上自觉地运用艺术方法的是语言中的不可译因素:不同语言之间形式上的差异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差异。文本意义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只能存在于原语形式中或原语文化中,这差不多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在翻译中,这部分意义的缺失可能阻碍译文的整体效果,甚至使之不能成立。因此,“翻译是一种制造性的工作”。翻译中艺术的存在和科学一样也是源于对“忠实”目标的追求。原文假如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忠实的译文就必须还它一个艺术品。关于不可译性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强调语言的表达能力,认为理解与再表达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鸿沟。而另一方面,假如严格强调“忠实”,则几乎到处都能够看到不可译性,尽管极少有人情愿同意这一点,但不管如为必须承认,至少关于严密的科学方法来讲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可译性,而这一直是翻译艺术论的基础。或者换一个表达方式:艺术是翻译对语言、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的一种处理方法。这正符合翻译的事实。我们只要看看那许许多多的重译,尤其是诗歌的重译,就能明白这一点。翻译的过程浸透了译者的主观因素,自始至终贯穿着艺术。语言学的进展为翻译科学论奠定了基础。奈达曾明确倡导完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引向科学,但对语言的深入认识使艺术进入翻译成为不可幸免的事实。尽管如此,在那个基础上对翻译中艺术的解释与通常所谓文艺学派的观点有着本质差不。在那个地点艺术不是出于翻译的本质规定,而是作为科学的补充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品。科学要求一步步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当发觉脚下是一片流沙时,就只好借助艺术能够自由飞行的想像的翅膀。但是,艺术一旦介入,就带来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即艺术的本质与科学的束缚之间的矛盾。
二 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英国文学家、翻译家德莱顿(Dryden) 将翻译比作“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显明、生动地道出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奈达尽管否认翻译是科学,但不能否认翻译活动所具有的科学性。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在语言对象自身中是统一不可分的;二者以“忠实”为目标“, 忠实”能够被视为是翻译全过程的总和。因此,只要一飞离
管理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
管理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
管理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及其社会性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在“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在法约尔的名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给出管理概念之后，其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大多数采用管理的定义为：管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领导、控制的过程。随后，管理是一门艺术的说法出现了。对管理理解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来说的。管理是科学，主要强调重视事实知识与原理知识；管理是艺术，主要强调重视技能知识与人际知识的结果。综合而言，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同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
一、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涵义管理的科学性是指以科学的管理理论与原则来指导管理活动，从中不断发现与探索管理的规律性。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性是管理必不可少的基础，如果管理者没有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相关知识，就像哈罗德-孔茨认为的那样，“高级管理人员不掌握管理科学，则只能是碰运气，凭直觉，或用老经验”。管理的科学主要注重自然规律、客观数据、分析结论、程序化、规范、规则、惯例、理性体验、同一性和经验运用。管理是一门科学，以反映管理客观规律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有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管理的艺术性是指运用智慧进行战略层面上的思维和运作，进行一种随机的创造。艺术，就其本身含义而言，是指用形象反映现实并比现实典型的社会意识形态。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是指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管理的艺术性就是强调其实践性和创造性，没有实践和创造则无所谓艺术。管理是一门艺术，利用系统化的知识和技术并根据实际情况激发灵感、发挥创造性的技巧和诀窍。
