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材料：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北京经验
关于北京市基层治理工作的意见
关于北京市基层治理工作的意见一、引言基层治理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基层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本文旨在对北京市基层治理工作进行全面、详细、完整且深入地探讨，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二、北京市基层治理的现状分析2.1 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基层治理是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是政府决策的基础和执行的基础。
良好的基层治理能够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2.2 北京市基层治理的成绩和问题2.2.1 成绩•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活动丰富多样。
•基层干部素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基层民主建设积极推进，社区居民参与度增加。
2.2.2 问题•基层治理能力不足，面临着人员不稳定、素质不高等问题。
•基层民主建设还不够充分，居民参与度不高。
•基层治理与市民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三、改进北京市基层治理的对策和建议3.1 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加强基层干部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
•加大对基层干部的选拔和考核力度，确保能够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提高基层干部的待遇和福利，增加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归属感。
3.2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力量和领导作用。
•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提高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治意识。
•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3.3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加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和机制建设，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加强社区居民议事会和居民代表大会的建设，提高居民的民主参与度和决策权。
•加大对居民的民主教育和法治教育力度，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
3.4 加强基层治理与市民需求的对接•加强市民需求的调研和了解，及时解决市民的问题和困难。
•加强政府与市民的互动和沟通，建立政府与市民的良好关系。
关于在基层治理的经验材料
关于在基层治理的经验材料在基层治理的经验材料：我曾参与了小区的基层治理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
首先，我认为有效的基层治理需要建立一个积极的沟通机制。
在小区内，我与居民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定期召开居民大会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关切，并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
其次，基层治理需要注重培养社区自我管理的意识。
我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的管理工作，组织居民自愿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如环境保护、安全巡逻等。
通过这种方式，社区的管理责任能够分散到更多的人员身上，使每个居民都能为社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另外，我发现基层治理需要加强对社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我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中，如公园、健身器材等。
通过组织居民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定期维护，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社区的公共资源，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最后，我认为基层治理还需要加强对社区居民的教育和培训。
我组织了一些培训活动，如环保知识讲座、法律法规宣传等，以增强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
通过提高居民的素质和能力，我们能够更好地推动社区的发展。
总之，基层治理需要建立积极的沟通机制，注重培养社区自我管理的意识，加强对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以及加强对居民的教育和培训。
这些经验对于有效地推动基层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积极的沟通机制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积极的沟通机制非常重要。
只有通过与居民进行频繁的沟通和交流，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切，并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我所参与的小区基层治理中，我定期召开居民大会和座谈会，邀请居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些会议上，我会根据居民的需求制定相关议题，并与他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居民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除了定期召开会议，我还积极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与居民进行沟通。
通过建立微信群、QQ群等社区交流平台，我能够及时了解到居民的问题和需求，并迅速解决。
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现实挑战和路径选择——以北京市“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2]，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政府建设”[3]，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4]。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城市基层治理正在迈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作用正在凸显。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推进城市基层治理、全面提升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议题。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即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内生动力。