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梁启超的教育思想1. 教育救国论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教育。
他提出“教育救国”的口号，强调教育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他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传承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2. 德育为先梁启超主张德育为先，强调道德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他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灵魂，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他提倡“以德育人”，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
3. 知识与能力并重梁启超主张知识与能力并重，认为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
他提倡“学以致用”，强调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4. 开放教育梁启超主张开放教育，认为教育要面向世界，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他提倡“中西合璧”，主张借鉴西方教育制度，改革我国教育体制。
5. 个性发展梁启超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认为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激发学生的潜能。
他提倡“因材施教”，强调教育要适应学生的个性差异，培养学生的特长。
二、梁启超的教育实践1. 创办新式学堂梁启超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如清华学堂、南开中学等。
这些学堂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品质。
2. 推动教育改革梁启超积极参与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主张。
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新式教育，使教育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3. 撰写教育著作梁启超撰写了大量的教育著作，如《中国教育史》、《教育杂论》等，为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培养人才梁启超注重人才培养，他创办的学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梁启超教育思想及实践的启示1.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及实践表明，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只有重视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2. 德育为先，全面发展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强调德育为先，全面发展。
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同时关注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个性发展。
论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
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3〕黑格尔这种把国家看成是“神圣理念”化身的观点是与他颂扬普鲁士的君主制度、推崇德意志民族意识相联系的，他的国家至上说适应了德意志建立统一帝国的需要，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
在他之后，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学说，他的名著《国家论》被看成是国家主权学说的圭臬，影响极大。
他发展了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的国家主权说和黑格尔的国家至上说，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力量的具体表现和人格化，具有最大最高的权力，居于一切权力之上。
对于国家中的人民，伯伦知理认为，人民不是散漫的一群个体，而是在政治意义上有组织的整体，拥有宪法的权力，并表现国家主权。
他反对卢梭的人民公意即为国家主权的观点。
他说，人民公意实是人们的意志，而意志属于人们的精神范畴，主权却是国家的法律，意志虽能促使法律的实施和变更，但它本身并不是法律，应该是先有主权然后才有主权意志。
在伯伦知理看来，人民作为社会群体时，可以处于各种状态之中，有时是涣散的，有时是分属不同的派别，国家主权应该体现人民的公意，但不能说国家主权就是由人民公意直接产生的。
在国家主权与统治者的关系问题上，伯伦知理认为两者都包含统一的、完全的权力，但从整体上说，国家主权先于统治者个人，国家制定法律，而统治者则在法律规范内自由行使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力。
在国家的目的上，他认为应该以国家为第一位，各私人只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器具”。
一般情况下，各私人的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两者也可能发生矛盾冲突，这时，国家可以要求人民付出生命，人民也应该为国家的利益做出牺牲。
与伯伦知理上述思想相表里的是德国政论家波伦哈克的见解。
波伦哈克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职能是平衡正义、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冲突。
他认为，在君主政体中，君主居于国家各种团体之上，拥有最高主权，从而很容易扮演国家主权的这一职能；但在共和政体中，由于人民享有民主权力，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在人民之上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来扮演国家主权的协调职能，于是社会冲突经常发生并导致革命，难以维持社会政体的稳定，因此他总结说：“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
民族主义与晚清民族国家认同——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Ｆ ｏ ｃ ｕ ｓ ｉ ｎ ｇ ｏ ｎ Ｌｉ ａ ｎ ｇ Ｑｉ — ｃ ｈ ａ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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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ｅ ｏ ｆ Ｈｉ ｓ ｔ ｏ ｒ ｙ ａ ｎ ｄ Ｃｕ ｌ ｔ ｕ ｒ ｅ ， Ａｎ ｈ ｕ ｉ 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Ｆｉ ｎ ａ ｎ ｃ ｅ ａ ｎ ｄ Ｅｃ ｏ ｎ ｏ ｍｉ ｃ ｓ ， Ｂｅ ｎ ｇ ｂ ｕ ２ ３ ３ ０ ３ ０， Ａｎ ｈ ｕ ｉ ， Ｃｈ ｉ ｎ ａ ）
如前文所述梁启超认为凡国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并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国民所当汲汲者其经由民族主义建立强大国家的呼吁已跃然纸上
第 ２ ７ 卷
第 ４期
２ ０ １ ３年 ８月
石河 子大 学学 报 （ 哲 学社 会 科学版 ）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Ｓ ｈ ｉ ｈ ｅ ｚ ｉ 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 Ｐ 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ｙ ａ ｎ ｄ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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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文将从梁启超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和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出发，探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评价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并总结对今天教育的启示和建议。