管理者如果只有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理论方法，而不注重管理知识和理论方法运用的形式及所要达到效果的过程创造性，就有可能适得其反，达不到管理的科学性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钱钟书的翻译观念与方法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8.02.017钱钟书的翻译观念与方法聂友军(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18)摘 要:钱钟书秉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开放文化观,推崇文化的普遍共性,强调译者需有识见与判断;他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论与翻译理论,借助西方新批评、阐释学等现代学科理论的视角关注翻译,创造性地标举“化境”说;他倡导“依义旨以传,如风格以出”,从内容、风格与译入语规范等层面确保译文的“信”与“不隔”;他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强调科学准确与艺术升华相结合,形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方法。关键词:钱钟书;翻译观念;翻译方法;化境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8)02-0109-06收稿日期:2017-11-13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2014年度科研计划项目“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研究”(Y201432137)。作者简介:聂友军(1975-),男,山东临沂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钱钟书早在1934年就在《论不隔》一文中明确提出“翻译学”这一概念,并标举“艺术化的翻译”(translationasanart)。[1]111笔者在《〈林纾的翻译〉与钱钟书的翻译观》中指出:“钱钟书的翻译观比较全面地体现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广泛论及翻译的标准与原则,翻译的过程,译者的功用,并将其翻译思想高度凝练为‘化境’说”。[2]此外,钱钟书在《管锥编》《谈艺录》的撰著乃至小说、散文的创作中,时有神来之笔的片段翻译出现,也偶有关于翻译观念的片段思想闪现。综合这些译例和片段翻译思想,清晰地显示出钱钟书推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开放文化观,强调异质文化的共性,要求译者具备识见与判断;他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论与译论,并借鉴现代西方多个学科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翻译的“化境”说;他倡导通过“依义旨以传,如风格以出”的方式达致翻译的“信”与“不隔”;在丰厚的翻译实践基础上,钱钟书形成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方法。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明确标举:“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种开放性的文化观,不仅在认识论与观念史层面有宝贵的价值,而且对晚清以降中国知识阶层过度宣扬中外文化差异性的做法形成反拨,乃至从方法论层面为正确处理异质文学比较与跨文化沟通做出表率。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击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相对于以往那种闭目塞听的天朝上国心态而言,认识到异民族、异国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毋庸讳言,坚持“体”与“用”的分离无疑带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的固陋并没有随时势的改变而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延至现代仍有不少国第38卷第2期2018年3月 绍 兴 文 理 学 院 学 报JOURNALOFSHAOXINGUNIVERSITY Vol．38No．2Mar.2018人有意无意间固守文化分割与对立的思维定势,而很少在异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上面下功夫。鲁迅先生提倡:“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即强调坚持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因素相结合,吸收时有分析有鉴别,当然也有扬弃,力避生吞活剥;而在与固有传统相结合时,又要确保不相抵牾,达致圆融合一的境地。钱钟书的文化观念中十分强调“普遍性”的立场。他在谈中国诗时,对中心语“诗”的突出盖过了对修饰语“中国”的彰显;所谓“中国的”“西洋的”品质或成分,在对方那里也不是截然不存在的,相反,却有可能在对方那里发展到“明朗圆满”。[4]167钱钟书以宣扬异质文化之间普遍的共性为出发点,强调通过对话取异质文化的精义来补齐自己的不足,达致中外文化共同发展的愿景。在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既不应失掉本民族的传统本色,又不固守所谓“民族的”“国家的”等一隅之见,而主动寻求与广阔的外部世界融会贯通、共同发展。以言翻译,它不单单是语言层面的转换,同时还跨越了文化界限,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形式变化的是语言,处于核心地位的因素却是文化。语言差异并不是翻译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应看作是本质相同的不同现象。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和查尔斯·泰伯(CharlesR.Taber)说过:“除非形式是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一种语言能表达的内容,另一种语言也能表达。”[5]不同语言间的共性使翻译活动成为可能;语言又各具特色,使翻译产生存在的必要。更具普遍意义的则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谓:“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意即因思考而产生思想观念,思想观念又需要借助语言这一形式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表述可以展示思维的过程,当然也可以表达思维的成果。