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902年于《新民之议》体会
《新民丛报》创办动机与梁启超的近代国家思想
More on Xin Min Cong Bao： Liang Qichao＇s Intentions and His Thoughts of Modern State 作者： 刘珊珊
作者机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院,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2-80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1期
主题词：�新民丛报》 国家思想 保皇会 革命派
摘要：对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重要杂志《新民丛报》的创办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探究1898年梁启超赴日以后的思想变化及与保皇党、革命派之间的疏离与交往。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创办“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的“国报”理念的具体实践。
在该报中，梁启超构建了一套以“国家公利公益”为最高价值的国家与国民一体的近代政治伦理。
在此思想之下，梁启超意欲突破保皇会的思想与组织限度，超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界限，将两党融为一体。
反映出戊戌维新失败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曾一度试图合作共同探索救国之路的现实境况。
晚清“国民之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晚清“国民之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胡笛【摘要】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precursors introduced many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in order to save China.Liang Qichao expounded the new “citizen”as a kind of important way to build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state.After the word “citizen”was prevailed,the discourse of “the mother of the citizen”was born.This discourse turns originally serious loss of basic human rights of women into a goddess,and we can also see the men’s political intentions and expectation for the role of “mother”behind the words.%晚清，先觉者们纷纷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救亡中国，论述新“国民”成为梁启超构建民族国家观的重要途径。
“国民”一词盛行之后，“国民之母”的话语也顺应而生。
“国民之母”话语让原本严重丧失基本人权的女性转而被圣神化，而话语背后也蕴含了男性启蒙者们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以及对女性“母亲”角色的期待。
【期刊名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5页(P93-97)【关键词】国民;国民之母;女性想象【作者】胡笛【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走向衰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臣民观的瓦解和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诞生。
梁启超的主要事迹介绍
梁启超的主要事迹介绍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青年时期倡导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下面是店铺跟大家分享的梁启超主要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梁启超人物简介1.公车上书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
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
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
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2.戊戌变法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
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
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东渡日本。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
梁启超与新史学
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 洲诸国。回国后，他对自己曾深信不 疑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此外，由 于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其主要精力 主要集中于学术研究这一阶段，梁启 超的史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其 主要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为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
梁启超晚年还十分关注中国近代新兴 学科考古学的进展。
在进化论史学思想已然深入人心 后，大批学者具有强烈的求变心理， 梁启超的议论切合了某种时代的要求， 新史学的思潮迅猛兴起。在新史学潮 流的冲击下，传统旧史学在理论上难 以应对，史学界的主流呈现出一派新 气象，史学发展的前沿具备了如下新 的共同趋势： 第一，转换旧史学的认识标准， 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研究。 梁启超提出了指出：“数千年之历史， 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 世界也”。
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并于20 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 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以梁启超、夏曾佑）为主，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学 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新史学”代表了晚 清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 新史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又一重要贡献 , 是他 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 对中国古代的思想遗产作了比较系统的 整理, 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 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第一, 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重新作了评价, 初步打破了儒家独 占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局面。 第二, 注意对时代思潮的研究。抓住各个时代的思潮来认识中 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演化,这是梁启超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 史的一项重要方法。
对梁启超的评价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
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
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
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
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
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
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
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
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
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
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
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梁启超的新史学
苦阳子：重读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史学借鉴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批判与创新精神。
他的新史学观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开创性功绩。
当下，中国正是”爆炒国学“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现实意义。
晚清王朝时，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尽头。
于是社会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与”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以政治转型领先，经济转型滞后为特征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
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晚清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
这种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因而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更加明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
“所谓无史，并非中国没有历史，而是指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
在新史学的倡导者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必须革新。
