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与展望
农村社会治理现状与优化措施
农村社会治理现状与优化措施在当今社会，农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随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农村社会治理显得更加迫切。
那么，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有哪些优化措施可以采取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
在过去，农村社会治理主要依靠传统乡村自治组织和驻村干部的管理。
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
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管理体系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农民自治意识淡薄等问题，导致治理效果不佳，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等现象普遍存在。
其次，农村群众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不高也是一个问题。
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群众参与的渠道不畅，群众对自身权益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导致一些问题无法及时得到解决。
因此，要想优化农村社会治理，加强群众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接着，农村社会治理中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获取困难，信息流通不畅，信息处理不及时，从而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
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建立信息公开的平台，加强信息传递和交流，提高农民对政策的了解和参与度。
此外，基层政府的责任落实不到位也是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问题。
基层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存在工作不到位、责任不到位等情况，导致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不佳。
因此，加强基层政府的责任落实是优化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
另外，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执法不严格也是一个问题。
在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对于一些涉法问题的处理不到位，导致了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频频发生。
因此，农村社会治理中需要建立执法严格、执法公正的制度，依法治理，加强执法力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此外，政策体系不完善也是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问题。
一些政策可能存在不够全面、不够细化、执行不够到位等情况，导致了政策的落实效果不佳。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和细化政策，切实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度，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再者，社会组织的薄弱也是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问题。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前景分析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前景分析乡村振兴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关系到亿万农民群众福祉的重大课题。
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乡村治理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分析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前景，并探讨其发展趋势。
一、乡村现状与挑战当前，农村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人口流失导致乡村资源的丧失，农田荒芜、村庄衰败等问题日益突出。
其次，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经济结构单一。
此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不完善。
这些问题使得乡村面临发展的瓶颈。
二、乡村振兴政策与机遇中国政府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创新等措施，加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农民活力。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
这些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乡村治理模式是决定乡村振兴效果的关键因素。
传统的村干部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当今复杂的乡村发展问题。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例如，引入专业管理和专家咨询，加强合作社组织，激发乡村居民的自主发展能力。
四、推进农村流转土地流转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
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户收入提升。
在推进农村流转的过程中，要注重农民的利益保护，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并建立健全流转补偿机制。
五、发展农村产业农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通过产业扶贫、农业产业化、乡村旅游等方式，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此外，要注重农技培训和科技创新，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创新能力。
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质量和产业发展。
合理规划和建设农村道路、供水、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农村生活条件，促进乡村振兴。
此外，还要注重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
七、加强公共服务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报告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报告近年来，乡村振兴成为我国实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
然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社会治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本报告将从多个角度分析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并提出改进社会治理的建议。
一、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基层组织建设不完善，导致农村自治能力不足。
其次，乡村社会矛盾与冲突较多，部分地区存在宗族、土地等问题。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工作重视不够，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