北京作为超大城市，其城市基层治理经验在全国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接诉即办”是北京市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也是数字治理的典型代表。2018年，北京市推行“吹哨报到”即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2019年，在“吹哨报到”基础上推出“接诉即办”改革。2021年9月24日，《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接诉即办”工作进入制度化、法治化新阶段。“接诉即办”旨在整合北京市已有热线资源，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全面聚焦基层，大力推进数字化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以“小切口”撬动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变革。近年来，关于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于效用、机理、困境和优化路径等方面。在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效用方面，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组织沟通效率和组织协同能力，重塑组织流程[5]；数字技术助推政府数字化建设，有助于重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6]。在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机理方面，新兴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增效、数据赋能到平台赋权的技术吸纳逻辑能够推动城市
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现实挑战和路径选择邢振江1柴佳2
（1.汕头大学，广东汕头515063；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1）［摘要］城市基层治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是创新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践方式，同时也是数字治理的典型代表。通过剖析北京市“接诉即办”的实践，发现以数据为驱动力，可以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组织结构优化、创新城市基层治理理念，佐证了数字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然而，目前数字对城市基层治理赋能效应的充分发挥在荷载、效能、成本和主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鉴于此，应加强“接诉即办”平台建设、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水平、推动多管齐下降成本、强化社会力量参与，以助力城市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关键词］接诉即办；城市治理；基层治理；数字治理［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53（2023）06-0062-06
《2024年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_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范文
《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_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篇一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治理_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一、引言城市治理的机制创新已成为我国当前及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这其中，基层治理尤为关键。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一直在努力实现其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与高效化。
从过去依赖被动回应的传统模式，逐渐过渡到以主动治理为核心的现代治理体系，这是北京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次重要创新。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创新的必要性、主要内容以及取得的成效。
二、被动回应模式的局限性过去，北京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被动回应模式，即当问题出现后，相关部门再作出反应和解决。
这种模式在应对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时显得捉襟见肘，无法满足现代城市治理的需求。
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应速度慢，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造成资源浪费；三是缺乏前瞻性，无法预防和避免问题的发生。
三、主动治理的机制创新为了克服被动回应模式的局限性，北京开始探索并实施主动治理的机制创新。
这一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强化预防意识：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城市治理问题，减少突发事件的发性和影响范围。
2. 信息化治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实现问题的快速发现和解决。
3. 多元参与：鼓励社会各界和居民参与城市治理，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
4. 优化政策设计：针对不同地区和领域的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实现政策的精准施策和有效执行。
四、主动治理取得的成效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的城市基层治理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问题解决效率大幅提升：通过主动治理，相关部门能够在问题出现前或出现初期就及时发现并解决，大大提高了问题解决效率。
2.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主动治理模式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和利用资源，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案例典型经验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案例典型经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各地政府纷纷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文将结合案例，探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典型经验。
一、强化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治理工作愈发便捷和高效。
因此，强化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
例如，北京市在建设“城市大脑”平台时，通过智能分析算法和数据累计提供实时计算、调度和推测，将微信、公众号、政务网站等渠道的线上数据以及多种数据源中的线下数据融合汇聚，从而提升了燃气、道路交通、城市安防等方面的应急能力。
