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
浅论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小说
浅论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派小说中文系 16班罗晓燕指导教师：陈兴樊青美摘要：回眸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出现了“京派”“海派”这两个代表着南北不同文化的文学流派，呈现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
表现为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种种对峙。
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京派作家不同程度表现出了疑惑甚至排斥的态度，而海派作家则对都市文明有着留恋多余批判的心态。
前者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显得凝重典雅；后者崇尚现代艺术，标新立异。
前者具有传统的厚重感，后者标榜时代的先锋性。
由于不同的文化视角,他们的小说作品中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京派小说偏重于对乡村生活中美好人性的挖掘，追求和谐、静穆；海派小说则强调对都市社会喧哗躁动的生活的刻画，追求新奇超突。
关键词：京派；海派；文化形态；艺术倾向一关于“京海派”的论争提到“京派”与“海派”,必然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那场规模不大，但火药味十足的“京海”之争。
京海派在这场激烈的文化交锋中，各自明确了鲜明的文学理论主张，同时也折射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文学景观。
这场论争中，凝聚了20世纪以来，中与西，南与北，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种种对峙。
所以，京海之争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也是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经济、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冲突。
关于京海之争，首先发难的是沈从文。
他于1933年发表在《大公报》上一篇名为《文学者的态度》的文章。
其中称文人的态度是游戏的，白相的（靠玩来混饭吃，上海话）笔锋有针对性地指向了当时上海的文学风气和一些作家的创作态度。
鲁迅在当时有一篇文章叫《京派与海派》，他在其中指出“京派是官，海派是商”这个著名的论断。
①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如果说鲁迅在“京海之争”的对峙中态度是中立的，而沈从文则主张文学者应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做到真诚质朴。
与此同时海派文学正以一种先锋的文化视角、锐不可当的姿态动摇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学地位，而京派文人则艰守和捍卫着这一块千年文化土壤。
关于海派
“海派”与文学“海派”这个词进入到文学界，是始于1933年爆发的“京海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有一帮“玩票白相”的文学者“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苏汶等沪上作家的反批评，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论争中，有不少作家写了文章，介入其中，连鲁迅也写了《“京派”与“海派”》等文章，鲁迅的观点是京派和海派都是帮闲而已，只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而已。
文学界的京海之争所触及的是一个历久常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文学艺术与现代商业的关系问题，在一个一切都逐渐变得高度商业化的现代社会里，文学艺术该如何自处？艺术当然不能成为商业的附庸，但把艺术与商业看作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的两面，也是过于简单化的。
在30年代的这场争论中，京、海两派有一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承认海派“近商”，又都基本上否定这个“近商”。
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海派文学就基本上被认定是一种商业化的文学了。
叶灵风(1905—1975)原名蕴璞，江苏南京人。
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
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
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这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时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
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
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说我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
二、新感觉派（一）新感觉派概况“新感觉派”本指20年代日本的一个作家群体，后来被中国批评家用来概括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
这一流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次对都市景观作集中的描绘。
第十四章 海派小说
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去进行阶级分析、社
会剖析
而是用蒙太奇、意识流、感觉主义、心理 分析等现代主义的手法去展示都市的现代 性、先锋性、开放性、商业性。