最后，乡村基层干部素质有待提高，缺乏有效的社会管理经验。
二、乡村振兴需要改善的社会治理方面为了推动乡村振兴，必须改善农村社会治理。
首先，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农村自治能力。
其次，应加强对乡村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建立多元化冲突解决机制。
此外，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乡村治理的投入，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乡村振兴取得实质性成果。
最后，要加强乡村干部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提升农村自治能力的关键。
首先，要建立健全农村居民自治组织，鼓励村民参与决策和管理。
其次，要加强农民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建设，提升农民自主经营能力。
此外，要强化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
四、预防和化解乡村社会矛盾乡村社会矛盾是一个常态化问题，如何预防和化解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任务。
首先，要健全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机制，早发现、早预防。
其次，要建立健全农村矛盾化解机构，提供专业化的调解服务。
此外，要加强对农村宗族、土地等特殊问题的处理，确保社会稳定。
五、地方政府的责任与作用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要加大对乡村治理的投入，提供充足的财力和人力支持。
其次，要优化资源配置，确保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此外，要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形成共同治理的格局。
最后，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意识，增加与群众的互动和沟通。
六、提高乡村干部素质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提高他们的素质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
农村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前景
农村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前景农村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努力和改进。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农村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前景。
一、生态环境状况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呈现出好转的趋势。
政府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农村地区的林地、草地、水资源等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
然而，一些地方仍存在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整治。
二、农村生活污染农村环境治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农村生活污染。
由于生活垃圾处理不当、污水排放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着严重的污染现象，影响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
因此，加强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农村工业污染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地区也面临着严重的工业污染问题。
一些乡村企业存在着排放废气、废水等污染物的情况，严重破坏了周边的生态环境。
因此，加强农村工业污染治理，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是当前的急需之举。
四、农村非农源污染除了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外，农村环境中的非农源污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农村地区的农业活动、畜牧养殖等过程中产生的农村垃圾、畜禽粪便等，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农村非农源污染治理也是当前需要加强的方面。
五、农村生态修复为了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修复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应加大对农田、山林、湖泊等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力度，推动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水利等生态产业的发展，使农村环境逐步恢复自然生态平衡。
六、农村垃圾处理垃圾处理是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一大难题。
农村地区由于垃圾收集、处理设施不健全，导致垃圾乱堆乱放，造成环境污染。
因此，加强农村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七、水体治理水是生命之源，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创新前景展望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创新前景展望近年来，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要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改革。
社会治理创新能否顺利实施，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效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展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景。
一、完善居民自治机制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在于发挥居民自治的主体性。
乡村振兴需要建立健全居民自治机制，提高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发展动力。
例如，在乡村社区建设中，可以组织居民开展公益活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
此外，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乡村居民自治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治理基础。
二、发展乡村合作组织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合作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乡村合作组织可以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经济发展。
通过发展乡村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和集体经济效益。
同时，乡村合作组织还可以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服务与管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三、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振兴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
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涉及到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合作。