生平事迹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聪明好学，17岁时考中秀才，18岁时进入广州学海堂学习，接触西方文化。
梁启超在读书期间，深受康有为的思想影响，认识到中国需要变革政治、推进现代化。
1895年，他参与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随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担任了内阁司法部长等职务，后来又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等要职。
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学术和思想的发展。
学术成就梁启超在学术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
他以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为己任，提倡“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
他的学术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且都有独到的见解。
他的著作《饮冰室合集》收录了他的重要文章和演讲稿，其中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思考。
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既受到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也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民族危机深重，社会矛盾尖锐。
面对国家的危局，梁启超认为，教育是拯救国家、培养人才的关键。
他提出，“教育者，万事之本源也”，认为教育应该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同时，梁启超也受到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影响，他推崇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认为儿童应该顺其自然地发展，发挥自己的天赋和兴趣。
教育思想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目的梁启超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
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的德行，使人具备爱国、进步、实干的精神。
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问题，而梁启超则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
他不仅撰写有理论著作，运用近代学术观点论述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在其通史和专史著作中，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相当的重视。
他作为本世纪前期具有突出的进步民族观点的思想家，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民族观加以探讨，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11年第1—7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民国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内容都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
），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
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
我国古代文献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
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
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页。
），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科学意义的第一人。
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
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法律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
“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梁启超的民族观研究
《梁启超的民族观研究》xx年xx月xx日contents •引言•梁启超的民族观概述•梁启超民族观的演变•梁启超民族观的影响•结论目录01引言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民族观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梁启超的民族观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背景与意义1文献综述23涉及梁启超研究的学术论文、著作和传记等数量众多关于梁启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等领域已有较深入研究关于梁启超的民族观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进行探讨采用文献分析法，搜集、整理和阅读相关文献资料运用历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论文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三个章节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02梁启超的民族观概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深重危机，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国家如何构建成为焦点。
时代背景梁启超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科举失利后投身报界，逐渐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个人背景梁启超民族观的形成背景03民族复兴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必须以民族精神为支撑，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强化民族认同感。
梁启超民族观的主要内容01民族平等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由各民族共同组成，各民族应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共同发展。
02民族团结他强调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认为团结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安危的关键。
梁启超民族观的特点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他的民族观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既关注现实问题，又追求理想目标。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梁启超的民族观既强调爱国主义，又关注国际形势，追求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和谐共处。
传统性与现代性梁启超的民族观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想，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特点。
03梁启超民族观的演变意识到中国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主张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强调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结合，以国家利益为重。