3.2、技巧上：主观感觉印象的刻意 追求与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
将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渗透、溶合到 客体的描写中去。
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客 体化、对象化，具有更强可感性、立体感。
“大晚夜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伸出 (红)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葡萄酒 来了。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 调化装着的都市啊!年红灯跳跃着——五色的光 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 潮的天空，天空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 也有了钟……
首先：
取一周末“夜总会”为场景，从此
横断面反映旧上海大都市生活，是
上海缩影 。
小说开头写人生哀乐和都会疯狂，
最后写“死亡”与“送殡”。
“九派汇流”汇向死亡。
通过“九派汇流”的艺术结构，疯狂
的都会夜生活一端连着心灵的空虚，
另一端连着人生的虚幻“死亡”，这 是作家对畸形都会文化的一种参悟。
4.3、现代派描写手法的大胆运用
恐怖感 滑稽感 真实感
其次： 新感觉手法的出新源于作者对都市社 会人的异化的感受： 在商业广告压迫之下，人变得支离破 碎，滑稽可笑，与其说是一张脸，不 如说是现代商业手段的玩物。
通感手法的运用
新感觉派重视写各种感觉，善于将视 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复合 起来写，即所谓“通感” “古铜色的鸦片烟香味” （《上海的 狐步舞》） 《Pierrot》写主人公灰暗情绪： “钟的走声是黑色的，古龙香水的香 味也是黑色的，烟卷的烟也是黑色的， 空气也是黑色的……”。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
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二)多元包容:“海派文化”的特点之二今天,人们对“海派文化”可能有这样那样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海派文化”具有多元包容的特点。
早期海派戏剧所谓“泛滥无范围之谓”,也是类似意思的贬义表达。
上海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伴随着商贸的频繁往来,文化也随之进进出出,相继登岸。
包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内的西方文明的进入,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内地大量移民的迁入,则把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各个区域文化带进了上海,于是上海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地。
这种交汇、交流和交融使“海派文化”犹如千条江河汇入大海,它们相激相荡、相克相生,赋予“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
即以表演艺术为例,作为国剧的京剧的兴盛虽以四大徽班进京为标志,但京剧的定名却是在上海。
乾嘉年间,进京的徽班为了演出剧目和技艺的丰富,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创造了一种新的剧种,在咸同年间基本成形。
由于其唱腔以徽班主基调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主,所以被称为“皮黄戏。
”不久,徽班和北方京剧艺人南下上海演出,其剧目和唱腔、文字令人耳目一新,一时观看“皮黄戏”成为时尚,所谓“上海初不知二黄调,今则市井儿童信口成腔,风气移人,一至于此。
”光绪二年(1876)二月七日(3月2日),上海《申报》发表《图绘伶伦》一文,文中首次提出“京剧”这个名称,所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
”这是最早把“皮黄戏”称作“京剧”的书面文字。
从此,京剧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流传于大江南北,其中,“京剧”在上海的定名可视作上海对京剧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
（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京派海派这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
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
（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第十二章 京派与海派
3、施蛰存：心理分析的能手
《梅雨之夕》：未完成的都市传奇。 通过小公务员和一少女的奇遇，写都市普通人渴望在 日常恒定的烦琐生活之外遇到奇迹的复杂心理。希望//失望。 我，公司职员，繁重劳动。步行。文监师路。公交。少 女。观察。送。幼时邻居少年恋人。苏州，对；姓刘，错。 忽然觉得妻站在柜台里用嫉妒的目光看着我。到地方，先生 谢谢请回吧。望着远了远了。人力车。撑伞、家里有那少 女。晚饭吃得很少。 整篇均为一种潜意识的流动，一种心理分析。
小说：
1、独特的湘西世界：
《萧萧》1930：描写边地乡村人淳朴而愚昧、韧性而 惰性、向往美好而发展停滞的生活，表达对“原始”和 “现代”双重的看法。 原始：淳朴而愚昧、韧性而惰性、向往美好而发展停 滞。 现代：自由而放纵、堕落。 表达作者对历史变迁的矛盾态度。
《边城》：
1934年，最有代表性作品。 极写湘西边城的风景美、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同 时为这些美好事物随时光而流逝感到深深的悲悼和叹惜。 《边城》是一条美丽的感情的河流。《边城》是一座为 了悲悼美好事物的流逝而建立的美丽的坟墓。在这条河流 上，在这座边城里，有几个人物在活动。 翠翠、天保、傩送。
1、刘呐鸥：按照巴黎写上海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女性充分自由和 精神物质化的上海。