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要言不烦地指出:“人同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6]286思维活动具有全人类性,并不因民族、国家、种族的不同而显示本质性的差异,而是超越这些因素而显示出其共性。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于一国、一民族的思想观念必然可以大致迻译到另一国、另一民族的语言中去。说大致而不是巨细无遗,是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诗)或多或少有不可译性存在,或者因翻译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形变,或者产生一定程度的神变。因此,好的翻译并不等同于换一种语言重新表达,而是要在另外一种文化氛围中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植别处的思想、观念、判断与表达,并使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成立或存活。钱钟书指出:“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4]162诚然,在相对封闭自足的时代,人们只能做出这种概论,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倘若论者具备了国际化视野,除本国诗外,对外国诗也有一定的了解,就自然能够形成一个纵横对比的坐标系,看待本国诗时形成一种居高临远的视点。作为研究对象的本国诗得到的客体化程度更高,论者对本国诗迥异于外国诗的区别性特征也会有更加深切的认识,从而对本国诗易形成更加全面、恰切的判断。对诗的理解如此,从事翻译工作也同理。要做好翻译工作,首当其冲的是兼具国内、国际两个视野,同时还应具备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有会心处,有识见判断,以便在翻译实践中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有所为”要求译者通过创造性的翻译转化,在译文中最大可能传达作者的原意,“有所不为”则需要译者克制创作冲动,确保译文最大限度地贴近并忠实于原文。钱钟书对近代两大知名学者的评价又从反面加强了他的上述判断。钱钟书认为诗界维新的领军人物黄遵宪“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6]23-24。黄遵宪身为外交官,具备形成国际视野的便利,但钱钟书却认为他除了在诗中点缀一些新事物、新名词之外,对更重要的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却缺乏消纳吸收,故其诗中无“新理致”。钱钟书评价西学巨子严复更显尖锐,说他“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6]24。011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第38卷理不胜词是一个近乎严苛的断语,钱钟书给出的原因是严复缺乏深入的思辨,且治西学而入门不正,取法的对象不是第一流的,说到底,其“识趣”是最根本的限制。二、汇通中西,竟成“化境”充分体现钱钟书翻译理念的“化境”说,既是钱钟书对中国传统文论与翻译理论的批判继承,又包含对现代西方多领域、多学科新锐创见的广泛吸纳,且系在自身丰厚的翻译实践基础上高度凝练而成的。钱钟书在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分别拈出“化”与“境”两个概念,并借助深刻的理论思考,整合创新而成“化境”。“化境”之“境”是中国传统文论中一脉相承的“味”①“意象”②“意境”③“境界”④等概念的赓续和发展;“化境”之“化”兼取“出神入化”之意,于科学含义之外又指艺术上的升华。在《论不隔》中,钱钟书既提到“艺术化的翻译(translationasanart)”,又言及“翻译化的艺术(artasatranslation)”。[1]112从性质上说,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因为语言中有些东西远非标准化可以涵括的,允许有不同的译法与多种选择;通过遴选最终确定更恰当译法的过程就是翻译艺术性的体现。同时,译入语文本也必须受到科学的检验,以避免错误,保证质量。翻译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宗旨,与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的纯粹科学活动有所区别,因而翻译在本质上是科学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一项活动。钱钟书所倡导的“化境”,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这一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需建基于译者同情地理解原作者,达到对原作者与源文本科学、准确的理解,再恰当而又不乏艺术性地在译入语中呈现出来,犹如原作者本人换了一种语言把自己的思想观念重新表达出来一样,是为翻译的最高层次或最高境界———“化境”。钱钟书亦从西方文化、哲学与社会现实中广泛撷取资源,以充实、补足并修正中国传统文论与译论中的“化”与“境”。他提及:“在腊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7]又说:“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8]将翻译与比喻捉置并处,是大智慧的表现。“凡喻必以非类”,如果两个事物完全相同,则没有相比的必要,如果完全不相干,则难以架设相比的平台。所以好的比喻只能在部分相同的事物间设立。与本体和喻体的关系相类似,原文与译文只有部分相似,这个部分可能是绝大部分,但绝非全部。完全的“信”即译文百分之百地等同于原文是不可能达到的,二者之间天然地存在不能彻底吻合之处。正如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一样,恰是因为译文与原文之间有同有异才确立了译文的价值,否则,如果完全一致,就失去了读译本的必要,当然因外语程度的限制想读原本而不能的情况是译文有存在必要的一大关键;如果译文与原文完全不一致,则译本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其效用也会大打折扣。好的翻译应克服与原文的“对抗”,进而追求“兼容的化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将古拉丁文的说法与中国传统文论置放到同一平台,翻译“化境”说呼之欲出。111第2期 聂友军:钱钟书的翻译观念与方法