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村社合一，完善村务公开制度，提高农民参与决策的能力。
同时，社会组织也应当积极参与到农村基层治理中，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四、加强政府引导与服务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府应当加强对乡村振兴的指导和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优质公共服务，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
政府还应当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只有政府与社会的密切合作，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长久发展。
五、强化统筹兼顾乡村振兴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实施统筹兼顾的政策和措施。
乡村发展要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兼顾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要关注农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
只有在实施统筹兼顾的基础上，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创新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乡村治理的现状与改革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的现状与改革路径分析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治理问题日益凸显。
乡村治理涉及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就乡村治理的现状和改革路径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如何解决这一重要问题。
一、乡村治理的现状目前，乡村治理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不到位，农民收入水平低。
其次，乡村社会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专业化运作。
再次，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态环境得不到有效保护。
最后，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较低，民主决策不充分，社会舆论监督力度不够。
二、乡村治理的改革路径为解决乡村治理问题，需要探索新的路径。
首先，要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力度，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政府可以制定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农民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特色种植等产业，引导农民增加非农收入。
其次，要完善乡村社会管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乡镇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构和职能部门，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
同时，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挥各类社会力量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再次，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监测和治理机制，加大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的整治力度。
同时，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推行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等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此外，要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政府应加强农民培训，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和农村治理知识的教育，帮助农民了解自己的权益和义务。
同时，要建立健全农民合法权益保护机制，确保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总之，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和农村居民的共同努力。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和加强人才培养，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现状改善和乡村振兴的目标。
总结：乡村治理问题是当前十分紧迫的议题，乡村治理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通过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力度、完善乡村社会管理体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等改革路径，我们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乡村振兴农村社会治理前景展望
乡村振兴农村社会治理前景展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社会治理成为实现农村振兴的重要环节。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展望农村社会治理的前景，并探讨其发展方向和挑战。
一、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贫困地区在农村振兴中面临着最大的挑战。
因此，加强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关键环节。
目前，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政策落地不够到位、基层工作力量不足等。
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共同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进展。
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建立一套适应农村特点的治理机制。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探索了一些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如村级议事会、农民合作社等。
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机制，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并推广到更多的地区。
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建设，培养一批具有实际操作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农村社会治理人才。
三、发展农村社会服务农村社会服务的发展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前，农村社会服务设施相对薄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未来，我们需要加大对农村社会服务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并扩大服务范围。
特别是要注重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特殊群体的社会服务，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四、加强社会法治建设社会法治建设是保障农村社会治理稳定的重要保障。
当前，农村地区的法治建设相对滞后，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和社会不良现象较多。
