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

１９２３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汇集了一大批文学研究会会员，如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等等。他们继承“五四”文化思潮中“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为了摆脱社会的摧残、书店的剥削和商务当局的牵制，就纠集同好，每人每月出１０元钱，集资出书，促进和推动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繁荣发展。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郭绍虞、朱自清、俞平伯、耿济之、陈乃乾、严既澄、潘家询、吴颂皋、陈万里、陈达夫、常燕生等一大批学者的赞同，于是就在１９２３年１月成立了上海朴社。发起人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共十人，顾颉刚任会计。社名“朴社”是周予同提出来的，缘自“朴学”——即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示其十大特色，诸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罗列同类事项为比较研究；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敦厚，以讥弹影射为不德；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啬——上海朴社始末２７５

　万方数据文体贵朴实简洁，忌枝蔓。粱启超十分推重朴学的学风，认为有裨于笃学诚挚之学者的养成：用习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被梁氏誉为“治学之正轨”的朴学，以其“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内蕴，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朴学”这一“科学方法”的出现，促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文学研究会同人将书店的名字叫做“朴社”，说明他们非常看重“朴学之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１日，王伯祥读了王了一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后在日记中写道：看王了一（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大体中肯，且有甚惬处，因思近人为学，大反朴学之风，其稗贩寇籍，浪窃虚声者无论已，即略翻故籍之流，亦竞求速化，随手摭拾，苟偷以出之，自谓有所发表，实亦甚可怜也。以视王了一，正宜有以自愧耳。甚有固执浅妄之见，磨吻啮齿，斤斤迥护前短者，更足鄙矣。呜呼！世有目不窥历代典章政制之要，而可以著书立说，推论中国社会之演进者；亦有不知山川都邑之分布，方位道里之远近，而妄谈兵要，为域内战局作杞忧者；更有绝末审文字训诂之源流、篇籍章句之体要，而侈言文章技巧，强立文法体系者。我知殆矣，宜其见陵于人而犹醌颜以承之焉。予久蕴此感，聊于读了一此文后一发之。这话虽然是１９３８年说的，但挪到１９２３年来看作是创办朴社的动意来解读，似乎也未尝不可。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５日，顾颉刚离开商务到北京大学研究所任职，上海朴社的工作落在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

２７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４・第四期

　万方数据王伯祥、陈乃乾等人身上。王伯祥日记中有关于朴社的记叙，现在已经成了上海朴社唯一的史料了，特摘录如下：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５日：散馆后去振铎所开会讨论朴社事。雁冰、愈之、乃乾俱到，决先把《浮生六记》刊行。又拟就重要古籍中选注辑印为《中国文学选本》陆续刊行，作中等学校教本或补充课本。当时商定《史记》、《左传》、《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论衡》、《孟子》、《诗经》、《乐府诗集》、《唐五代宋词选》、《唐诗选》、《元曲勘、《古诗选》等十四种。先出《史记》（圣陶任）、《孟

子》（我任）、《论衡》（乃乾任）、《词选》（振铎任）四种，希望于暑假前交稿，则开学时当得一大批销路也。上海朴社的主要成员中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王伯祥可说是作家或学者，陈乃乾是纯粹的书商，在上海经营“上海古本流通处”，又办“来青阁”（书店），专做图书生意。书商是与“书”打交道，“书”是有学问的，不同于柴米油盐香烛肥皂。陈乃乾在买卖书的同时，刻苦自学，积累了丰富的学识，解放后出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他精明能干，与沈雁冰等人组合在一起，本当有一番作为。上海朴社成立之初，沈雁冰等人确曾踌躇满志，叶圣陶特地将繁体的“朴”字精心地篆刻成一枚圆形的“社徽”，准备印在每本书的封底。但朴社遇到的困难也出乎他们的想象。且看王伯祥日记：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０ＥＩ：（邀乃乾）一起到振铎所参与文学聚餐会。席散之后，乃乾、雁冰、振铎、圣陶、我五人集议，拟印披露社中宣言及人物，……当推圣陶起草，稍缓再酌。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日：散馆归，愈之、颂皋俱来……大谈朴社事。愈之很顾虑资本家的压迫，而我以为既不列名宣