论翻译批评中的感性力量
论翻译批评中的感性力量
【摘 要】纵观我国近年来翻译批评的成果，主要是以散论方式出现的评论性、鉴赏性的文字，多掺杂大量鉴赏者的个人因素在里面，带有强烈的感性化色彩，评论的客观性较差。本文主要分析中国翻译批评中的感性力量存在的原因及局限性，以期对未来的翻译批评实践及翻译批评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翻译批评；感性力量；理性力量
引 言
什么是翻译批评？对翻译批评的定义，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很难说哪一个就是确定无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批评定义。但是，常规意义上比较完整的翻译批评应该是：“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这种评价必须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杜绝胡批乱评和感想式的点评，应该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去观察和分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必须尽可能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从事翻译批评的人必须对翻译本身，对它的实质、可行性、原则、方法、目的、作用等基本问题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他不仅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而且应当同时是一“译者、译文阅读者、译文分析家、翻译理论家与翻译史家”（berman，1995）。
自有翻译以来，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对翻译作品三言两语的评论。但是，这些翻译批评主要为研究、鉴赏性的文字，多掺杂鉴赏者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评论的客观性较差，对整个翻译批评的发展建构起不到系统的正式的指导性作用。然而，成功的翻译批评必须是有说服力的翻译批评，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优秀的翻译批评之所以广为认可、广为流传、被广为学习，就是因为其批评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有逻辑，有说服力的批评。单靠批评者形而上的感性认识，没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理性力量，很难站得住脚，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力。
一、中国翻译批评中的感性力量
为什么我国的翻译批评具有感性化特点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翻译美学视角下《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探析
翻译美学视角下《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探析
发布时间：2022-03-28T02:11:19.610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9月总第385期 作者： 王正 王炽兰
[导读] 从已有的研究和译本可得知，《道德经》的翻译仍有以下不足，而这些不足正是本文力求改进之处：一是《道德经》的英译偏重个别章节和关键词。
武昌工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40
国内外关于《道德经》的翻译可以总结为三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1868——1905年)出现了14种英译本，旨在为来华教士宣传基督教，因此当时的译文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这种翻译策略没有对《道德经》这样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针对
性。第二次(1934——1963)产生了25种英译本，西方学者因两次战争的浩劫而对西方文化产生质疑，于是向东方寻找解救良药，如此一来，
《道德经》便起到了这样一种社会作用。这时期的翻译既注重对原著的忠实，又追求《道德经》独有的艺术风貌和东方神韵，这是对其风
格转换的高层次追求。第三次翻译高潮(1972-2004)是在帛书本出土后，这为《道德经》的英译提供了更准确的研究参照，期问共出现了78
种英译本。这时期的翻译是归化和异化两者的结合，在追求与原著对等的同时，尽量传达原著优美的语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已有的研究和译本可得知，《道德经》的翻译仍有以下不足，而这些不足正是本文力求改进之处：一是《道德经》的英译偏重个别章节和关键词。二是翻译不应该只侧重于某章节和关键字，而应做到平衡发展，这样才能使读者全面了解《道德经》。
文学著作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的文学著作则浩瀚如海，璀璨如珠。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作，《道德经》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它是中国文化及文明的代表。前人们已经历经艰辛，研究了《道德经》英译本的方方面面。本文作者用新生的理论，以全新的视角来
研究《道德经》的英译本。本文以翻译美学为理论支柱来研究《道德经》中的文化负载词，着力分析《道德经》英译的审美再现过程。翻
中国近现代翻译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第２３卷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２３ Ｎｏ．５ Ｏｃｔ．２Ｏ１３
中国近现代翻译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张长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茂名５２５０００）