早期：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相结合提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想。
对梁启超的民族观评价
对梁启超的民族观评价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晚清和民初时期，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思想启蒙和国家建设。
梁启超的民族观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国家强大的追求，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借鉴。
以下是对梁启超民族观的一些评价：1.倡导变革和思想启蒙： 梁启超认为中国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弊端和文化的滞后。
他提倡变革，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以启蒙的方式推动社会和思想的进步。
这种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
2.民族自强： 梁启超强调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进行自我振兴，强调了民族自强的理念。
他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吸收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以提高中国的国力。
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时期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对西方文明的学习： 梁启超鼓励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并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见解。
他认为，只有通过吸收西方的先进文明，中国才能在世界上立足。
这种开放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被认为是开创性的。
4.多元文化的认同： 梁启超对多元文化的认同较为突出，他不仅关注中华文化传统，也积极学习借鉴西方文明。
他提倡文化的多元共存，认为中国应当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以推动自身的发展。
5.思想影响： 梁启超的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一些观点被认为是当时一些先进思想的代表，同时也受到一些争议。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梁启超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
总体而言，梁启超的民族观在当时的背景下被认为是积极的，因为他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变革和现代化。
然而，他的思想也受到了一些批评，特别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有人认为他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或可行。
清末梁启超的民族认同历程
对待而起。《 曰： 诗》 兄弟阅于琦， 外御其侮。苟无外侮， 则虽 兄弟之爱， 亦几几忘之矣。 故对于他 家， 然后知爱吾家， 对于他 族， 然后知爱吾族。ｕ 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绝对 ， 但恰恰表明他 到 日本以后 ， 对世界 、 对世界中的中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他 认为 “ 国民之有爱国心与否 ， 必当于其 民之 自居子弟软 自居 奴隶软验之 。 ［ ９ １ 他开始用新的国民理论来解释爱国之源 ， 这 为他新的民族 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思 想， 他解释说 ： 国者何？ “ 积民而成也。 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 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 ， 故民权兴则国权立， 民权灭则
秋》 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 、 两汉先师之口说 ， 而未 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 《 春秋 》 治天下也 ， ， 非治一国也 ， 治 万世也， 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 所传闻世 ， 治尚粗略， 则 内其国而外诸夏 ； 所闻世 ， 治进升平 ， 内诸夏而外夷狄； 则 所 见世， 治致太平， 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而且 ， 阎 他认为要实 现“ 大一统”的理想 ， 还需要一个 步骤 ， 那就 是孔子提 出的 “ 三世说”。 梁启超反对革命派的 “ 夷夏之辨”， 其理论依据正 是孔子的 “ 三世说” 。他在 １９ 年《 ８７ 复友人论保教书》 中说； “ 窃以为居今 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 ， 必其人于危亡之故 ， 讲之未莹 ， 念之未熟也。夫春秋三世之义 ， 据乱世内其国而外 诸夏 ， 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 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口 ”
的思想， 而代之以狭义的国家和民族观念。 他在 １ ９ ８ 年写道： ９
我支那人 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 ， 由不 自知 其为国也。中国 自古一统 ， 环列皆小蛮夷， 无有文物 ， 无有政 体， 不成其为国， 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 故吾国数千年来， 常 处于独立之势， 吾民之称禹城也 ， 谓之为天下， 而不谓之为国。 既无国矣， 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 以平等而成 ， 爱也者，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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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许小青【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专题号】K3【复印期号】2000年07期【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97～102页【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内容提要】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
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建构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进，对当时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国家/本土化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
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
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
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
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p16)。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不能群乎哉？……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天下群则犹未也。
”[2](p4)这里，梁启超思想不仅开始暗含了将中国人整合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且明显地分辨出“国群”与“天下群”，表现出其传统“天下主义”思想开始松动，但其对“国群”的认同并不强烈，而把这种朦胧的“国”的概念仅看成是向大同世界过渡的一个中介，他接着说：“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2](p4)同样的观念也可以从其当年发表的有关春秋公羊之义中看出来，“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
”[2](p48)这仍是一种典型的天下观。