二、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治理社会离不开百姓的参与，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不可或缺的一环。
例如，江苏如东县建立了“情报员制度”，通过培养居民做好情报收集、线索上报等工作，大大提高了治安防控及矛盾调解水平。
此外，北京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民主自治为核心，通过推行“网格化管理”，有效调动了广大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三、提高民生服务水平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各地政府应该将此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目标。
例如，上海市在推进垃圾分类时，除了加大宣传力度外，还推出了“无通知书执法”模式，强制实行垃圾分类。
同时，政府也针对性地开展了业态创新，推出了垃圾分类品牌，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服务中心”，以方便群众学习和借鉴。
此外，各地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四、建立多元化外部协同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协同配合。
政府应该建立多元化外部协同机制，找到符合地方特色和需求的合作伙伴，提高社会治理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例如，深圳市建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吸纳公安部门、社区居委会、学校企业等智囊团和第三方力量参与，有效协调社会治理工作。
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总结北京东城区5民工作法
新时代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总结北京东城区5民工作法当前，东城区正处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攻坚期和城市治理的转型期，靠以往党和政府单一推动已很难解决当前城市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
为此，东城区聚焦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在全区探索实践“五民”群众工作法，引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当好“五民”工作法的执行者，当好居民代言人，鼓励居民及时发现问题、积极协商议事。
今年以来，全区开展居民议事协商会议2050场，解决社区环境整治、停车管理、助老服务等事项1403个，使居民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宣传者、维护者和监督者。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协商“有方向”。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础，也是基层政权建设的根基，必须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的主线。
去年，东城区委研究出台《关于在城市治理中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共建共享的意见》，构建了以街道党工委为领导核心、街道办事处为责任主体、社区居委会为共治载体、社区各利益相关方为参与主体、区属职能部门为服务保障的社区协商共治格局，涌现出“街巷长制”、“小巷管家”、“周末卫生大扫除”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模式，形成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浓厚氛围。
二是完善工作体系，规范运行“有章法”。
加强社区协商共治的顶层设计，制定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和指导手册，建立了规范明确、可操作性强的议事流程，推进社区协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结合街道“大部制”改革，在全市首创“社区专员”，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打造了东四街道社区居民会议常务会制度、东直门街道“家园计划”党政群共商共治、交道口街道“商会自治”政社协同等治理机制，积极引导各方依法、有序参与社区治理。
三是搭建协商平台，居民遇事“有地议”。
在全区182个社区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统一标识、背板和议事规则，开展规范化建设。
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为畅通民主协商路径提供有效载体。
景山街道引入微信小程序“路见”，建立“公众参与提案屋”，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向居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拓宽了公众参与渠道。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
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近年来，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承担着重要的责任，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北京市加强了社会治理网格化建设。
以网格化管理为核心，市、区两级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建立了多级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实现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和信息化。
通过网格员的日常走访、督导和服务，有效解决了基层社会矛盾和问题，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其次，北京市不断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北京市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建设全面、立体、高效的社区治理体系。
通过设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居民议事会等机构，有效强化了社区服务功能，提高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参与度。
另外，北京市注重加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北京市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加强培训和引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共享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北京市加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化建设。
通过建设信息化平台、推行数字化管理，北京市实现了社会治理信息的快速采集、传递和共享。
这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透明度和效率，还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北京市还注重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
通过加强培训和育人机制建设，北京市大力培养了一支专业、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干部队伍。