摘要：通过回顾近现代一百余年来的中国翻译美学研究成果，以传统译论为切入点，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揭示了翻译美学 研究的现象和本质，对从事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翻译美学；传统译论；回顾；反思 中图分类号：Ｈ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５６２（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８４—０４
翻译理论与实践和美学思想一直有着无法分割开来的内在必然联系，溯其本源，可追溯到１７００多年
前的佛经翻译。从中国最早且又最具生命力的译论命题“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开始，中国的翻译美学命题
和理论就层出不穷，丰富多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如：东汉支谦提出的“文质说”，近代严复提出的
“信达雅”以及后来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许渊冲的“意美、音美、
形美”及刘重德的“信达切”等等。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一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
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美学（尤其是文艺美学）联姻”。这既是一种有缘的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ｏ［１］ｘｖｉ我们
对翻译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能够丰富和深化对翻译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明确翻译美学理论
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的理论意义。
１翻译关学及其研究范畴
经多年积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研究脉络日益清晰，并日趋系统化、科学化。在方梦之主编的《翻译辞
典》中，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
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
儿童文学汉译本的翻译美学解读——以《芒果街上的小屋》潘帕译本为例
Jiangsu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2020.3儿童文学汉译本的翻译美学解读——以《芒果街上的小屋》潘帕译本为例朱文芳郑友奇（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摘要：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蒙教育作用。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引入国内，能否充分发挥 启蒙和 用，翻译质量 关键。以《芒果街上的 》潘译本为例， 译学 分析该译本语言的 之处。在此基础上，该书翻译策略对 文学翻译的启示，以此提高 文学翻译质量提 鉴。关键词：《芒果街上的 》；译 学； 文学;潘引言《芒果街上的 》 国家桑德拉•希斯内的长篇“ 说”。 者 生经历，折射出当时拉 的社会地位、贫困生活以及女性地#旅年轻译者潘帕将该小说译成中文， 到国内。由于该译本充满了 的语言，因此深 ，童欢迎# ，很学者从族裔文学、女性主义、边缘语分析等 视角对 了分 ，但 译美学视角的分 起足够重视。本文以（芒果街上的 》潘 译本为基础， 在 译美学视域 ■视 文学 译， 对 文学 译的 示，以期对提高 文学译文质量有 #1.翻译美学与翻译译美学 上 将翻译和美学 合，从美学视 视翻译。毛荣贵（2005 ）指出，美学与翻译的结合，乃 联璧合;美学与翻译的结合,乃天作之合。 译美学甚至 赋予中国传统文 ， 译美学是与美学“联”的译理念，由此将翻译和美学这 立学 合起来#方梦之对翻译美学的阐释更 细。他指出，翻译 学是“揭示译学的美学， 学对译学的 义，用学的 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用学的基本原理，提 出翻译 文本的 标准，分、阐释和 语换中的美学问题。”（方 之，2004： 296）学和翻译之 能够结合，源于者的感性特 征。鲍 认 要在哲学体系中的 ，建立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并称其为“ Aesthetic ” # 他提出，“学”是“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 的 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加登，1987：13-18 +从其定义看 ，学“感性认识的科学”和“理性的 艺术”。译一种文 践，既一种“感性认识的科 学”，亦 一种“理性的 艺术”。众所周知，理性认 识优于感性认识。从浅层 ，翻译 的双语翻 译，词汇、句法、段落等分 及翻译策略的应用， 至少要做到传达本意， “感性认识的科学”。深 层来看，翻译离 的转换。翻译 的基本特双语 ，它“是一 变 ，既包括原语理 程，又包括译语表达 程,更 语 与译语 的 、 、 、 变著 ”（黄忠廉，2012: 103）。文学翻译须遵循 活动的一律，但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现，译者 应具有 的文艺 模式。（屠国元、袁园，2015 : 88 +所以，翻译又是一门“理性的思维艺译与美学 的特质 者“联姻”提了基 础，便形 了 “翻译 学”。 学理论对评 译质量 有重要影响。 学 待翻译，不仅一种新的， 译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内众 译家提出的翻译理 着美学的 。从严复的“信达雅”，语的“忠、 、美”，到傅雷的“重神形似”，钱书的“化境说”，及 的 译 理论等， 体现着对翻译的美学追求#充分认识审体（原文）和 主体（译者），对于译者来说关键。提高对原文的 眼光,不仅能够提高译者的眼光,也能提高目标读者的 情趣， 提高目标读者的主体地位。将文学翻译提高到美学层 视尤 要。