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还是崇洋——中西“文艺复兴说”之辨

复古还是崇洋——中西“文艺复兴说”之辨摘要：发生于欧洲14世纪到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不仅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其传入中国以来，也使各种“中国文艺复兴”说成为热潮，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而反响较大的当属胡适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比附西方文艺复兴之说。

本文拟以胡适的观点为出发点，通过探讨中西两种思想文化运动的异同，并进一步追溯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反思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文艺复兴；胡适；新文化运动；人文主义兴起于14世纪初的意大利，在16世纪的欧洲盛极一时的文艺复兴，不仅带来了科学与艺术革命，还揭开了近代欧洲的历史序幕。

除了受欧洲自身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影响外，各种文明的融合碰撞是导致其产生的更独特原因。

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1］然而几个世纪后，西欧的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的文明进程也同样发挥了影响。

其中，各种“中国文艺复兴说”的互相角逐便是其突出表现，这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一、中国文艺复兴诸说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将欧洲的文艺复兴文化带入中国以来，随着其文化精神的传播，代表作家作品的不断被引进，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诸种“文艺复兴说”也随之兴起，并形成一股热潮。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以清代学术比附欧洲文艺复兴说。

1904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把清代二百余年称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

他着眼于文艺复兴“复古”的形式，认为清代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2］梁启超所谓的清代学术虽有其以“复古得解放”的形式，但其精神实质并未成为主流价值而传承变迁，涵盖的领域和产生的实效也远不及欧洲文艺复兴。

然而此说法在中国学术史中具有重要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胡适。

胡适所主张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比附欧洲文艺复兴的说法所引起的反响较大，因此也有人称他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1919年，在胡适、蔡元培等帮助下，北大学生创办了宣传新文化刊物《新潮》，并为其取外文名字“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一词是Renaissance的意译）。

当年北大学生之一罗家伦在《话五四当年》中也提及：“《新潮》的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乃是表示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很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3］此后，1923年胡适撰写《中国之文艺复兴》，并在多次演讲中，用“中国的文艺复兴”来指称五四新文化运动。

除此之外，新儒学学者梁漱溟提出了中国人生态度复兴说。

他既反对中西调和说，也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价值取向，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4］即以孔子之“刚”的儒家人生态度的复兴。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固然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不同，因此又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

1933年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演讲——《今日中国文化的趋势》一文中，对二者相似之处进行归纳指出：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

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

……最后……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

［5］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两者异同问题。

笔者以为，胡适所说的第一点相似之处即为新文化运动中对白话文学的提倡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摒弃官方拉丁语，采用民族语言，俗语、口语创作的特点相似。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作家运用意大利方言来替代拉丁语创作，促进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发展；英国作家乔叟使用本国的“中部土语”进行创作，促进了英国通用白话的形成。

语言的革新使西欧各国的白话文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提出，他正是受此影响才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胡适本人不仅身体力行地创作白话诗，在留美期间，他坚持从事汉英诗的互译和英语诗的写作，他的白话译诗为白话入诗开辟了道路，革新了文学语言。

白话文学的提倡同时也使文学走出文人专属的空间，促进了文学的普及和大众化。

其次，胡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核心主张是以“人”为本，以人性反对神权。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对人文主义的某些方面有所表现，然而确切来看还是同中有异。

其相同之处是对“人”的发现，肯定个人价值。

周作人在其著作《欧洲文学史》中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起于人性自然，故重现世”，其本质在于“人生生力之发现”。

周作人将此精神引入中国，并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倡要创作出“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

然而欧洲文艺复兴是以“人”来对抗“神”，将人从中世纪神学、教会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五四新文化抨击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内部的“非人”力量，通过“反孔非儒”来达到反对人间封建君主专制的目的。

同时，由于中西人文传统的巨大差异，二者所达到的深度和起到的社会效应是不同的。

欧洲文艺复兴时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要求摆脱封建等级观念，发展个人的自由意志”。

而中国的人文传统侧重于“‘人文’与‘天道’契合”，具有“伦理中心与经世倾向”［6］。

这早在先秦就已形成，并在以后两千年间不断生发、变革。

因此，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对其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中国式人文主义，发生于传统信仰的零落与崩溃的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需要，而嫁接他者的叙事话语，并没有自己的根基，因而显得扭曲而疲惫，最终随着时局的变迁而被取代。

然而其在当时带来的思想冲击与解放的作用仍是具有开创意义。

再次，就“复古”的形式而言，引起了评论界在“复古”与“非古”间的争论。

一方面，有学者质疑两次运动的相似性，西方文艺复兴采用“复古”的形式，打着回到古希腊罗马的旗号来宣传新思想；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相反，“反孔非儒”的号召是一种非古意识，是对古代文化精神的否定与批判。

然而笔者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基于其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根基而言，而他们所认同的古代传统文化精神则另有出处。

学者洪峻峰在《回望“轴心时代”——“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一文中认为，新文化人认为中国史上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轴心时代”，因此新文化人要复兴的精神传统是先秦诸子之学，以此来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本土资源与动力。

胡适就明确提出了复兴“轴心时代”诸子学派的主张。

他认为儒学在先秦的时候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只有通过复兴诸子让儒学回到其本来地位，才能打破专制。

此说法自有其道理，但是诸子之精神传统并未像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受到重视而“复兴”起来。

因此，笔者以为胡适之所以将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其复古的形式上来说，除了着眼于五四运动的总体文化精神，也可能只是着眼于文学形式即白话文学，新文化人为了证明它的合理性，认为它在我国古代文学传统一直存在，只是因不受重视而病死，因此提倡白话文不只是创造一种新形式，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复活”一种文学形式，因此称之为“复兴”。

此外，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属于“外发型”的思想文化变革。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其应运而生。

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少量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引进了西方的时髦理论，但却缺少传统土壤的培育，而遭到“背离传统”、“全盘西化”的指责。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重新评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新态度，使得铁屋子被掀翻，民智得到启迪，任何专制便不再有其存在根基。

总之，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说”，是异质文化碰撞与文化传承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对其应秉持理性化的原则，绝不能简单地将其进行“西化”或“断裂”的定性，因为在引进外来文明和“断裂”中往往蕴含着新生，这其中包含着主客观诸多复杂因素。

近年来，“中国文艺复兴”的话题再次重提。

2006年12月，《南方周末》刊登刘军宁先生的长文《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使“中国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再次成为焦点，然而这类“宣言”式的论战檄文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是否只是近年来“媒体文化热”之下的一种大众文化的泡沫和“快餐式学术”？在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中，我们我们不应一味援引他者的逻辑范式和叙事话语进行一厢情愿的附会，而是要思考并将我们喊出的宏大叙事口号深人到具体实践中去。

注释与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27[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4[3]陈少廷.五四运动与知识青年[M].台北：环宇出版社，1974:3[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39[5]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章[A].欧阳哲生，刘红中.中国的文艺复兴[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81[6]冯天瑜.《略论中西人文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1997(1):21作者简介：李贝贝（1990-10-13）女，汉族，河北人，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