这些干部在基层坚守岗位，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解决了许多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为社会治理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近年来北京市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通过加强网格化管理、推进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推进信息化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北京市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为打造人民满意、法治有力、社会和谐的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安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经验材料
公安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经验材料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人民裙众的安居乐业。
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的重要力量，在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方面肩负着重大使命。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下将从多个方面介绍公安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经验。
## 一、强化基层警务建设，筑牢治理根基公安机关始终把基层警务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通过优化警力配置，充实基层警力，确保每个基层派出所都有足够的警力履行职责。
加强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公条件和执法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在警力下沉方面，公安机关推行了“一村一警”“一社区一警”等工作机制，让民警深入到农村、社区中去，与裙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社情民意，及时解决裙众的实际问题。
民警们不仅承担起治安巡逻、案件侦破等传统职责，还积极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安全防范宣传等工作，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具体地区]公安机关在基层警务建设中，按照每个行政村至少配备一名民警的标准，选派了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民警到农村派出所工作。
民警们与村干部、村民代表建立了密切通联，定期召开警民恳谈会，听取裙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
他们还组织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活动，提高村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有效预防了各类案件的发生，赢得了裙众的广泛赞誉。
## 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防控能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保障。
公安机关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防控能力，有效遏制了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加强治安防控网络建设。
公安机关依托科技手段，建立了视瓶监控系统、治安卡口等，实现了对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全天候监控。
加强与社区、单位等的协作配合，建立了治安联防机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治安防控网络。
另强化巡逻防控工作。
公安机关加大巡逻力度，提高巡逻密度，特别是在案件高发时段和重点区域加强巡逻，及时发现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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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北京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北京市平谷区首创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被列为2018年北京市委深化改革工作的重点课题，市委书记蔡奇亲自指挥调度。
蔡奇强调，“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机制；不仅仅是综合执法，还涉及由街道依法管理。
要不断探索完善此项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用改革思维破解难题，狠抓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的痼疾顽症，更加凸显了“制度维度”和“制度自觉”，是北京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探索和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生动实践。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的由来“乡镇吹哨、部门报到”是平谷区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以盗挖盗采、“四抢”（“抢栽、抢种、抢养、抢建”，恶意套取拆迁补偿款的行为）、环境污染、大货车治理等突出问题整治为重点，着力解决执法过程中“乡镇和部门责任权力匹配不合理、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形成的联合执法链、管理链、服务链、发展链等系统工作机制。
基层治理的“平谷困境”：行政执法与行政管理的脱节与背离。
一是联动响应机制不健全。
盗挖盗采、环境污染等多发生在基层，一般乡镇最早发现，但与执法部门信息沟通的衰减效应明显，在时间、空间上“腰来腿不来”，“属地责任”就成为基层治理的“阿喀琉斯之踵”。
二是责任与权力不匹配。
乡镇没有执法权，“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七个大盖帽管不住一草帽”，执法工作不易做到有的放矢，有时还流于形式。
三是联合执法机制不完善。
行政管理碎片化与违法行为链条化并存，乡镇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合执法缺乏约束机制保障，存在执法“断链”。
同时，单一执法较难完成，积弊难返，慢慢演变成为非法的产业链、关系链和利益链。
四是监督考核不到位。
现有考核形式主要是“以上对下”，基层乡镇作为被考核对象，没有话语权，“一票否决”责任众多。
部门监督考核标准相对宽泛，对突出问题的监督考核力度不够。
五是担当意识和能力不足。
执法人员面对问题存在畏难心理，不知为、不敢为、不会为、不全为，担当意识、能力不足，执法人防技防能力弱，面对违法行为步步后退，履职尽责难度大。
开展“双安双打”行动，初步探索“乡镇吹哨、部门报到”联合执法链。
2016年5月14日，平谷区金海湖镇发生金矿非法盗采6死1伤重大事件。
仅仅半年多，2017年元旦，又现场查获盗采行为。
在调查中发现，长期大面积的盗挖盗采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违法产业链。
区委区政府毅然决定在金矿、砂石盗采频发的金海湖镇试点启动“双安双打”（安全生产、安全稳定，打击破坏生态行为、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成立“双安双打”指挥部，建立周例会、案件会商、“30分钟响应”等工作机制，联合执法全力打击镇域内破坏生态等违法犯罪行为。