未来，我们需要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法治宣传教育，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还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执法机构和执法力量，维护社会治理的稳定。
五、构建和谐乡村风貌乡村振兴需要注重构建和谐的乡村风貌。
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着乱搭乱建、农田被破坏等问题，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我们需要加强对农村环境的保护，推动乡村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民自身的文明素质教育，提高乡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共同营造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
乡村治理结构的未来发展方向
01
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强调经济改革和基层自治。
02
20世纪90年代的村民自治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强调村民的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
03
21世纪的乡村治理创新
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不断创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治理模式
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提高治理效能和 公共服务水平。
保障农民权益
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乡村治理结构的发展路径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落 地生根。
推进村民自治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和自我教育。
社区自治的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的自治 机制，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保障村民的合 法权益，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村民参与度的提高
提高村民参与度是乡村治理结构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 村民参与，使村民更好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提高乡村治 理的效率和效果。
村民参与度的提高需要建立健全的参与机制，包括信息公开 、意见征集、协商民主等，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利，促进村民 的广泛参与。
提升乡村治理的信息化水平
01
02
03
加强信息化建设
建立乡村治理信息化平台 ，整合各类资源和服务， 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和透 明度。
推广数字化技术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 字化技术，推动乡村治理 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乡村 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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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与展望来源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宏观室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一、中国乡村治理主要问题概述（一）乡村治理的基础性认识问题乡村治理的本质是乡村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
公共资源包括社会文化习俗、政治经济制度、自然资源及财富、政府及各类公共机构的财政及服务能力等。
保障经济高效运行、社会权利平等以及社会关系和谐，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
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是相对明晰完整的财产权制度。
通常，限定在竞争性领域，私有财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高效运行。
但很多国家只是在法律文本上支持这种制度，而社会治理方式则容忍对财产权的多种侵害。
社会权利平等包括就业机会平等、受教育机会平等，政治意愿表达平等、基本生存权利平等等。
这些权利平等会给人们提供相对公正的发展机会，但却未必一定能保证人们更为看重的“经济平等”。
以货币价值衡量的三类经济平等有很不相同的意义。
可支配财富占有平等、收入平等与生活消费平等，这三者的意义很不相同。
在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里，反映这三种平等的基尼系数会依次降低，即一个社会的可支配财富占有的基尼系数可以高一些，但生活支出的基尼系数应该低一些，这意味着富人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投资，没有用于消费。
投资的意义不仅有私人价值，也有社会价值。
所以，仅仅用财富占有的基尼系数来反映社会平等状况是有缺陷的。
收入平等不仅要看年收入差距状况，还要看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状况，例如中国城乡年收入差距显著大于城乡居民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差距，即城市居民的劳动时间要长于农村居民。
这个道理不清楚，就会犯政策导向错误。
社会和谐或稳定绝非只是社会不发生对抗法律秩序的冲突，尽管很多人对社会稳定做这样的理解。
在收入水平低下、经济部门的权力与公共权力高度融合的社会共同体内部，通常会存在严重人身依附关系，且这种关系往往独立于文明社会的通行规则，而具有奴役性。
这种关系在落后的农业社会是通例，民主选举等现代文明规则实际上很难嵌入，村庄容易产生封闭性。
如果有城市化条件存在，村民进入城市是逃离依附关系的重要途径。
在城市，如果无收入、低收入人群没有得到就业与社会保障支持，这些人群会边缘化，会依附于黑社会力量，并腐蚀警察力量。
若存在上述条件，城乡社会的不和谐会是常态。
当发生政府财政危机、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普遍抱怨时，一旦有偶然因素诱导，社会就容易产生民间与政府之间有组织的对抗。
（二）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治理的特殊性当今世界有各种不同的乡村社会类型，如欧美的高度专业化的乡村社会，南亚及非洲的部落型乡村社会，拉美的政商精英控制下的庄园制农村社会。
后两种农村社会处于缓慢变化之中。
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这三种类型，大体有以下特点。
1.村级“政社合一”。
中国在 1958 年开始推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即公社将生产与社会管理统一掌握到政府组织手中。
1964 年之后，这个体制将一些管理权力逐步下放到生产大队、生产队，最终于1980 年代解体。
此后，我国村一级的“政社合一”体制长期未变，只是具体形式在各地有所差别，例如，有村土地管理职能被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共享，其中重心又有所不同。
2.在村级“政社合一”体制中，不论农业用地产权还是公共土地产权，都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一种“社区共同共有产权”。
1980 年代中国农村实行耕地承包制，土地产权实际上在村社与农民家庭之间实现了分割，分割后的权利配置重心在各地又有所不同，农户的土地财产权强度不高，权利边界不清晰。
3.农村自主经济组织不发达。
中国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发展有鲜明的官方推动色彩。
合作社的数量庞大，正好证明合作社的意义不重要。
真正运行规范的合作社数量很少，应该不超过总量的5%。
对比欧美农民合作社，中国合作社对农村社区服务的功能基本没有。