翻译一文 ，不仅仅 文字、语言的换，考虑作者 传达的信息以及译文能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现代室内设计的又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创造室内环境中高度重视科学性，高度重视艺术性，及其相互的结合。从建筑和室内发展的历史来看，具有创新精神的新的风格的兴起，总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促使室内设计必须充分重视并积极运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包括新型的材料、结构构成和施工工艺，以及为创造良好声、光、热环境的设施设备。现代室内设计的科学性，除了在设计观念上需要进一步确立以外，在设计方法和表现手段等方面，也日益予以重视，设计者已开始认真的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确定室内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的优劣，并已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辅助设计和绘图。贝聿铭先生早在80年代来沪讲学时所展示的华盛顿艺术馆东馆室内透视的比较方案，就是以电子计算机绘制的，这些精确绘制的非直角的形体和空间关系，极为细致真实地表达了室内空间的视觉形象。
一方面需要充分重视科学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充分重视艺术性，在重视物质技术手段的同时，高度重视建筑美学原理，重视创造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室内空间和形象，创造具有视觉愉悦感和文化内涵的室内环境，使生活在现代社会高科技、高节奏中的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平衡，即现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中的高科技和高感情问题。总之，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生理要求与心理要求、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平衡和综合。
在具体工程设计时，会遇到不同类型和功能特点的室内环境，对待上述两个方面的具体处理，可能会有所侧重，但从宏观整体的设计观念出发，仍然需要将两者结合。科学性与艺术性两者决不是割裂或者对立，而是可以密切结合的。意大利设计师P•纳维设计的罗马小体育宫和者灵展览馆，尼迈亚设计的巴西利亚菲特拉教堂，屋盖的造型既符合钢筋混凝土和钢丝网水泥的结构受力要求，结构的构成和构件本身又极具艺术表现力；荷兰鹿特丹办理工程审批的市政办公楼，室内拱形顶的走廊结合顶部采光，不作装饰的梁柱处理，在办公建筑中很好地体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反思与重构：评析当下法学翻译界的学术翻译观
学木探讨
反思与重构：评析当下法学翻译界的学术翻译观
刘同考张延祥
（１．华北科技学院，１０１６０１；２．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１０００４２）
摘要：传统的翻译论者大都以丰厚的翻译经验为根基，提出一系列翻译理论。法学翻译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实践着的一项“正
在进行着的活动”，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基于传统的经验层面上，以法学翻译的描述性实证调查为基础，比较分析当下中国法学翻译界存
在的问题及内在的要求，从而提出引入法学学术翻译批评机制与学术翻译资格准入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法学翻译；学术翻译；翻译观；翻译资格
中图分类号：Ｃ－，８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２６Ｘ（２００９）一１６－０１８０—０２
传统的翻译论大都由翻译家来阐发的。Ｅｄｗｉｎ Ｇｅｎｔ１ｅｒ认为在１９７６
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翻译大会上，翻译研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作为
独立科学而建立起来了。到１９９１年，Ｓｕｓａｎ Ｂａｓｎｅｔｔ宣称，这样一门学
科（不是科学）已经建立起来了，翻译已经彻底摆脱以前的只言片
语的经验论说而成为独立的学科，称为翻译学或翻译研究。翻译研
究已经并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
一、学术翻译的界定
翻译是什么？无论中西古今，给出的答案大部分如是：翻译是
艺术，或“翻译是一门技术”，同时“又是一种艺术”；也有人认
为翻译是科学；更有人认为翻译是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为一身。而据
此，学术翻译是什么呢？或者说在翻译理论上如何定位？本文认为
学术翻译是学术性、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刘宓庆先生进行翻译
美学的深入研究，将文字性翻译分为文艺性翻译与非文艺性翻译，
据此，社科性论著或学术论著的文体是论述文，所以学术翻译属于
非文艺性翻译。但刘宓庆先生同时强调“在翻译艺术特征的总体关
照下，翻译原语非艺术作品与翻译原语艺术作品一样，都是科学运
作和艺术运作的统一性语际转换过程：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层级之
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浅论
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浅论
作者：卜云辉
来源：《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21期
摘要：刘宓庆，中国香港人，祖籍湖南新宁，生于1939年1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语言及语言教学理论，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是中国翻译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刘宓庆翻译美学思想，有助于解释刘氏理论的中国情结，推动翻译理论、翻译美学理论的建设。
关键词：刘宓庆；翻译；美学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87-02
一、导论
