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明代陕北地区经济的发2

明代陕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摘要：陕北地区历来都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绳结地带，注定了其发展的另类性。

明代是封建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高峰，陕北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也伴随着其时代性，军事政治贸易区到经济文化区的转变是随着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性而发展的，终明朝一代中央政府对陕北地区的政策也具有特殊性：开中法、互市、屯垦制度、军事城镇的商业化等，本文亦试从这几个方面来讨论并严格参考文献论述明代陕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绳结地带；军需消费贸易体系；城镇营堡商业化；环境的回馈陕北地区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包括今榆林、延安两市26县，明代在此主要的行政建置是延安府与榆林卫. 陕北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温较差大，降雨变率大，沿边墙内外风力强劲，常发生自然灾害，有旱灾、涝灾、冰雹、霜冻等。

陕北河流众多，大致流向为西北东南向，流经陕北地区主要有：无定河、清涧河、窟野河、延河、洛河均入黄河，由于陕北地区黄土疏松，地形破碎，风力强劲等自然问题，生态坏境脆弱，明时期中国的气候成为“明清小冰期”，特别是15世纪到17世纪寒冷特征最为明显，传统社会，低温、自然灾害频会使农业生产受到致命影响，北方地区游牧民族也处于高压状态，陕北地区正处于这一前沿。

明代又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高峰，这种相冲的自然与经济状况，很是值得我们研究，陕北地区的“绳结地带”的经济发展也有其特色。

明代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历来是明代西北人文历史研究的重点，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屯垦方面，主要论文有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变》1，主要讲到明初实行军屯的原因，对解决戍边军卒的粮食供应和巩固北部边防的作用并对其毁坏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解决坏境问题的一些想法。

农业经济的开发方面，张洪生《明清时期陕北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坏境变迁》2收集了大量的明清笔记文集以及方志资料，对明清时期陕北的农业经济开发与坏境变迁进行了论述，主要论述了陕北地区特殊自然地理条件、明清时期陕北的人口与土地、水利事业、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自然坏境的变迁。

城市职能转变方面，张萍《明代陕北1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变[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一期，61页2张洪生.明清时期陕北农业经济的开发与坏境变迁[D].西北大学.2002年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3从军事战争地带影响到行政建制与经济的发展出发，论述了军事城镇扩大而引起的消费增多，商品流通的加速，形成的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现在的经济的影响。

马政方面，何琪《明代西北马政制度》4论述了马政的两种方法，从马政的确立、实施、发展再到完善和逐渐衰败及杨一清清理陕西马政的政策。

经济贸易及商人的作用方面，李刚、黄冬霞《明清晋陕沿黄河流域贸易经济圈刍议》5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沿黄河两岸地区固定的贸易圈，体现了黄河流域贸易圈快速稳定的发展趋势，并论述了陕北地区在此贸易圈中的地位及对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然灾害方面，侯虎虎、王天强《明代陕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生研究》6论述了气候变化和自身特殊地理构造，分析了明代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特点和对民生的影响，指出了灾害给民生带来的生活困扰.以上研究主要是从一个方面或是几个方面零散的论述到有关明代陕北地区经济的一些表现，并未系统的、完整的加以论述，本文试从农业、商品经济以及畜牧业三个方面来讨论明代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

一、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1、农具及农田水利的进步明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与功用已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高度。

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铁质农具数量的增加，质量提高，如：犂、耙、锄、铧、搭等；二是根据不同自然坏境和畜力条件，因地制宜，牛、马、骡、驴等耕畜外，靠“牛行摇动”机械动作播种。

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凋敝，于是“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现，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木牛。

”[1](529)。

“成化元年之弘治年间(1465-1505)陕北各县旱灾发生到了第二高潮。

40年间，旱灾22次平均1.8年一次，成化二十年(1485)弘治十一年（1498）最为严重，”[2](76)。

当时陕北各州县“数月不雨，麦禾俱伤”[3](40).以上农具的进步与创新适应了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省工、灵巧、易于操作、人力投资少，每天可以耕地三、四亩，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

陕北地区在明代以前无水利可言，天雨不对，干旱频仍，饥荒年年。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在全国范围兴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还把水利事业的成绩作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嘉靖朝（1522-1566），明政府严令延绥等地各巡抚督御史“各务躬亲3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J].民族研究（京），2003年06期第76-85页4何琪.明代西北马政制度[J].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11月第十一卷第十一期第42-45页5李刚、黄冬霞.明清晋陕沿黄河流域贸易经济圈刍议[J].晋阳学刊，2005年第五期第79-82页6侯虎虎、王天强.明代陕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生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2009年8月，第21卷第4期第75-78页循行郊野，相视地宜，某川之水可导，某山之水可疏”[4] (1963).这些政令和措施，促进了陕北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

传统农耕区的水利:“正德年间（1506-1521），延安知府罗谕主持，领导当地人民在此缘沙作堰，饮水以资灌溉；龙泉州东三十里，其水自石龙口涌出，居民引以灌田”[5](1961)。

屯垦区：“宪宗成化年间，榆林镇周围，余子俊开红石峡以灌溉城西园；吕雯主持修南渠，引城东刘指挥河水，灌溉牧场西官民稻田与园田；吴堡，青河沟县北二十五里，相地疏引，亦可灌溉。