但是《说群》这篇文章明显地浸透着一些达尔文式的概念，将“群”看成社会政治有机体，与同期的康有为、谭嗣同相比，梁启超思想中明显地疏远了“仁”的道德理想。
带着“群”的思想，梁启超开始向早期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迈进，这在他对国家如何建立中得到反映：“敢问国，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
”[2](p64)百日维新后，与外界的接触，使梁启超天下主义的余烬渐趋熄灭，国群观念逐渐凸显。
1899年，其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
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
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
……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末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
”[3](p66)这时梁启超把天下群积极推进到“国家群”，并批评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意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4](p23)。
随着国群意识体认的强化，他明确地认为中国人爱国心不发达，乃在于天下主义的阻挠，疾呼除去中国人的天下观，确立以国家对国家的办法——“今日救中国别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国家而已。
”[5](p35)他一方面批判旧的国家观：“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6](p21)明确地把朝廷与国家区分开来：“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
”[6](p16)另一方面，梁启超明确区分出部民和国民：“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
”[6](p6)之后，梁启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6](p16)这样，国家“群”在四个对照中其位置自然明确起来，这就是指中国人必须有近代国家的自觉，以这种国家思想为引导，而认同于国群，可以说这是中国人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也是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中的一次革命性的转变。
1903年，梁启超旅美，思想振动很大，深刻体会到加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性。
此时，他深受日尔曼国家主义者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国群”的自觉，变成了一位明确的国家主义者，他强调“国家理性”的至高性和权威性。
从上可以看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过程，也是从一个天下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过程。
2.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传统的“天下主义”纠缠一起的是矛盾重重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当天下主义退潮，而民族国家符号系统还远末确立之时，梁启超唯有诉诸人种论。
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泛黄种人主义”：“种战之大例，自有生以来至于今日，日益以剧……，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相驱驰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
虽然，黄种之人，支那人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种必自支那始。
”[7](p83)从理论上分析，这里的“华夏”内涵已扩展为黄种人，“夷”的内涵已变为西方，但整体上仍未摆脱“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这种合种思想，仍是公羊学的遗存，其基调仍是天下主义的残余。
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危机加剧，梁启超在国群意识的萌动下，要求中国人“合群”，就最敏感的满汉问题，他主张从国家整合出发，满汉宜合不宜分。
他说：“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
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
何也？以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4](p36)为加强其论点，梁启超又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加以疏解，他认为：“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8](p7)可以说，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自觉。
但这种自觉又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种族主义的纠缠，他时时流露出排满的偏见，如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提到“以晚明政治之腐败，达于极点！其结局至举数千年之禹域，鱼烂以奉诸他族，创巨痛深，自古所未尝有也。
”[9](p84)传统的夷夏观仍十分顽固。
1902年，梁与康有为通信，解释其排满思想的理由：“至于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其有难言者。
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不能实行也。
故不如披肝沥胆一论之。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日本以讨幕为最相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相宜之主义。
”[10](p286)这一时期，梁启超与革命派联系密切，受革命排满思想影响较重，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1903年，梁游美，进一步发展以前“国群”思想，深受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强调国家理性至上，认为中国要达到一个统一有力的秩序而求生存，中国境内各民族必须统合起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
”[11](p76)因此，他提出了他的的大民族主义主张：“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
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
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11](p75-76)鲜明地体现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
在这种大民族主义指导下，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中，明确地反对排满，“吾党认中国自有史以来，未尝亡国。
谓爱新觉罗氏之代朱氏，乃易姓而非亡国，其根据之理论不一。
而满洲人在明时实为中国臣民。
……以中国臣民而篡中国前代君主之位，此历史上所数见不鲜者，而亡国问题，安自发生耶？”[12](p56-59)他进一步主张说：“但以严格论之，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此吾所主张也。
”其理由是：“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合民族之资格者也。
”[13](p31)梁启超此时最关心乃是“国家至上”，深恐排满会流于复仇主义，他指出：“吾又见夫不必持复仇主义，而国民最高之目的，固非不能达也，吾又见乎苟持复仇主义，充之至于尽，则应仇者不止一满洲也。
故吾谓复仇主义其可以已，而其爱国者，允宜节制感情，共向一最高之目的以进行也。
”[13](P43)这一最高目的使是建一民族国家，梁在这里对共同体的体认已完全确立。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始于天下主义的松动，成于国家至上观念的确立，与之相伴的是民族思想的变迁，由种战而引发的“泛黄种人主义”到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确认，经由一个反复的过程，尤其在“排满”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最后民族共同体的体认乃指归到国家理性上。