五月份的一个晴朗的下午，H，跑马场，一个二三 十岁左右、不知姓名的女人，五号马，兑奖。散步。吃 冰激凌。看电影。遇T。介绍。舞场。你不知道现代的爱 是在汽车的风里干的吗？我还没有与一个绅士在一起三 个小时以上呢，今天破例了。再见！哦？
《上海的狐步舞》：天堂性与地狱性兼具的上海。
鲜明对比，上层社会的荒淫、堕落、无耻，下层社会的 艰辛、苦命、挣扎。“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电影蒙太奇手法交错写了9个场面： a、枪杀（从上海西部林肯路写起）；b、乱伦狂舞（官 僚阔老刘有德先生的别墅小洋房里，1932年新式马路新式小 轿里）；c、苦役、残死（某建筑工地上）；d、荒淫、享乐 （华东大饭店）；e、街头娼妓（一个建筑物的阴影里，下等 妓院）；f、被迫为娼（一个肮脏的小胡同里）；g、饭店淫 乐（华懋饭店）；h、拉车夫的辛酸（十二月的深夜）；i、 失恋者的上海感慨（结束于黎明前的黄浦江畔）。
海派文学代表人物及作品
海派文学代表人物及作品海派文学百科名片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
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
简介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
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
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
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
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
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
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
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
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
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
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
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
海派文学大体一致的特点:?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
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过渡性地描写都市。
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中国现代海派文学的风靡与衰落
中国现代海派文学的风靡与衰落中国现代海派文学是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的一种文学流派，以上海为中心，以描写都市生活和社会变革为主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学语言。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海派文学成为了人们表达内心情感和思想的重要途径。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多元化，海派文学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影响力，走向了衰落。
中国现代海派文学的风靡源于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聚集于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这种文化氛围孕育了海派文学的诞生。
海派文学的作者们以生活为素材，以都市为背景，以人物的内心世界为切入点，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他们深入人心的描写和独特的艺术手法，使得海派文学成为了当时文坛的瑰宝。
海派文学的风靡也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密不可分。
中国在20世纪初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海派文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崛起的，它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揭示了社会的弊端和人性的复杂性。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使得海派文学具有了独特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多元化，海派文学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影响力。
一方面，中国社会经历了更加剧烈的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人们对文学的需求和审美趋势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文化的多元化也使得人们接触到更多样化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形式，海派文学在这种竞争中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此外，海派文学的衰落还与文学市场的商业化有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作品也逐渐成为了商品，出版商和读者对于商业利益的追求使得文学的审美标准和内容趋于商业化。
海派文学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对于商业市场来说，这种文学形式可能显得过于沉重和不易销售。