而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价值内容。
于是，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之弊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问题。
在这场中国史学界批评旧史学的主战场上，其旗手竟不是“激进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认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
梁启超在新史学的创建上，并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场开局的。
鲁迅与梁启超作品对照阅读
1、关于“看客”鲁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呐喊》自序》，1922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到了滑稽剧。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效。
（《娜拉走后怎样》，1925年）梁启超：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
…...中国寻常人有俗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此数句者，实旁观派之经典也，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净，质而言之，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
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
呜呼，吾为此惧！（《呵旁观者文》1900年）按：梁启超曰“旁观者”，鲁迅曰“看客”，梁先生用三个字才能概括的某种社会现象，人家鲁迅两个字就搞定了。
2 、关于“铁屋子”鲁迅：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难被毁的，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呐喊》自序》，1922年）梁启超：彼昔时之民贼，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时局也……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捁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
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捁拘挛而不能行，暗室仍闭而莫为启，则唯有瞠目结舌，听外盗入此室处，或划然长啸以去而已。
今日我中国之情形有类于是。
（《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按：梁启超二十世纪初年的文章中经常用到“暗室”、“漆室”、“幽室”这些词儿，用以指代当时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生灵涂炭的中国社会与思想界。
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暗室”、“漆室”等文言词换成了大白话的“铁屋子”！铁屋子就铁屋子吧，只是我们要知道，最早最明确地号召人们起来打破这铁屋子的人是梁任公而不是周树人。
作文素材————梁启超
“梁启超”：求新+救国+教育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
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出，群情愤慨。
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
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
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粱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粱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梁启超作品赏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又作风尘吸张[1]）。
《新民丛报》初期研究
《新民丛报》初期研究作者：彭昊雯来源：《大观》2017年第11期摘要：《新民丛报》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是改良派用来启迪民智、宣传君主立宪的重要阵地。
其中，初期阶段内容以日译西学和维新派群体发表的论说文章为主。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维新派群体所发表的相关论说，其中，日本相关言论比重很大，且反映了当时维新派群体对日本的态度及立场。
所以，笔者认为，以《新民丛报》报纸媒介为切入点，分析这个时期日本的形象以及维新群体们对日所持的立场如何，是一个相对创新且值得深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新民丛报》；日本言论；改良派；日本形象一、《新民丛报》简介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为半月刊，至1907年12月停刊，共发行了96号。
《新民丛报》每期所设栏目多达25个：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图画、论说、学说、时局、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谈丛、文苑、介绍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馀录。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缘起，在该报创刊号的告白中得以体现：“中国报馆之兴久矣，虽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足与各报相颉顽者，殆无闻焉。
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记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殆幼稚时代势因有不得不然者耶，本社同人有慨于是，不揣祷昧，创为此册。
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所未有矣。
”并且，梁启超将报刊作为“先收天下之心”的重要手段，《新民丛报》在维新派传播其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并且梁启超认为“报刊之所以能起监督政府之作用，这由于报刊不归政府管属，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政府受国民委托，报刊却代表民意”，“报馆之所以响导国民也，与学校异，与著书亦异，学校者筑智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
”报刊能起到监督政府和代表民意的作用。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03091119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一）生平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
1885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
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无已,遂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
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政治主张亦时有变化。
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但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始终未变。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
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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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902年于《新民之议》体会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著作《新民之议》于1902年发表，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来体会梁启超在《新民之议》中的思想和观点。
梁启超在《新民之议》中强调了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人民的觉醒和教育开始。
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启蒙，人民才能够理解和接受现代化的理念和价值观，从而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
他提出了“教育兴国”的观点，并主张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培养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梁启超在《新民之议》中强调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他认为，民主政治是现代国家的基石，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关键。
他主张实行宪政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他还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思想，主张在保留君主制度的同时，赋予人民以更多的政治权力。
这一思想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
梁启超在《新民之议》中还谈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问题。
他认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和产业发展，提倡创新和科技
进步，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他还提出了社会改革的思想，主张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的均衡。
这一思想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梁启超在《新民之议》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思想体现了对民主、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同时，他的思想也反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为中国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新民之议》的出版不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起点。
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和传承梁启超的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