”[5] (1963)。

其中红石峡于嘉靖、万历年间又历经修治，特别是“万历年间巡抚余子俊改设砌砖渠，并置亭于渠上，遂成为全镇胜利，南渠也在嘉靖年间增修了支渠，将灌溉范围扩大到了城西南隅一带。

”[6]( 778)。

水利方面另外一个值得关注是明代实行商屯，开中法的纳物中盐，是大量商人为了纳粮中盐，自出财力，招募流民，垦田边地，形成村落，并自发的在屯垦地区的农田上及其周围开凿沟渠，引黄河、无定河水灌溉，兴筑了不少小型水利工程。

水利设施可以较长时间的发挥功能，水利建设的发展，利于开发水田，种植水稻，使种植种类改变，保证农业发展基本的条件之一-水分的需求，促进山区农业经济发展。

2、耕作技术与施肥技术的改良与进步中国农业生产以精耕细作著名，汉代《氾胜之书》中就讲求“时宜”、“地宜”，《农说》中“冬耕宜早，春耕宜迟”，合“地脉”、耕地耕透耕熟，选种除草要根据不同的环境选择合宜的时间与抵抗灾害能力强的品种。

《农政全书》排斥了元代的“风土不宜”之说，得出“凡地所无皆是昔无此种，或有之而偶绝，果若尽力种艺，殆无不少宜老”。

广泛使用无机肥是明代施肥技术的一大特色，人类、六畜及尘埃粪、杂物浸渍泥及各种草木叶都可以作为肥料，《月令广义》“惜粪如惜金”，举凡落叶、腐草、沟泥、豆苗（牧马时种了大量豆类，豆种类十几种，后面讲到）皆可为肥，改良土质，不同土壤要用不同肥料加以改良，基肥改良土壤、追肥滋苗作用，施肥与深耕相结合。

这些耕作技术与施肥技术使农业生产率大为提高，产物质量提高。

[7](531)3、作物种类与新物种引进明代陕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种植物种的特殊性，陕北的粮食作物已麦、栗、豆类为主，麦与豌豆为夏粮作物，在陕北各县皆有种植，小麦最多。

陕北地区存在大量军马，大麦、青稞与豌豆作为马料，种植范围较大。

榆林卫还种植有燕麦。

[5](1898)。

秋粮，以黍、稷、谷及各种豆类为主。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延安知府罗谕巡视米脂，劝民开辟南河滩种稻，且引种成功，米脂县适宜种粟，米质高，米淅如脂而县名”[5]. (1898)“豆类有红、小、黑、青、豌、大、扁、赤等凡十余种”[8](235)。

还有很多物产如：：麻子：麻类是重要的衣料来源，用途广，用量大，域内产麻大小三种，“弦麻于坊州中部郡（今黄陵）供之”[5]( 1898)，“羊绒，延安府出，有紫有白；焰硝，甘泉县出；石油出延川、延长二县，自泉中出，民取之可以燃灯、疗疮；玛瑙出府谷、神木，元时常遣人采；知母、大黄、登相等”[5](1898)。

更多的如蔬、果、瓜、药、石、草、木、花、鸟、兽、鱼、虫等见于姬乃军、韩志侃《延安府志校注》(注：卷三十一·户略物产，陕西旅游出版社，1996版。

)农业（自然）经济的发展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随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地位更加突出，农业（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载体，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商品经济的转化要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条件。

在上述各方面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陕北地区农业经济繁荣，那么商品经济又是一种什么样情况，接下来简单加以阐述.二、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一）、屯垦由于屯垦商品性较之农业性突出故列到商品经济。

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之基，农业的发展与否对于封建统治的巩固，社会的安定至关重要，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均采取各种政令及措施保证和推动农业的发展，而作为封建社会生产力另一高峰的明代亦不例外。

明代在陕北驻有大量军队，为了供给粮饷和生活所需，解决军事的衣食住行问题便在陕北开始垦荒。

明朝是从元末农民起义战争中发展建立起来的政权，建国初，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生产凋敝，作为与元朝农民战争的重要战场-陕北地区情况甚是严重。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并颁布了一系列与民生息的政策，例如“洪武元年（1368），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免杂范差役三年，后依民田起科税粮”[9].卷113.洪武十三年（1371）又召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地民田“许尽力开垦，有司得起科”。

明宣德六年（1431）遣官督陕屯田”。

[10](16)这些鼓励开荒的政策，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积极性有重大作用。

明代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区域形成了特殊的农业耕作区与军事屯垦区，延绥镇为“九边”之一，亦驻有大量军队，下属四卫，陕北有三卫，榆林、绥德、延安皆在其中。

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九镇屯兵53万人，榆林卫的怀远堡、定边堡、靖边营、驻兵五万多。

成华六年（1469），延绥边墙修筑完后，边内安全得到保障，延绥镇遂广开屯田。

明代从成化年间迄后是陕北地区屯垦重要时期，“嘉靖年间延安卫有屯地三千五十三顷，绥德州有屯地六千六百九十八顷四十亩，榆林卫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五顷，三卫共三万七千七百一十六顷余”[5](1875-1879)，可见屯田数额变化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