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２７７　万方数据言，且著作并不署名，未必有碍感情。且即令破裂，我辈正复当力图自辟畦町耳。王伯祥３月２日的日记值得留意。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的腾飞与它的经营策略和管理体制紧密相关。商务当局尊重人才，编辑的薪水比较丰厚。商务注重培养人才，为了让编辑有较多的时间用于个人的学习和研究，每天上班时间只需６小时，此外每年还有相对固定的假期。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相当苛刻的一面。商务当局要求编辑必须忠诚于商务，“不能在书馆外做与在书馆内同一样的工作”，否则就是“不忠”。沈雁冰等人为了遮避商务当局的耳目，“既不列名宣言”，编辑的书出版时也不“署名”。既便这样，胡愈之还是担心“有碍感情”，“很顾虑资本家的压迫”。所以王伯祥给他打气，说“未必有碍感情”，即令破裂也无所谓，“我辈正复当力图自辟畦町耳”。话虽这么说，但还是不得不顾及与商务的“感情”，这种尴尬的处境，也制约了朴社的发展。因为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和王伯祥等人均不宜在朴社《宣言》上署名，他们希望远在北京的顾颉刚、潘介泉、吴缉熙、陈万里等人出面，用他们的名义发布朴社《宣言》。不料顾颉刚等人另有盘算，觉得朴社设在上海，他们鞭长莫及。希望能将朴社的社址设在北京，由他们来主持。上海同人等人协商无效，只好妥协。请看王伯祥的日记：１９２４年３月６日：饭后乃乾来，出《浮生六记》印稿交圣陶校。因谈北京同人不肯列名宣言，认为不协作，思飘然去。我等因立约雁冰、振铎、愈之、予同同于三时半临时集商。结果，公函敦促，俾北京同人弗懈进行。

１９２４年３月７日：今日文学会聚餐，……夜七时在振铎处设席，计到者有振铎、诩生、雁冰、玉诺、愈之、圣

２７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４・第四期

　万方数据陶、仲云、乃乾、志摩、予同及我十一人。……今日圣陶把昨议的情形草就公函，由列席的七人署名寄出，专致颉刚、介泉、缉熙。

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日：散馆后在振铎家议朴社事。（一）决定答复北京同人，社址设在北京，发行机关在上海，且要告进行组织发行机关事。（二）发行机关乃由乃乾进行，上海同人允先出五百元与古本流通处陈君合办，分征同人在外埠者同意。（三）霜枫小丛书，决听平伯个人主持。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０日：为上海同人写信给颉刚、介泉、缉熙、万里，依据昨夕决议案措词。不识他们对于组织发行所的进行，是否赞同也。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４日：午刻乃乾来，……他来欲与朴社会计，划一部款专任印刷，当经雁冰认可，说即日拔五百金交他经手办理。上海朴社酝酿于１９２３年１月，直到１９２４年３月才“拨五百金”开始出书，进展非常缓慢。可这之后仍然遇到很多磕磕碰碰的事，这在王伯祥日记中时有记载：。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６日：接颉刚、介泉、缉熙信，对于自设发行所事有异议。谨谈原自不错，然既欲向前通行，却不能再顾及别的麻烦；如多顾虑，不如不作之为愈也。吾意，与其徘徊顾却，则徒积金钱，无名甚矣。反不若速行散伙，各从所愿。夜六时许，乃乾来，因谈此事历三小时，毫无结果。明日拟集此间同人一议，或将就此收场耳。

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７日：集同人商答复北京同人书，佥主各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上海朴社始末２７９　万方数据言尔志，由各人自己本着主张写出来，汇总复去。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８日：北京快信已寄出，不知如何答我们。如果不照第一路，我宁自行退出，决不迟虑。因我默察前途，必不会有好果，所以很消极，竞侧重在退出一条路上。

１９２４年４月３日：接北京同人函，多不赞成第一路办法，且对于我所提出之三路颇多不谅，愤极！业将原函交给雁冰，声明以后一切不问，如大家都走第二路，我决退出。据我观察，朴社前途决无良果。因（一）大家涣散，不负切实责任，（二）支用款项则多半捏着冷汗不敢放手，（三）意见庞褥，莫衷一是。我以为与其苟容隐忍，徒害进行，不如直截了当，一哄而散之为犹愈也。于此，我又得一教训，凡事之成，初非易易。聚群盲而求明，真瞽说也。顾颉刚等人不同意把朴社的“发行所”设在上海，上海同人显然不能再作让步。王伯祥提出的朴社的“三条路”的具体条文，日记里没有记载。但从他的前后想法中可以推测，他的“第一路”很可能是维持现状，坚持要把朴社的发行所设在上海，．由陈乃乾主持，尽快出书。他的“第三路”有可能是要求把朴社的总部也设在上海，因而引起“北京同人”的“不谅”。至于“第二路”很可能是假如“北京同人”执意要把朴社发行所也设在北京，他“决退出”。俞平伯也是朴社的热心人。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７日，他由杭州来到上海，共商朴社事，仍不甚了了。王伯祥在是日日记中说：“我觉人之秉赋实不同，办事材与书生材确成两路的。乃乾偏于办事一面，平伯、颉刚则偏于书生一面，雁冰、圣陶则又别成一调，我实不了解他们也。”在王伯祥心目中

２８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４・第四期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