因此，商业市场的需求也成为了海派文学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尽管海派文学在当代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作为中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流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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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派小说在其整个发展的过程中都与上海的都市现代化进程密切相连,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海派小说生活化、市民化特征突出,不同时期的海派作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示了都市文化的世俗性。
海派小说中的上海被建构成一个声色迷离的都市审美意象,而在这种种繁华与喧嚣之下尽显现代都市人的焦灼与失落,以及现代都市的病态和畸形。
海派小说作家对于都市罪恶的揭露始终没有压过对都市繁华的热爱,他们对都市既恨又爱、既诅咒又离不开。
关键词:海派小说;都市文化;世俗;罪恶;矛盾海派小说既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深深地植根于上海都市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可以说,在现代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流派能像海派那样能兼容传统与现代,繁杂而又多维地表现出都市的文化内涵。
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一上海的文化消费主要是根基于上海的城市品格,市民的本能要求在商业社会中拥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
海派小说受市民审美趣味的影响,注重可读性,与政治性、社会性强烈的主流文学拉开距离,体现了都市文化的世俗性。
文学走向世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更是海派小说海纳百川兼容并收的精髓。
最能体现海派小说生活化、市民化取向的当推茅盾、张资平。
茅盾是为资本家(上海开埠以来核心且具神秘性的人物)做传的人,他在《子夜》中表现出来的都市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同时代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中国都市小说向来有两种传统,要么用城乡对照来表现乡村的善良和都市的罪恶,要么用现代人的感觉来体验都市。
《子夜》用极为写实的笔法画出了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的明争暗斗,表述了一种近代观念的商业竞争,吴荪甫与赵伯韬的冲突,正是中国两种工商力量的较量。
茅盾以都市中阶级的对峙、人与人的斗争为主线来表现城市生活,在整个都市文学的发展中也有它的重要位置。
张资平则开启了现代市民小说的风气,他用现代笔法对中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小说进行重新演绎,在市民知识分子的生活空间增加了广泛的心理描写,反映了市民的爱恨欲望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施蜇存的《梅雨之夕》、《春阳》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一股世俗的洪流,小说里不仅有都市中的人,还有人心目中的都市。
上海市民精通的就是人情世故,琐碎的生活在作者的笔下被表现得处处显露着质感,给人以特别的亲切滋味。
海派小说着重表现了生活化的衣食住行、过日子的家长里短,《花厅夫人》、《恋爱花》、《春曦中的男女》、《一个商人与贼》、《生活的味精》……光看看昔日海派小说的这些书名,就足以撩拨起人们阅读的兴味。
四十年代海派小说以更为蓬勃的态势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其中最为人熟悉的便是张爱玲和苏青了。
她们的小说兼容广大上海市民的趣味,深入了上海亦新亦旧的城市生活深处,以倾心于城市中女性的方式,打捞到了表现都市文化最相宜的角度。
张爱玲自觉地从市井生活中淘取写作的养料和素材,以世俗之眼观照城市。
她把观察的视角锁定在末世的遗老遗少和市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回到家庭,从上海市民家庭的窗口来窥视城市。
张爱玲把自己的创作视线始终投向都市市民的世俗的生活,以民间的眼光来观察并体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苏青“不仅自觉坚持日常生活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把人类的日常生存从伦理道德和国家政治的统一化要求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和思考问题的逻辑出发点。
”[1]她以平静的写实作为底色,笔下刻意经营的是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
苏青小说的世界是一个与历史和民族意识不相干的纯粹的生存世界,是由男人与女人的婚姻和恋爱等故事所构成,这些故事与人物不带有任何英雄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些琐碎、平庸。
在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和都市生活场景中,苏青更彻底地消解了爱情神话、婚姻神话和家庭神话,从而还原出都市生活的原生性和世俗性。
新时期的王安忆重复并深化了前辈的城市主题。
[2]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普通小市民是城市的多数与主体,他们日常起居的凡庸生活远多于花园洋房的繁华传奇。
从庸常中发现真诚,从精明中见到悲凉,此时的海派小说的世俗更多地表现为对良知和精神的真诚追求。
在对驳杂的市民生活的平视中,我们看到了都市生活的世俗,了解了都市文化的平实和真实,也找到了共鸣。
二海派小说总是伴随着霓虹灯、咖啡馆、大饭店、舞厅、妓院等等摩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上海被建构成一个声色迷离的都市审美意象,而在这种种繁华与喧嚣之下却有着现代都市人的焦灼与失落。
人口的高密度和大流量,导致人际关系泛化、淡化,越来越缺少恒定与稳定。
都市人口众多使人更加生疏而不是熟悉,现代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盐城师范学院吴苏阳151都市生活的热闹繁华也使人更加封闭,而这一切都使人们陷入了更深的孤独感之中。