区政府依法赋予乡镇“吹哨”权，各相关执法部门响应哨声及时“报到”，下沉一线联合严格执法，从各自监管领域入手，查处每个违法环节，做到“事不完，人不撤”。
这是平谷区“乡镇吹哨、部门报到”联合执法链工作机制的初步探索。
实现“三个彻底转变”，推动“平谷探索”向北京经验飞跃。
随着持续十几年、纵横数省市的众多盗挖盗采团伙的“剿灭”，平谷区委区政府在“沙盘推演”的基础上，将联合执法成效提炼为“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制度。
困扰平谷区多年的治理难题一个一个得到有效解决：“疏整促”各项任务全面超额完成，盗挖盗采行为全域绝迹，水污染治理初次全部达标，“四抢”得到有序清理，持续十余年的海子村信访问题得到平复……“平谷探索”引起了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北京市在提炼“平谷探索”模式和其他各区大量涌现的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将“乡镇吹哨、部门报到”改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向全市推广。
“乡镇”和“街乡”的一字之差，标志着此项工作机制的三个转变：从郊区“重大问题整治”向城市日常治理的彻底转变，从联合执法链工作机制向全面推进基层治理运行模式的彻底转变，从一时一地的基层鲜活实践向制度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体制机制改革彻底转变。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的五大基本特征依法治理是根本。
法治意识是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成功的前提和根本。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基于现有法律、机构、职责的重新梳理和整合，核心是依法行政。
一是实现依法行政从后台走上前台。
区委区政府确定了“为打击想办法、为打击找依据、为打击定原则”的基本思路。
“兵马未动，法制先行”，区法制办认真梳理了涉及区级政府层面的近万项依法行政事项。
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没有白费，平谷区的各项工作始终行驶在法治的轨道之内。
二是依法廓清政府执法边界。
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坚决纠正不作为和乱作为。
通过查找问题，画好作战地图（列出问题清单），圈出精准打击目标。
确保有效落实各自的职责权限，真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厘清了责任划分，明确了权力界限。
三是破解选择性执法难题。
区政府根据问题属性分解责任，编制了砂石盗采、养殖排污、“小产权房”、大货车治理等9大类职责清单，简称“9+X”权力清单。
仅砂石盗采一项，就梳理出96项行政处罚职权。
权力清单的出现，明晰了法定职责，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饱受诟病的选择性执法难题，是全市第一件案例版全链条执法清单。
赋权是核心。
赋予乡镇执法召集权和考核权，是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成功的核心和法宝。
一是依法赋予乡镇“四权”。
基于基层政府管理能力的低效，区委区政府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明确赋予乡镇执法召集权、评价权、考核权、否决权，实现权责匹配。
二是应对联合执法空心化。
明确执法责任，彻底解决了传统联合执法较为松散、针对性不强的难题。
长期困扰基层部门疲于应付、效率不高、流于形式的工作状态得到根本扭转。
三是打破“条”“块”两张皮。
“条条”“块块”两张皮是基层执法和管理的普遍性“老大难”，重点是如何解决“见管脱节”问题。
依法赋予乡镇权限，目的在于加强配合联动，提高效率效能，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使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问题导向是出发点。
问题导向思维和底线思维，是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成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是以解决重大问题为目标。
依法扭转环境恶化，根治生态问题和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是新一届政府的“头号工程”。
平谷区从认清自身问题入手，找准病根，对症下药，转变工作作风，优化工作方法，将问题一个一个解决、难题一个一个攻克！二是“三张清单”明确执法责任。
三张清单即问题清单、权力清单、效果清单。
平谷区梳理出全链条问题清单98项；梳理权力清单1167项，编制城乡环境治理、安全生产、“河长制”等620项专项责任清单，明确51个部门责任事项；效果清单，即通过运用权力清单对问题清单进行销账的方式，适时关注问题解决的进度和效果。
三是“行”“刑”衔接提升执法效果。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真正做到了无缝衔接。
公安机关主动作为适时介入侦查，成为保障执法效果、惩处犯罪行为的有力手段。
检察机关积极履行立案监督职能，提升公诉效率。
法院依法审判，“非法采矿罪”第一次在平谷被适用。
大兵团作战是方法。
大兵团运动战，是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成功的工作模式和方式方法。
一是“支部建到连上”。
发挥党建优良传统，临时指挥部建到哪儿，临时党支部就建到哪儿。
区领导率先垂范，“脱下皮鞋”深入山间地头，沾水沾泥了解第一手情况。
启动“勇于担当”主题实践活动，号召3.8万名党员“挺起腰板，跑步前进”。
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要求参与联合执法的部门不等、不靠、不推、不拖；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按要求和时限参加联合执法，严防“跑风漏气”；对庸懒懈怠、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一律严肃追责。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合执法实体化平台的雏形。
三是放手发动群众。
思想解放了，视野就开阔了。
在区委区政府的带动下，来自基层的平凡创新遍地开花。
从联合执法链，到联合管理链、联合服务链、联合发展链，执法难题引发的基层治理革命层出不穷，基层治理的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在平谷生根发芽。
要素链是保障。
完善的要素链建设，是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成功的根本和保障。
一是推行“三协同”联合执法链。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解决了执法的联合响应问题，但联合执法怎么办？执法之后常态化治理怎么办？区委区政府又创新了与之相配套的“一门主责其他配合”和“部门布置乡镇落实”工作机制，简称“三协同”联合执法链。
三个机制从实践角度解决了整体与局部脱节、条块分割、合力不够、执法权分置、执法与管理的缺陷与不足，社会治理顽疾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铲除，执法“碎片化”带来的管理障碍被一一打破。
二是实施三项保障机制。
执法力量“五下沉”（重心下移、人员下行、资源下沉、政策下调、权力下放）、绩效考核、督查问责三项保障机制首尾衔接，互为补充。
对下沉乡镇一线的工作人员实行“三在一听”，即“在哪吃饭，在哪干活，在哪考核，听哪指挥”。
创新模拟问责机制，唤醒干部履职意识。
对应当吹哨没吹的、应当主责没出面的、应当布置没行动的，一律追责。
三是发挥“动车效应”。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标志着政府整体的行政管理网络开始形成，标志着北京基层治理模式告别“绿皮火车”进入动车时代。
作为“车厢”的每个乡镇、每个执法部门都有自己的动力，这列“执法管理动车”带着溢出式的力量，翻山越岭，所向披靡，解决了大量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社会治理难题，成为了北京市在基层治理方面的首创和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