刘宓庆（1931-）是对我国翻译界有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学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
二、翻译美学的发展及历程
作为同属美学分支学科的文艺美学和翻译美学，文艺美学主要是由文艺创作者依靠个人审美观点、思想修养去感受生活并把感悟生活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通过文艺特有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共鸣。而文艺美学是研究文艺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塑造美感规律的科学。美学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有内涵的学科，而文艺美学是其中关键的一个环节。美学研究的主要是审美的一般规律，包括审美意识、审美对象、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和审美艺术等内容。审美的逻辑起点是美的本质，逻辑终点是由美和审美相统一的典型的艺术形态。文艺美学则是以艺术形态即美的逻辑终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艺术在美学中是作为审美关系集中体现来研究的，是为了把美和审美的本质和规律更充分、更鲜明地展现出来。由此可见，美学为文艺美学提供了美学基础理论和原则，二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提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具体素材。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引申了许多理论资源来表达翻译这门再现的艺术从而再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原作美感规律。简言之，翻译美学研究的内容是如何把一种语言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更完整、更和谐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作品。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判断、翻译中的审美活动、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翻译美学问题的许多概念都是来源于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艺美学理论资源。同时，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应该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翻译美学理论，采用了“中西并用，以中为主”的原则，将翻译美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较好地融合。
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管理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简介
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还具有艺术性。科学性强调通过数据和事实来指导决策和实施，而艺术性则强调管理者的智慧、判断力和才能。本文将探讨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以及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和艺术的技巧进行有效的管理。
科学性的管理
科学管理是管理学的基础，强调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科学管理通过研究和应用科学原理和方法，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和应对各种管理挑战。
数据驱动决策
科学管理的核心是数据驱动决策。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管理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组织的情况和问题，并基于数据做出决策。例如，通过分析销售数据和市场趋势，管理者可以制定更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
过程优化
科学管理也强调过程的优化。管理者可以通过分析和改善工作流程和业务流程，提高效率和质量。例如，通过流程重组和自动化，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绩效评估和反馈
科学管理也侧重于绩效评估和反馈。通过设立明确的绩效指标和评估体系，管理者能够定量地评估员工和组织的表现，并及时给予反馈。这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动力和业绩。
艺术性的管理
尽管科学管理在解决问题和提高效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管理也具有艺术性。艺术性强调管理者的智慧、判断力和才能，能够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
领导力
艺术性的管理强调领导力的重要性。良好的管理者应该具备良好的领导品质，例如激励员工、建立团队合作、与他人有效沟通等。这些能力不仅仅是凭借科学方法就能获得的，而是需要管理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经验发挥的。 创新和灵活性
艺术性的管理鼓励创新和灵活性。管理者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常常需要超越科学框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洞察力。这意味着管理者应该有冒险精神和开放心态，尝试新的方法和想法。
情感智慧
艺术性的管理强调情感智慧。管理者需要能够理解员工的情感和需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处理好组织内的冲突和压力。这需要管理者具备一定的情感智慧和人际交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