人们既失去了过去,又无法占据现实,而且对未来充满迷茫,彼此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使城市人在生活中始终秉持淡泊漠然的态度。
他们没有生活的目标,又找不到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于是,在以商业和消费作为特色的上海都市文化环境里,他们跑马抽烟,喝酒跳舞,在花花世界的颠倒狂乱中纸醉金迷游戏人生。
海派作家不仅感兴趣于都市生活的种种日常现象和世态人情,而且还在较深层次上表现了都市文明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病态———寂寞、压抑、失落。
海派小说后来的发展,主题多集中于物质主义的享乐、金钱交易的功利,敏锐地捕捉到了都市人严重的心灵疲惫和精神危机。
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这样的都市生存原则下,在半疯狂的状态中恣意放纵本能,心理扭曲变态,显露狂放颓废,而现代都市的病态和畸形则一览无遗。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就是一个“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尽显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曲。
“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外面的社会,自己可以努力的前进,或一同奋斗的兄弟姊妹,里面的人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接受了传统下来的抽鸦片,姨太太,以及其他相互折磨,弄小性子,打丫头等等的生活方式……里面的人和‘张爱玲世界’,租界旧家庭,一寸一寸向衰老的路上走,到死为止。
”[2]《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了风流成性的富孀梁太太把她的亲外甥女葛薇龙变为勾引男人的诱饵;《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无辜的女儿和女婿都成为母亲病态欲望的牺牲品;《金锁记》写曹七巧带着黄金的枷锁自虐而又虐人;《倾城之恋》无情地撕下了爱情的面纱,裸露出两性之间围绕生存的较量与冲突。
张爱玲对惨烈现实的悲观认识和对女性情爱世界的冷峻审视,使她的小说蒙上了世俗的悲情和冷漠的幻灭意识,而人性的脆弱黯淡、都市生活的破碎苍凉更是震撼人心。
三上海都市化、商业化进程中的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传统的知识分子自然对此难以接受。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怀念乡村,执着地以之为精神家园,做着还乡的梦。
施蜇存栖身于上海,在松江却还存有老屋,城乡二元倾向在他的思想和作品里根深蒂固。
早期小说对江南乡镇流连忘返,成熟的代表作则一律是乡镇进入城市之后的文化碰撞,城乡情结贯穿了施蜇存的文学全程。
上海经济在日益繁荣带来商业文明的同时,也摧毁了维系人们精神支柱的伦理和信仰。
孤独与喧哗,忧郁与疯狂,物质的快感与心灵的空虚,互为矛盾地构成了都市生活的生命与灵魂,人们深埋于物质享乐又感到负罪,现代都市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们并不摒弃来自都市的任何物欲性的诱惑,但又意识到“物”对“人”的切割、挤压与异化。
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一方面厌恶鄙夷都市的堕落,无情地揭露人性的丑陋,另一方面却沉湎在都市物质享受的快感里,迷醉于都市文明。
上海文化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撞击之下产生的海派文化,这样的都市文化往往是灿烂与糜烂同在,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可以说是海派都市文化这一矛盾特征的代表作品。
王琦瑶,一个普通的上海姑娘,突然有一天被选上了上海小姐,就在生命之花灿烂绽放的同时,一种罪恶也发生了,她因为当选上海小姐而成为评委之一的李主任的情妇。
《长恨歌》真实地书写了在旧上海的殖民地文化、新上海的时尚文化背景之下的上海都市的世相百态和文化底蕴,王琦瑶的生命形态也就是旧上海的命运与文化性格的写照。
城市是摇曳多姿的,又是千疮百孔的。
海派小说作家虽然写出了这种“物”对“人”奴役的失常状态,也揭示出人性在这样的生存挤压之下的变形、堕落,但他们对于都市罪恶的揭露始终没有压过对都市繁华的热爱。
种种矛盾使人们对都市既恨又爱、既诅咒又离不开,而这份复杂的情怀使得现代都市小说呈现出并不单纯的繁复,同时也说明了许多海派小说作家作品复杂多变甚至互相矛盾的根本原因。
四我们的文化,其实源为同一种文化,也就是士大夫的儒学文化所养育而成,我们也习惯了正统的、已拥有了批评标准的文化。
当面对着上海的这种新旧交替碰撞、没有历史感的都市文化之时,我们失去了评判的能力,陷入困惑甚至束手无措。
海派都市文化具有开拓创新的特点,更具有容纳中外文明,积极发展进取,勇于自我更新的活力。
它重视人的原始生存力与创造智慧,敢于突破陈规旧俗;它拥有海洋化胸襟,从不拒绝外来文化,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它形式丰富多彩,并且格外关注时尚文化与市民趣味。
但是在现实的生存中,它光怪陆离却又漏洞百出,也会因为蒙上一层或薄或厚的尘土而显得暗淡无光、软弱无力,留给人们的更有无尽的困惑与迷惘。
“上海的繁华与文明,能使聪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恶的影响。
”[3]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为客观、更为准确的态度去认识,既要清醒地看到都市文化带给人们的便利与享受,也要学会在对照比较中努力探寻它的本真面貌。
参考文献:[1]李今.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文学评论,1999(6)[2]唐文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3]丰子恺.山水间的生活.丰子恺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本课题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为08SJD75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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