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

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

葛洪义

尽管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什么是法理学”是有共识的，如法理学是法学的一个理论学科，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等等。但是，长期以来，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法理学的涵义认识上并不相同，甚至存在严重的对立。如有人认为法理学是一个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并列的学术门类，并试图以此开辟一个法学理论研究的新的领域，也有人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等仅仅是用词不同，两者实质上是同一的。我同意后一种观点。选择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探讨，原因在于，我以为，法理学的定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尽管在科学研究中，如列宁所说，定义只具有微小的价值，哈特也提出，不能在定义的脊背上建立理论，但是，定义毕竟是逻辑思维的一个环节，也是逻辑思维得以有效进行的基本的标准条件。对于法理学来说，定义问题同时还意味着一种学科定位，进而也就意味着一种学术空间的拓展。因此，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存在密切联系，法理学的定义赋予了法理学学科以学术意义，对法理学意义的把握又决定了讨论法理学定义的知识进路。正如哈特成功地将语言分析哲学运用于法学相关概念研究引起了法学领域一场革命性的知识转型那样，实际上，关于法理学的任何定义都必然预示着相应的学术空间的范围及其开拓。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以法理学的定义与意义为题，结合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分别探讨法理学的定义、对象和意义，并试图分析其中所蕴涵的法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问题。

一，法理学是一个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基本问题的学术门类，实质上就是法律哲学或法哲学

法理学就是法哲学，法哲学也就是法理学，尽管法理学原出于英美国家经验主义，法哲学则出于欧洲大陆国家，并且曾作为甚至现在也可能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但是，两者不是也不可能是并列的关系，它们都是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学术门类，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的哲学观念不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个判断。

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法理学是一个以研究法律问题为宗旨的学术门类，实际上，法学最终也都是以研究法律问题为目的的。习惯上，我们往往将法学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这种划分固然标志着法学研究中的分工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法学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种误导，使人误以为这种或者那种分工是绝对的，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这样，学术分工又被人为地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种认识似乎并不恰当。我们可以说法律职业需要一种解决法律问题的技能和技术，而法学所承担的任务则是传授这种技能。但是技术本身并不构成学问，或者说，法律技术是由法律

问题决定的。不将法律问题置于考察的重点，而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规则取而代之，可能有些本末倒置。法律技术都是用于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学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成立，即能够对于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决定了法学的实践性，也决定了法学研究的问题性。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学研究，并不是把法律规定的文字含义介绍给受众这么简单。如果问题这么简单，法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只要有文化，能识字，具有一般的理解文字的能力，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了。这种观念是对法学的极其轻率、粗暴和不负责任的界定。实际上，法律职业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本身就意味着该领域属于一种专门的知识领域，也可以说是具有专业知识结构的群体的特权领域。法学研究在任何意义上和任何学科范围内都是与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为宗旨的。而法律问题之为问题，则在于它的疑难性。哈特曾经提出，法律语词与一般词汇一样所揭示的仅仅是对象的典型情况，例如秃子，我们很容易地可以将头上没有一根毛的人归为秃子一类，而问题是在特殊情况、也是大多数情况下，许多人头顶上光彩照人，周边却稀稀拉拉布着头发，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归类呢？能叫他们秃子吗？正是诸如此类的边际情况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而对法律领域这些复杂问题的研究则构成了法学。所以，法学都是需要解决问题的，传统的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类并不可靠，区别实际上可能仅仅在于我们思考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任何法律领域的“真问题”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都需要从理论角度予以回答，只是在回答的方式上，我们可能根据法律（如许多部门法学者那样），也可能根据某个更具有一般性的原理（如法理学者），来加以讨论。由于我们必须对法律问题给予透彻地说明，需要“以理服人”，也就不能武断地说：法律规定如此，你就应该如此。所以，“说理性”是所有法学门类的共同特征，只不过法理学把“理”搁置在一个极其突出的位置而已。

其次，法理学研究的是法律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有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个别的、特殊的问题与一般的问题之分，具体、个别的问题如某个案件、某类纠纷应该如何解决，抽象、一般的问题如法律为什么如此解决问题，这种解决方案是否正当等。法理学正是解决这些一般性问题的。所以，法理学可能并不关心，至少不是象部门法学那样关心某个具体案件的处理是否妥当，而是更为关心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能够说服人或者是否选择了能够说服人的方式去说理。在这个意义上，法理学可能并不脱离实际，或者说，并不是仅仅关注经院哲学的问题。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理论”两字就头痛，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每天实际上都在接触理论，使用、运用理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例如，每个需要打官司的人都需要在自己决定是否打官司的过程中寻找打官司的理由，只有在他说服自己，认为自己有理由甚至有把握打赢官司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打官司的决定。那么他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会参考哪些因素呢？法律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情理、政策、习惯恐怕也在考虑的范围内，他必须根据具体情

况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和推理，他会参考专家的意见，已有的先例，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包含着即将做出打官司决定的人的理论思维，也受制于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有时候，他们往往需要求助于法律专家，所以，法律思维总是一种理论思维。比较之下，法理学的理论思维可能需要一种更加自觉的角色意识，需要对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一般性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分析，如法律的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等。法理学所面对的问题总是具有一种“总体化”特征，是从许许多多具体法律问题中抽象而来的，它试图为个别的具体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有效的说理模式和论证程序。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般而言，法律问题都必须通过理智的、说理的、理性的方式解决，必须能够说服人；而说理过程中，有效的论证又是不可缺少的，即说理者必须运用某种特定的逻辑思维形式，根据一般通行的规则，论证某个行为的正当与否；而有效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往往需要超越法律的一般规定，例如，某甲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而某甲实施杀人行为之前已经存在某个“禁止故意杀人”的法律规则（乙），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形式逻辑将甲和乙联系起来，推导出丙：某甲应该受到惩罚。显然，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从表面上看，我们是根据乙谴责某甲的行为，实际上，乙规定本身也存在一个正当化的问题，如它必须是根据宪法规则制定的（乙1）；然而宪法本身的正当性又如何论证呢？有两种可能的办法，一种是从宪法规定的立宪程序推导出宪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乙2），这被称为循环论证；一种是通过建立法律之外的某个一般性规则（乙3），如自然法、道德、情理、民俗、常规等，来论证乙1的正当性。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循环论证或者武断地终止论证，这个时候就必然地进入了一个抽象思维的领域，必须借助一些更具有一般性的规则和原理来正当化法律和法律行为。当然，我们从法律的具体问题进入法律的一般问题的渠道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可以说，这些都需要一个作为研究法律的一般问题的学术门类的法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法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学门类的原因也在于此。

最后，回到我们的论题，即法理学是哲学方法在法律领域的运用，法理学就是法哲学。这个结论是由法理学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即法理学面对的是法律的一般的普遍的问题，而一般的普遍的法律问题是不可能通过经验直接呈现在我们的感官中的，必须运用逻辑思维和理性推理的方式才能够予以把握。不赞成法理学就是法哲学的同仁一般认为，法理学是研究实在法的，是以感官中可以经验的法律现象为对象的，而法哲学则是更深层次的。这些观点一般都是建立在理性与经验相对立的基础上。实际上，理性与实证主义者所说的经验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以达到客观确定的认识为目的，而且，都是建立在一种知识论思想传统的基础上的，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以形而上学为特征的自然法理论导致了实证主义法律理论的出现。它们的区别则在于前者试图为法律提供一个绝对的支点，后者则认为这是对法律的非科学的态度，进而主张相对主义。所以，发源于英美经验思维传统的法理学与导源于欧洲大陆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