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历史久远、丰富的治国安邦之道，在如何选人用人及管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总结这些思想与经验，对做好现代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主流的诸子百家，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表达出了丰富的尊重、关怀、爱惜人的思想。一、 人才的选拔 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意找贤纳士、延揽人才。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 选人标准历来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其中最著名的是司马光的思想。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阐述了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个看法颇为深刻。司马光进而分析了不同人的德才素质，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与颠覆者多矣。”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道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 杰出的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先天下之贤”，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这里说所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吸引人才。考核是选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的考核，就难以区分贤愚优劣，也难于做到合理运用。管仲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严格考核不加以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 古代考核的办法主要有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西周是通过逐级考试选择人才，入仕考试分三级五等进行：先由乡大夫进行“秀士”、“选士”的考试，再由司徒进行“俊士”、“造土”的考试；最后由学政大司从“造士”中选出优秀者交司马量才录用，别录用者称“进士”。先秦时期主要是通过国君派人直接招贤或出榜招贤的方式选择人才，在春秋战国时期，自荐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如“毛遂自荐”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孔子、孟子、管仲等人主张推荐，推荐的方式有官员举荐，贤人举荐和群众举荐等。 举荐选拔有赖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古代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有耳听、口问、考言、视声、视色、察情、观诚、观友、观隐与综合分析等。如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诸葛亮提出“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为古代正确选择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了借鉴。二、人才的使用 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深知合理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用人思想。 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作治国之首物，为政之根本。如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将这一思想发展的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盖大楼是百年大计，靠的是一大批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长远大计，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人才。 “贤”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能”重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认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为官吏，对于每个官吏的等级地位，要与他们的贤能程度相当，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张“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总原则，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 善任就是用人所长，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可见，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主。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管仲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人，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这五个问题都是有关用人政策的问题，它说明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也只有知人才能用人不疑，只有用而不疑才能不使小人谗言危害霸业。宋代政治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意为宁可择人时多费一些精神，看准了再用，但不可轻易任用却不信任，不敢放手让其施展才干。用人不疑，就是对人才的充分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激励，能够增强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与向心力。三、人才的管理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倡导人本管理，而管好人的关键是要重视人的利益需求，管理要做到分工合理，恩威并用，领导者要能够身先道御，以身示范。 “欲”和“求”是指人的欲望与需求。正确认识与合理满足人的欲求，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管理好人具有重要意义。荀子认为，人生下来之后受主、客观世界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欲求；欲求的发展有三条规律，第一是“欲不可去”，人人都有欲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第二是“欲不可尽”，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也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第三是欲物“相持而长”，亦即物质和欲望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增长。荀子分析，人的欲望若得不到必要的满足，就会导致斗争、祸乱和贫穷；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防止祸乱，就应指定礼仪，以培养人的合理的欲望，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使人的欲望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把人的欲求分为两个层次：“仓廪实”、“衣食足”是低层的物质欲求，“知礼节”与“知荣辱”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着，皆谓之欲”。这里，王夫之把人的欲求分为生理、物质、权利和功名四个层次。应该说，我国古代关于欲求的这些认识都是比较深刻的。 先秦时期，有些政治家就认识到，管理者必须明确各自的职责，而不能互相干扰和替代，这是有管理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管仲就非常强调一种顺乎自然、遵循规律、合理分工的管理思想。他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古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他以心比君，以九窍喻百官，认为君治百官，就想心制九窍一样，九窍虽受制于心，但心却不能代替和包办九窍的功能，否则就会“目不见色，耳不闻声。”。而心不干扰九窍之能，九窍就会很好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同样，君臣各有其职，也不应该相互干扰。君主若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自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君主也不会因日常琐事缠身而政务烦心。“心制九窍”的思想反映了古代政治家已从哲学的高度，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人事管理的客观规律性。 自古以来，刚柔相济就是公认的管理人的原则。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主张在管理中要将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重运用这一管理人原则。例如，诸葛亮治军之方讲柔，他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已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功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他要求将领爱兵如之，爱民如子，以心换心，以情感人。另一方面要靠法令、刑罚维护法律，规范下级行为，维护上级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有丝毫变通余地。 刚柔并济必须赏罚分明。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诸葛亮在论及奖惩原则时，强调“诛罚不避戚”，“赏赐不避仇怨”。唐太宗李世民也用精炼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正确地使用奖惩可以引导人民的行为，这是古代管理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仍然普遍有效的管人原则。 领导者带好队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管理手段外，还需要领导者有良好的修养与作风，孔子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领导者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带好队伍，做到上下一心，行动一致。“以身先之”的前提是领导者个人的“身正”，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明领导者只有关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养自己，才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从而搞好领导工作。修己有着多方面的内容，“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指出清淡寡欲、清正廉洁、宽容大度、仁慈民主、公平正直，是领导者加强自我修养的重点。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