其他现代类型的农民自组织系统基本没发育。
4. 在“政社合一”体制中，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财务支出原则上由村社自己承担，但实际上政府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只是没有形成正式的制度安排。
取消“三提五统”后，集体经营收入、乡绅捐助、“一事一议”收费成为村社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均未形成稳定收入，更未建立好的公共财政规范。
5.在“政社合一”体制中，我国有村长直选这个制度安排。
但是，官方安排了一系列做法，基本确保了村党支部是主要的公共权力行使机构，村委会在多数情况下受党支部节制。
这种格局下的民主选举制度与城市惯行的民主制度并无重要区别。
6.村委会设置的层级通常与农村宗法共同体单位不尽一致，但村民小组设置层级与宗法共同体单位有较高的重合性。
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徙因素的影响，这种这种重合性在北方与南方地区也有较明显差异，南方一些地区的重合性更强。
按照 Dunbar 指数关于熟人社会的理论，村民小组或“五服”规模的宗法共同体，均大体符合熟人社会的定义。
于是，在规模上超过宗法共同体的村委会选举时，通常会产生宗法门派竞争，或其他类型的候选人竞争。
这本是选票民主的惯常情形。
当与宗法共同体单位的规模比较一致的村委会选举时，则不容易发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
选票民主在这个层级上实施，并无实质意义。
7.因为大多数农民在农业领域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其中又有一部分农民没有通过非农就业得到补充收入，使中国农村存在较广泛的绝对贫困现象。
如果以年人均收入 6000 元这个较为合理的标准做判断，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应该在 2.5亿之上。
这个规模的贫困人口单依靠公共财政扶持脱贫，既无可能，也不公正。
就业不充分引起的贫困主要应通过改变劳动力配置来解决问题。
在贫困人口为主的农村社区，如同他国类似社区，必然存在各种依附关系。
8.以农村基础设施为主的农村公共存在总量供给不足、结构不均衡的现象。
一些农村地区的高等级铺装道路过多，道路使用频度低，不利于农田大面积整合利用。
还有一些地区的村庄，政府提供的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利用程度低，形成投入浪费。
但农村地区的教育卫生事业普遍落后。
9. 农村居住形态的文明程度低。
农民多聚合而居，平原地区尤甚，湖南等省丘陵地区聚合程度低。
农户原居住方式适应小农经济的要求。
近年一些地区兴起农民“上楼”新政以后，新居住方式已经不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
专业农户已经开始崛起，但其居住方式仍不具有现代农庄特点。
在城市化背景下，宅基地扩张与农村建房热导致农村出现“空心村”与农村房屋数量增加并存的现象。
随着农村路网加密，村庄扩张呈现“骑路”景观，影响农村交通顺畅。
10.城乡人口流动壁垒由社会性壁垒逐步转变为经济性壁垒，总体上流动壁垒逐步减弱。
国家推动城乡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统一已经有实质性进步，社会保障制度不再构成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
农民进城后土地权益继续保留的新政策降低了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
户籍限制主要发生在大型及特大型城市，但这种限制基本不再有针对农民的指向性。
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农民进城的主要壁垒。
其他城市公共品因消费的非排他性，很难限制进城农民分享，也在事实上不会构成进城农民的财政负担。
城市部分公共品的垄断高价是影响农民进城的重要因素。
（三）关于中国乡村治理效能的基本判断 1.农村经济效率评估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效率常常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估：一是认为中国农业仍属于小农经济，无效率可言；另一是认为中国农业已经属于现代农业系统，进一步提高效能的空间已经不大。
这两种意见均有失偏颇。
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实际收入普遍提高。
中国农业经济与上世纪中叶及更早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
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虽然不高，但实际上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准。
所谓“386199 部队”务农，完全不符合事实。
农业主产区的很多农户是“地畔农民”，较少直接下地劳动，田间生产活动由专业农业服务人员有偿完成。
当前中国农业经济的主体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农业经济也未实现高度产业化，并非是竞争力的现代农业经济体。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与美国水平差别不大，但成本远超美国。
若按完全成本计算，中国农业的成本确实很高。
笔者粗略计算，按 2016 年的粮食及农业投入价格做依据，粮食的要素成本与消耗性成本总和为 2 万亿左右，亏损 1.2 万亿元左右。
以上这种经济发展水平，是乡村治理改革的基础性决定因素。
2.关于农村社会平等的判断中国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财富占有差距都应小于城市内部及城乡之间的差距。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评估，经济学者颇有分歧，笔者采信以下研究结论。
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 年的 0.21 增大到1985 年的 0.28，到 2005 年增大到 0.375。
据李实的研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0 年的 0.35 上升到了2011 年的 0.39，上升了 4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不到0.4个百分点。
2012 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高于农村内部的同一数值。
这在社会转型时期不算一个很高的水平。
如果考虑到收入的“成本”因素，农村的基尼系数还会更低。
在土地经营规模相近的情况下，农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与粮食种植农户相比，前者农业收入高，但他们之间每个工作日的收入差别不大。
后者通过非农领域的务工收入，增加年收入。
综合考虑，农村居民单个工作日所得收入的基尼系数会更低。
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也比较低。
笔者依据 2010— 2012 年间在部分省区的调查数据，发现样本农户宅基地占有基尼系数为 0.328；平原地区农户宅基地面积基尼系数更低，只为 0.261。
按住房建筑面积计算的农村住房配置的基尼系数略高一点，但也只有0.344。
宅基地和住房作为农户的最重要的财产配置，其拥有水平应该算比较平等。
3.关于农村社会稳定的判断人们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稳定形势的分析存在系统性偏差。
通常人们没有认真区分真正的农区与城乡结合部。
这两者被常常被笼统地称作农村，但实际上很不系统。
真正农区是指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流失大量人口的农业主产区。
这个社会领域的社会稳定形势应该比较好。
农区的社会精英流失从理论上说比一般农户高。
各类从事农业专业化服务的“下地农民”收入比较稳定，他们与“地畔农民”的交易基本上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利益分配比较合理，难以产生对立。
与农村腐败相关联的利益集团主要是侵吞政府支农资金，不构成对普通农民的直接侵害。
较多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区正是城乡结合部和一些城市扩张区。
这些地区实际上已经不是典型的农村地区。
这些地区的“村干部”所管理的社区已经不是农业社区，当地土地多是建设用地，干部权力的含金量高，腐败诱因强，容易加深干部圈子群众之间的矛盾。
总体看，中国的社会稳定关键是城市，不是农村。
从更长远看，中国社会稳定取决于民主法治建设的逐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